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有感》李商隱唐詩鑑賞
玉帳牙旗得上游，
安危須共主君憂。
竇融表已來關右，
陶侃軍宜次石頭。
豈有蛟龍愁失水？
更無鷹隼與高秋！
晝號夜哭兼幽顯，
早晚星關雪涕收？
李商隱詩鑑賞
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宰相李訓、鳳翔節度使鄭注在唐文宗授意下密謀誅滅宦官。事敗，李、鄭先後被殺，連未曾預謀的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等也遭族滅，同時株連者千餘人，造成“流血千門，殭屍萬計”的慘劇，史稱“甘露之變”。事變後，宦官氣焰更加囂張，“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通鑑》）。開成元年（836）二、三月，昭義軍節度使劉從諫兩次上表，力辯王涯等無辜被殺，指斥宦官“擅領甲兵，恣行剽劫”，表示要“修飾封疆，訓練士卒，內為陛下心腹，外為陛下藩垣。如奸臣難制，誓以死清君側”，並派人揭露宦官仇士良等人的罪行。一時宦官氣焰稍有沉沒。作者有感於此事和朝廷依然存在的嚴重局勢，寫了這首詩。因為不久前已就甘露之變寫過《有感二首》，所以本篇題為“重有感”。這種標題，類似無題。
首句“玉帳牙旗”，是說劉從諫握有重兵，為一方雄藩。昭義鎮轄澤、潞等州，靠近京城長安，軍事上據有極便利的形勢，所以說“得上游”。這句重筆渲染，顯示劉的實力雄厚，條件優越，完全有平定宦官之亂的條件，以逼出下句，點明正意：在國家危急存亡之秋，作為一方雄藩理應與君主共憂患。（“安危”是偏義複詞，這裡偏用“危”義。）句中“須”字極見用意，強調的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如改用“誓”字，就變成純粹讚賞了。“須”字高屋建瓴，下面的“宜”、“豈有”、“更無”等才字字有根。
頷聯用了兩個典故。東漢初涼州牧竇融得知光武帝打算征討西北軍閥隗囂，便整頓兵馬，上疏請示出師伐囂日期。這裡用來指劉從諫上表聲討宦官。東晉陶侃任荊州刺史時，蘇峻叛亂，京城建康危險。侃被討蘇諸軍推為盟主，領兵直抵石頭城下，斬蘇峻。這裡用來表達對劉從諫進軍平亂的期望。一聯中迭用兩件性質相類的事，同指一人，本來極易流於堆垛重沓，但由於作者在運用時各有意義上的側重（分別切上表與進軍），角度又不相同（一切已然之事，一切未然之事），再加上在出句與對句中用“已”、“宜”兩個虛字銜連相應，這就不僅切合劉從諫雖上表聲言“清君側”，卻並未付諸行動的情況，而且將作者對劉既有所讚歎、又有所不滿，既有所希望、又不免有些失望的複雜感情準確而細密地表現出來。不說“將次”，而說“宜次”，正透露出作者對劉的“誓以死清君側”的聲言並不抱過於樂觀的看法。“宜”字中有鼓勵、有敦促，也隱含著輕微的批評和譴責。
頸聯中用了兩個比喻。“蛟龍愁失水”，比喻文宗受制於宦官，失去權力和自由。“鷹隼與（通“舉”）高秋”，比喻忠於朝廷的猛將奮起反擊宦官。（《左傳·文公十八年》：“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隼之逐鳥雀也。”鷹隼之喻用其意。）前者，是根本不應出現的，然而卻是已成的事實，所以用“豈有”表達強烈的義憤，和對這種局面的不能容忍；後者，是在“蛟龍失水”的情況下理應出現卻竟未出現的局面，所以用“更無（根本沒有）”表達深切的憂恨和強烈的失望。紀昀說：“豈有、更無，開合相應。上句言無受制之理，下句解受制之故。”（《李義山詩集輯評》引）這是比較符合作者原意的`。與上面的“須共”、“ 宜次”聯絡起來，還不難體味出其中隱含著對徒有空言而無實際行動、能為“鷹隼”而竟未為“鷹隼”者的不滿與失望。
末聯緊承第六句。正因為“更無鷹隼與高秋”，眼下的京城仍然晝夜人號鬼哭，一片悲慘恐怖氣氛。究竟什麼時候，才能收復為宦官所佔領的宮闕，拭淚歡慶呢？“早晚”，即“多早晚”，系不定之詞。兩句所表達的是對國家命運憂急如焚的感情。
用“有感”作為政治抒情詩的題目，創自杜甫。
李商隱這首詩，不但承繼了杜甫關注國家命運的精神和以律體反映時事、抒寫政治感慨的優良傳統，而且在風格的沉鬱頓挫、用事的嚴密精切乃至虛字的錘鍊照應等方面，都刻意描摹杜律。詩的風格，酷似杜甫的《諸將五首》；它的立意，可能也受到“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君何以答昇平”這兩句詩的啟發。但比起他後期學杜的律詩（如《籌筆驛》、《二月二日》等），他前期的這類作品就不免顯得精嚴厚重有餘而縱橫變化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