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楊善洲同志先進事蹟報告會上的發言
我是楊善洲的二女兒。記得上小學時，有一天，老師教給我一首好聽的兒歌：“爸爸是一棵大樹，媽媽是一棵大樹。我們是快樂的小鳥，在兩棵大樹間飛來飛去。”回到家，我背給姐姐聽，揹著，揹著，姐妹倆就哭了。
為什麼哭呢？因為我們很少見到當時擔任保山地委副書記的爸爸。我是3歲多的時候才第一次見到爸爸，媽媽讓我叫“爸爸”，我卻害怕得直往媽媽身後躲。
不光是為我們姐妹哭，也為媽媽哭。爸爸長年在外，媽媽成了家裡的頂樑柱。糧食不夠吃，她就上山找來野菜充飢；我和妹妹沒有錢上學，她清晨上山摘野果，夜晚熬夜編糞箕、扎掃把，挑到街上去賣，一分一分地湊學費……
慢慢長大了，有人對我說：“你爸是地委書記，靠著這棵大樹，你們一家有享不完的福。”其實我知道，爸爸這棵樹，根本靠不上。不但靠不上，他還經常“阻止”好心人對媽媽和我們姐妹的幫助。那時候，我感到的不僅僅是委屈，甚至有些怨恨他。
1970年，我媽媽生我妹妹，家裡缺糧，一家人靠野菜摻雜糧度日。有一天，鄉民政幹部經過我家，看到這種情況，就送來了30斤救濟大米和30斤糧票。後來爸爸知道了，責怪我媽說：“我是黨的幹部，我們不要佔公家的一點便宜，領導的家屬決不能搞特殊！這大米和糧票要攢了還給公家！”差不多過了半年，我媽媽硬是東拼西湊，才還清了這筆糧款。媽媽說：“他就是這樣一個人，公家歸公家，個人歸個人，我曉得他的性格，我可以少吃點，只是娃娃們餓著可憐啊……”
更讓我們姐妹不能理解的是，爸爸擔任保山地委書記的時候，按當時的政策，媽媽和我們姐妹都可以“農轉非”。爸爸身邊的工作人員填好申請表後，向他報告，他卻把申請表要了過去，鎖進了抽屜裡。一個地委書記，老伴和3個孩子竟然在老家當農民，說起來恐怕誰都不會相信，可爸爸就是這樣做的.。
爸爸去世後，在整理他的文稿時，我們讀到了多年來埋藏在他心裡的對家庭的歉疚：“我出來工作，家庭是很困難的，家有老母親、老伴兒，後來又有3個娃娃，就靠老伴兒在家養老供小，我根本沒有時間照顧家庭……我對家庭欠債很多……我從地委書記的位置上退下來，回到大亮山種樹，除了想為家鄉的群眾做點實事，就是想離家近一點，每個月都爭取回家看看。”
爸爸其實是個很有感情的人，無論是對群眾，還是對自己的家人。
我讀初二的時候，爸爸把我接到保山讀書。在保山，每個月爸爸給我買好飯菜票，還給我6塊錢的零花錢。有一次，我發現自己的枕頭下多了一把梳子，後來才得知是爸爸給我放的，細心的父親知道女兒已經到了愛美的年齡。還有一次，學校放假，爸爸特意回施甸老家來接我，因為擔心趕不上客車，爸爸帶著我早上四五點鐘就起來走小路。結婚時，爸爸沒有給我買過什麼，後來我有了孩子，爸爸來看我，發現一家人的衣服亂七八糟地塞在一個大紙箱子裡，就給了我100塊錢，讓我去做個衣櫃。
在爸爸的內心深處，他覺得這一輩子，歉疚最多的，就是媽媽。1996年我媽媽因膽結石住院16天，因肺氣腫住院13天，兩次住院，爸爸都從大亮山趕下來，一直守在媽媽身邊。他每天都會早早地買好早點帶給媽媽，守到夜裡很晚才回去，每次吃飯，他都要親自端到媽媽的床前。然而他生病了，卻不要媽媽去看他，陪他。就在爸爸最後一次生病住院時，媽媽到醫院去看望他。爸爸一看見媽媽就說：“你怎麼來了？你暈車，以後別來了，我不會有事的。”媽媽說：“我來看你一眼，你好了就回去。”媽媽在醫院守了爸爸三天，這三天，不管如何疼痛，爸爸都強忍著不出聲，那是因為他不想讓媽媽擔心。
意識到自己的日子不多了，爸爸在狀態稍好的時候，反覆向我們交代：“我這輩子最對不起的人是你們的母親。市裡獎給我20萬，我捐了10萬給保山一中，6萬給了林場，專門留了4萬元給你們的母親，你們要好好用，讓你們的母親安享晚年，她這一輩子不容易。”彌留之際，他掙扎著叮囑我們，要把一部分骨灰埋葬在老家的後山上，將來陪伴媽媽。
對懷念父親的人民群眾來說，爸爸走了；對媽媽和我們姐妹來說，爸爸終於可以回家了。如今，只要我想到爸爸，浮現在眼前的，就是矗立在他埋骨之地的那棵參天大樹。爸爸就是那棵大樹，他張開雙臂，為老百姓遮風擋雨了一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