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語》讀書筆記1500
《論語》讀書筆記1500
孔子作為我國古代著名的教育家，一生從事教育工作，教出了許多有才幹的學生，在教育實踐中取得了豐富經驗，《論語》一書對此有較多的概括。
其一，關於教育指導思想。孔子主張“有教無類”(《衛靈公》)，即受教育者不應分貴賤、賢愚，應該機會均等。這一思想打破了教育的等級界限，擴大了教育物件，使教育擴及於廣大平民，這在當時無疑具有重大的進步意義。
其二，關於教育的基本方法。孔子主張“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也就是說對於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以於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談論高深的道理。為貫徹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對自己學生的觀察瞭解，諸如“由也果”、“賜也達”、“求也藝”(《雍也》)，在此基礎上採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辦事畏怯，所以要鼓勵他;子路膽大過人，自以為是，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即：“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進》)孔子還重視誘導式的啟發教育，不要求學生死讀書，而貴在觸類旁通，即所謂：“告諸往而知來者”(《學而》)。子夏談詩“巧笑倩分，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從而體會到“禮”應該以忠信仁義為本的道理，因此孔子稱讚他道：“起予者商也!始可與信《詩》已矣。”(《八佾》)能啟發我的人是子夏啊!現在我可以與你談論《詩經》了。顏淵聽老師講學後“亦足以發”(《為政》)，子貢也說他“聞一以知十”(《公冶長》)，所以孔子特別稱讚顏淵的聰明好學。這正是啟發誘導式教育的必然結果。孔子特別強調“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述而》)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時，我不去啟發他，不到他想講而講不明白時，我不去開導他。例舉一個道理而他不能類推出三個道理，我就不再教誨他了。孔子還強調在實行啟發誘導的基礎上，必須注意循序漸進，即：“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爾。雖欲從之，末由也已!”(《子罕》)這種使學生竭力鑽研，“欲罷不能”的情狀，正是對循循善誘啟發教育的寫照，在我國教育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其三，關於教育的基本內容。孔子長期從事教育工作，教育的內容十分廣泛，但他所用的教材多是沿用周代貴族學校所用的六藝，即詩、書、禮、樂、易、春秋。“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述而》)“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季氏》)由此可見，孔子是以詩、書、禮、樂為普通教材教育學生的。至於“易、春秋”只是在孔子的晚年才進行研究並付諸教學的內容，所以孔子說：“五十以學《易》”(《述而》)。也可能因為《易》、《春秋》是比較精深的學科，只有少數高材生才能學習，所以說“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孔子世家》)。那麼，在這些教學內容中孔子最為重視的是什麼呢?從《論語》的許多思想中可以看出，《詩》《禮》是孔子教學的主要課程。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季氏》)“誦《詩》三百，授之以政。”(《子路》)“《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為政》)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八佾》)“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為政》)這些思想說明，孔子不僅重視《詩》《禮》的教育，而且重視這些內容的總結挖掘與研究，它對中國古代教育內容的豐富和完善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
其四，關於教育的培養目標。在孔子看來，進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義禮淨化人們的靈魂，協調人們的社會行為之外，其重要目的在於培養具有仁義之心的“仕”、“君子”，以為當時的社會服務，這就是他著名的“學而優則仕”思想(《子張》)。正因如此，當季康子問他的弟子仲由、子貢、冉求能否“從政”的時候，孔子滿口答應可以“從政”(《雍也》)。事實上，在孔子七十有二的得意門生中，從政者為數不少，孔子自身也不反對參政。這說明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養目標與當時的社會需要是相統一的，體現了教育的社會價值。當然，孔子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體現著階級屬性，但作為社會的人，孔子在當時歷史條件下所倡導的許多思想，本身具有符合人類共性的成分，是中華民族傳統美德，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應予以辯證地分析和揚棄。
《論語》讀書筆記1500
《論語》的.語言簡潔精煉，含義深刻，其中有許多言論至今仍被世人視為至理。
《論語》以記言為主，“論”是論纂的意思，“語”是話語，經典語句，箴言，“論語”即是論纂(先師孔子的)語言。《論語》成於眾手，記述者有孔子的弟子，有孔子的再傳弟子，也有孔門以外的人，但以孔門弟子為主。《論語》是記錄孔子和他的弟子言行的書。
作為一部優秀的語錄體散文集，它以言簡意賅、含蓄雋永的語言，記述了孔子的言論。《論語》中所記孔子循循善誘的教誨之言，或簡單應答，點到即止;或啟發論辯，侃侃而談;富於變化，娓娓動人。
《論語》又善於透過神情語態的描寫，展示人物形象。孔子是《論語》描述的中心，“夫子風采，溢於格言”(《文心雕龍?徵聖》);書中不僅有關於他的儀態舉止的靜態描寫，而且有關於他的個性氣質的傳神刻畫。此外，圍繞孔子這一中心，《論語》還成功地刻畫了一些孔門弟子的形象。如子路的率直魯莽，顏回的溫雅賢良，子貢的聰穎善辯，曾皙的瀟灑脫俗等等，都稱得上個性鮮明，能給人留下深刻印象。孔子因材施教，對於不同的物件，考慮其不同的素質、優點和缺點、進德修業的具體情況，給予不同的教誨。表現了誨人不倦的可貴精神。據《顏淵》載，同是弟子問仁，孔子有不同的回答，答顏淵“克己復禮為仁”，答仲弓“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己所欲，甚施與人”，答司馬中“仁者其言也訒”。顏淵學養高深，故答以“仁”學綱領，對仲弓和司馬中則答以細目。又如，同是問“聞斯行諸?”孔子答子路：“又父母在，如之何其聞斯行之!”因為“由也兼人，故退之。”答冉有：“聞斯行之。”因為“求也退，故進之。”這不僅是因材施教教育方法的問題，其中還飽含孔子對弟子的高度的責任心。
《論語》作為一部涉及人類生活諸多方面的儒家經典著作，許多篇章談到做人的問題，這對當代人具有借鑑意義。
其一，做人要正直磊落。孔子認為：“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雍也》)在孔子看來，一個人要正直，只有正直才能光明磊落。然而我們的生活中不正直的人也能生存，但那只是靠僥倖而避免了災禍。按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這種靠僥倖避免災禍的人遲早要跌跟斗。
其二，做人要重視“仁德”。這是孔子在做人問題上強調最多的問題之一。在孔子看來，仁德是做人的根本，是處於第一位的。孔子說：“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學而》)又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這說明只有在仁德的基礎上做學問、學禮樂才有意義。孔子還認為，只有仁德的人才能無私地對待別人，才能得到人們的稱頌。子曰：“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里仁》)“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伯夷、叔齊餓死於首陽之下，民到於今稱之。”(《季氏》)充分說明仁德的價值和力量。
那麼怎樣才能算仁呢?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顏淵》)也就是說，只有剋制自己，讓言行符合禮就是仁德了。一旦做到言行符合禮，天下的人就會讚許你為仁人了。可見“仁”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後天“修身”、“克己”的結果。當然孔子還提出仁德的外在標準，這就是“剛、毅、木、訥近仁。”(《子路》)即剛強、果斷、質樸、語言謙虛的人接近於仁德。同時他還提出實踐仁德的五項標準，即：“恭、寬、信、敏、惠”(《陽貨》)。即恭謹、寬厚、信實、勤敏、慈惠。他說，對人恭謹就不會招致侮辱，待人寬厚就會得到大家擁護，交往信實別人就會信任，做事勤敏就會取得成功，給人慈惠就能夠很好使喚民眾。孔子說能實行這五種美德者，就可算是仁了。
當然，在孔子看來要想完全達到仁是極不容易的。所以他教人追求仁德的方法，那就是“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顏淵》)即廣泛地學習文化典籍，用禮約束自己的行為，這樣就可以不背離正道了。同時也要重視向仁德的人學習，用仁德的人來幫助培養仁德。而仁德的人應該是自己站得住，也使別人站得住，自己希望達到也幫助別人達到，凡事能推己及人的人。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雍也》)
其三，做人要重視修養的全面發展。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學而》)即：我每天都要再三反省自己：幫助別人辦事是否盡心竭力了呢?與朋友交往是否講信用了?強調從自身出發修養品德的重要性。在此基礎上，孔子強調做人還要重視全面發展。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述而》)即：志向在於道，根據在於德，憑籍在於仁，活動在於六藝(禮、樂、射、御、書、數)，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地做人。那麼孔子為什麼強調做人要全面發展呢?這裡體現了孔子對人的社會性的認識，以及個人修養的相互制約作用，他說：“舉於詩，立於禮，成於樂。”(《泰伯》)即：詩歌可以振奮人的精神，禮節可以堅定人的情操，音樂可以促進人們事業的成功。所以，對於個人修養來說，全面發展顯得極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