淺談易經與傳統文化的研究
楊振寧先生髮表的對於《易經》的看法引發了熱烈的討論，話題是中國作為一個古代科學技術發達的國家，為什麼卻未能萌生近代科學。在中國古代的重要經典中，唯有《易經》涉及宇宙思考，所以對自然科學影響較大。我想，問題恐怕不在於中國沒有萌生近代科學，而在於近代科學從西方傳來中國的時候，為什麼受到如此的冷遇和抵抗。
歐幾里得幾何學的創立是科學史和人類思想史上的大事，而17世紀徐光啟翻譯出版《幾何原本》也應該成為中國科學史上的大事。徐光啟（1562－1633）與伽裡略（1564－1642）是同時代人，如果歐幾里得的思想在明代就能引起中國人的注意，其實並不算晚。可惜它在這片土地上沒能激起絲毫微瀾。遭受同樣命運的還不僅是《幾何原本》而已。直至19世紀中葉出版的《海國圖志》和《瀛環志略》，一樣地沒有幾個人讀。連梁啟超也是去北京會試回粵經過上海，買到《瀛環志略》，才第一次知道原來這個世界竟有五大洲。中國人的這種對於外來資訊的麻木，一是出於把科學技術視為奇技淫巧，二是出於對古代聖賢的崇拜。凡是與中國傳統的主流文化相悖的東西都會在這裡受到抵制。由於認為古人比今人高明，祖宗之法不可改，堯舜時代是最輝煌的'，周公孔子是最高明的，越古老的東西越神聖，對古聖賢的任何質疑都是大逆不道的，因此對新興的和外來的東西一概持排斥態度。這正是中國傳統文化最致命的缺點。直到新文化運動興起，才將這千古鐵律鑿開了一個缺口，雖則僅僅是一個缺口而已。
再來看《易經》和科學的關係。《易經》中的太極圖只含陰陽二儀，其包容性之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我們不能牽強附會地把物理上的正電和負電、波粒二象性，化學和生物上的許多規律，以及今後幾百年乃至遙遠將來的科學成就，都看作是對《易經》內涵的破譯。科學上的新發現符合於陰陽二儀，本不值得驚訝，並不能證明《易經》有先驗之效。決不能說科學家奮鬥了幾百年才取得的成果都無非是《易經》中早就蘊含著的東西；似乎只要捧著《易經》冥思苦想，就能悟其真諦，就能有偉大發現，更可省卻那麼多的實驗工夫。至今不少學者在潛心解讀《易經》，仍然是出於對終極真理的追尋。
《易經》的作者不可考，它的創制可追溯到遠古傳說中的伏羲和周文王的時代。如果說它在殷末周初已見雛形，那麼它大概是三千年前的作品。應該說，它或對或錯，對後世是不用負什麼責任的，它的不明確性似乎也不是什麼大缺點。問題在於《易經》的不明確性提供了後世對它的解釋隨心所欲的可能性。如天人合一，可以解釋為人類應該與自然和諧發展，這是一個符合環保的理解；但也有人解釋為認識世界可以不透過實踐，而只需“內省體驗”，從而走上左道傍門的異端。至於《易經》的原義如何，並不重要。算命先生對未來的預言總是相當含糊，正是這種含糊才使得一些人感覺預言的正確。
《易經》後來按照道教的需要進行了全面的詮釋，成為道教教義的組成部分，就更增加了其神秘性。現代科學要求明確性，要求實驗證據。由於傳統的思想方法與現代科學完全不同，而它自五四以來又被冷落了幾十年，乍一接觸反而覺得有一種新鮮感。這就使一些人誤以為從中或者可以為科學找到一條新路，甚至想完全替換現代科學的目前的思路。這也是打著“弘揚中國傳統文化”旗號的有些偽科學（所謂“人天科學”）所宣揚的東西。一些人踩入的誤區，正是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崇拜達到了極致，把《易經》奉為後人不可逾越的終極真理，感嘆它的博大精深，似乎包孕了五洲四海社會自然過去未來的最根本大義。一個民族被這種觀念佔據了統治地位，不管它的科學文化曾經多麼輝煌，也註定地會走向衰落。這正是我們所看到的近代中國的命運。至於萊布尼茲和湯川秀樹曾經從《易經》捕獲過科學研究的靈感，並不能據此說明《易經》對科學研究應該具有指導地位，正如科學家有時也從文學、音樂和繪畫中獲得靈感一樣，本質上屬於一種觸類旁通。
《易經》產生於生產力極其低下的時代，即使把它看作一種遊戲，也不能不承認它達到了和諧和完美，是一部相當精彩的作品。研究《易經》，如果把它看作為古人的智慧，古人的想像力和追求，固然無可非議。好比宗教和神話中的宇宙圖畫仍然有欣賞價值；好比天文學確認了月球是地球的一顆衛星，卻並不能使中國傳說中的嫦娥和希臘神話中的狄安娜有所遜色。但是欣賞是一回事，頂禮膜拜是另一回事。不但是《易經》，任何傳統文化都不應該成為科學研究的桎梏。既能包容一切優秀文化，又不諱言自身缺點，這才是我們應該發揚的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