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學觀變革邏輯概述論文
一、界限意識：理性批判的經驗界限
與語言批判的語言界限康德以“批判哲學”廣為人知，對於“批判”一詞，康德在其著作中有這樣的經典表述：“我所理解的批判，並不是對某些書或者某些體系的批判，而是就它獨立於一切經驗能夠追求的一切知識而言對一般理效能力的批判，因而是對一般形而上學的可能性或者不可能性的裁決，對它的起源、範圍和界限加以規定，但這一切都是出自原則。”③透過這段表述，我們可以明確：康德哲學的“批判”並非如某些論者所謂出於經驗論者與唯理論者的觀點爭鬥，而是針對人類的“一般理效能力”或“理性的恥辱”而言的。在《純粹理性批判》一書中，先驗感性論部分透過對時空作為先天感性純直觀的演繹，基本解決了“數學何以可能”的問題；在先驗分析論部分，透過範疇的先驗演繹和形而上學演繹，基本解決了“物理學自然科學何以可能”的問題；在先驗辯證論部分，康德哲學的主題才得以突出，即“形而上學何以可能”。這一問題又可以分解為兩個更具體的問題：以往的一切形而上學何以不可能？未來作為科學的形而上學何以可能？康德在《純粹理性批判》中，對批判哲學的認識論原則有過經典的表述：“思維無內容則空，直觀無概念則盲。”④他認為，就認識的能動性而言，認識需要“概念”、“範疇”的綜合統一作用來建立起對錶象的聯結和把握，認識絕不像經驗論者所認為的那樣是經驗的簡單反映和投射。但另一方面，康德同樣承認了認識必將受制於經驗之維，經驗的限度就是認識的限度，這可以看做是對經驗論之合理性的吸收。對於認識而言，經驗的重要性就在於它為認識提供感性雜多材料並被先天直觀純形式整理成經驗表象，而知性範疇才能在此基礎上得以把握並做出先天綜合判斷。這就是“先天綜合判斷何以可能”、“知識何以可能”的基本原理。康德認為，數學和物理學之所以能走上科學的康莊大道，就在於它們遵循了這種認識原理。但是，理性批判更重要的結論在於，一旦知性力圖超越“經驗”範圍，將範疇運用到“超驗”領域，便必然產生幻相。對於形而上學領域而言，以往一切形而上學爭論的根源皆在於對概念、範疇做出了“超驗”的使用，這是理性的僭越，即理性超出了自己合法使用的範圍。在“先驗辯證論”中，康德透過分析“純粹理性的二律背反”表明：在一系列最重要的形而上學爭論上，人們都無法得出唯一的結論，許多儘管相互對立的結論卻都可以被證明是正確的。例如，世界是永恆存在的還是有始有終的？是單一的還是可分的？是自由的還是被決定的？是他因的還是自因的？對於這些問題，康德證明，每一種回答都可以根據自身的普遍原則被證明是正確的。於是，在這類傳統形而上學問題的判斷上，矛盾律失去了效用，理性自身陷入了不知所措的荒謬境地。至此，康德透過理性批判得出一個結論，凡是經驗或可能經驗界限之內的皆是理性可以認識的，凡經驗界限之外的皆是理性無力認識的———這正是以往一切形而上學大廈倒塌的根源。另外一個隱含的結論是，人是有限的存在，思想的界限根源於人的有限理性。
1921年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發表，標誌著西方哲學進入語言批判的重大轉折。《邏輯哲學論》從部頭上看遠不及《純粹理性批判》龐大，其寫作方式也極為奇特。對於康德來說，他的每一個環節、每一個結論都需要經過細密的論證與闡明，但對於維特根斯坦而言，他只是按照自己的思想邏輯將概念層層鋪開，簡明而清新。對於康德這位啟蒙運動的產兒來說，他十分期待自己的哲學能被大眾所理解，為了批判哲學的普及，他後來甚至又寫了《導論》這樣簡縮版的批判哲學體系。而對於青年維特根斯坦而言，《邏輯哲學論》更像是其靈魂的獨白。《純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嘔心瀝血的思想結晶，而維特根斯坦在寫出《邏輯哲學論》之後，自認為哲學的根本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便投筆從戎了。這一系列儘管外在化但卻頗富趣味的對比，讓人對維特根斯坦思想的複雜性產生了無窮的遐想，如果我們能進而穿越這個思想的迷宮，就可能對西方哲學觀的變革獲取基於思想史演進的趨勢性把握。在《邏輯哲學論》序言中，維特根斯坦對自己的哲學工作進行了揭示：“本書想要為思想劃一個界限，或者毋寧說，不是為思想而是為思想的表達劃一個界限；因為要為思想劃一個界限，我們就必須能夠想到這界限的兩邊（這樣我們就必須能夠想那不能想的東西）。因此這界限只能在語言中來劃分，而處在界限那一邊的東西就純粹是毫無意義的東西。”⑤這段看似簡單卻暗藏玄機之語可以進行更為平實顯白的論述：思想或形而上學，首先是“有界限”的，因此哲學的任務就在於為思想劃定明確的界限；但思想的界限是不可把握的，如果要想把握這個界限，就必須能夠把握界限的兩側（就要能夠想那不能想的東西，但這是矛盾的），退而求其次，既然思想及其界限的表達只能在語言中來完成，那麼我們只需把握好語言的界限。然而，這裡更重要且艱難的問題出現了：何以承認語言的界限就是思想的界限？套用康德的話語方式，我們可以追問：這一語言、思想、世界的同構究竟“何以可能”？我們把維特根斯坦的論證簡略重構如下：1．世界是經驗事實的集合，事實的邏輯影象就是思想，思想是有意義的命題；2．由經驗事實構成的世界與由基本命題和複合命題構成的語言系統，具有邏輯同構性；3．因此，我的語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也就是我思想的界限。在這裡，維特根斯坦的觀點十分明確：透過對錶達思想的語言進行批判，清除形而上學命題。青年維特根斯坦在這一時期自認為找到了破除傳統形而上學幻相的基點，那就是語言。他相信世界是有邏輯的，因為世界“竟然存在”，邏輯的總體是語言的命題（思想），那麼語言理所當然就與世界具有同構性。對於個體而言，“我的語言的界限意味著我的世界的界限”⑥，這一理解事實上深刻地揭示了生活世界與語言及語言主體相合的內在意蘊。在生活中，我們的每一個命題都具有一個潛在的主語“我”，我們所有的命題都具有“我認為”、“我相信”、“我覺得”……這樣的句法結構（在康德意義上這表徵著先驗主體的存在）。這種句法結構說明了命題所描述的事實都是“我”（主體）觀察的事實，所有“我”的命題皆是我所特有的世界。當然，在具體表述中我們省去了“我……”這樣的句法，這恰恰證明了這時“我”的世界不僅僅是“我的”，而是每個主體都具有的共同世界了。但是，受早期分析哲學家弗雷格、羅素等人的影響，青年維特根斯坦認為表達世界邏輯的語言與日常語言是有所區別的，“人不可能直接從日常語言中懂得語言邏輯”，“語言掩飾著思想”。為此，維特根斯坦深入探究了能夠摹寫世界、符合邏輯的事實語言，最終他不得不求助於人工語言，因為人工語言所要求的嚴格性正符合命題邏輯性的要求。維特根斯坦認為，以往哲學家們之所以陷入形而上學的幻相就在於“哲學家們的大多數命題和問題，都是因為我們不懂得我們語言的邏輯而產生的”⑦。哲學家們那些無意義的命題來源於他們運用非事實語言來表達知識並自以為具有真理性。透過康德哲學和早期維特根斯坦《邏輯哲學論》的對比，我們可以進行如下的總結：對於康德而言，以往一切形而上學幻相的產生在於誤用了人的理性，批判哲學的目的就在於對“純粹理性”進行“批判”，防止理性僭越到非經驗層面。透過“批判”，康德一方面為自然科學的現實性和普遍性奠定了堅實的先驗基礎，另一方面為未來新的形而上學開闢了道路。對於青年維特根斯坦，我們可以把他看成是對康德批判哲學精神的更深推進，如果說康德發現了理性的界限，知識只能受制於經驗，那麼青年維特根斯坦則更進一步認為，與其說形而上學幻相源於理性的有限性，不如說語言的界限規定了思想的界限。
二、批判旨趣：重建科學的形而上學與形而上學幻相的治療
從前面的論述可以看出，康德和維特根斯坦都認為需要對形而上學進行思想劃界。康德透過“理性批判”清除了舊形而上學的先驗幻相，為理性的正確運用劃定界限；青年維特根斯坦透過語言批判為語言的正確運用劃定界限，意欲清除形而上學的毒瘤。早期維特根斯坦的哲學觀可概括為：“全部哲學都是一種語言批判。”⑧然而，如前所述，清除舊形而上學幻相只是康德理性批判的目的之一，其更重要的目標在於為未來“科學的形而上學何以可能”奠定基礎。這一目標提示我們，對於康德而言，形而上學首先是“必要的”，其次是“可能的”。《純粹理性批判》本身不過是為了探求“科學形而上學何以可能”的條件和原則的“先驗知識”體系，其本身只可稱為“先驗哲學”，而非“科學形而上學”體系本身。形而上學就其本性而言是超越的，它的物件是“先驗理念”，如“靈魂”、“世界”、“上帝”、“自由”等。“先驗理念”是人類理性不斷向上攀升並企圖把握整全的結果，反映了人的形上傾向和終極追求，因為人總是不滿足於人的有限性，始終糾結於有限性與無限性、現實性與理想性、暫時性與永恆性之間。但人不是上帝，無法獲得對終極價值的絕對性把握。康德看到，儘管人的理效能力是巨大的，但是人類的一般認識能力終究無法逾越經驗論原則。理性一方面受制於經驗的有限性，同時又妄圖把握物自身，在這個張力中，哲學問題就產生了。既然形而上學的物件是非經驗的“物自身”，那麼新哲學的規劃就必將取決於對物自身的重新規定，“康德的科學形而上學的真正基礎……是對自在之物的一個合理規定，藉助於這個規定，可以賦予哲學理解以一種真正合理的理性形式”⑨。儘管“先驗理念造成了一種純然的、但卻不可抗拒的幻相”，但是康德卻看到，如果能合理地使用這些“先驗理念”，我們就能避免“先驗幻相”，這就是康德在“先驗辯證論的附錄”中所揭示的“純粹理性各理念的範導性應用”⑩。純粹理念的範導性應用原理如下：純粹理性的理念不能夠被看成是涉及經驗範圍之外的物件，而只是理性自身的整全性要求。但“這種整全性僅只是原則的整全性，不是物件的完整性，儘管在為了把這種原則的完整性確定地表達出來時，理性將其設想成對一個客體的認識，但這個客體只是一個理念”瑏瑡灐Ｒ簿褪撬擔我們不能把先驗理念的整全性當成物件性並據此來下判斷，一旦這樣做時，就造成了對理性的濫用，因為“理性從它們出發的.假設性應用真正說來不是建構性的……相反，它只是範導性的，以便儘可能地由此將統一性引入特殊的知識，由此使規則接近普遍性”瑏瑢灐Ｍü規定先驗理念的範導性應用，康德實質上就規定了科學形而上學的本體論基礎，透過這個新的本體論根基，康德一方面否定了教條主義對理念的濫用，另一方面又反對了以休謨為代表的懷疑論者對形而上學的攻擊。這就是說，科學的形而上學只能以先驗理念的範導性應用為基礎。但是，這種解答終究是個悲劇性的結論，它告訴我們關於形而上學的先天綜合判斷終究是不可能的，哲學只能要求比過去具有一種更加合理的理性形式罷了。我們再回到維特根斯坦哲學觀。如前所述，青年維特根斯坦在寫作《邏輯哲學論》之後，曾一度認為所有哲學的根本問題已經得到解決了，這種解決就是對語言的清理與重建工作。但是，《哲學研究》的發表則標誌著維特根斯坦對形而上學的另一種態度的誕生，學界也以此為標誌界劃後期維特根斯坦，以區別於《邏輯哲學論》時期的早期維特根斯坦。早期維特根斯坦極力反對日常語言在哲學上的錯誤運用，併力圖用一種人工語言（事實語言）來表達哲學。然而，後期維特根斯坦則一反早期透過人工語言解決哲學問題的思路，將其思考轉向對人類的日常語言（自然語言）意義的關切，放棄了以邏輯規則為意義標準的思想。這種對語言的重新關注和理解，標誌著維特根斯坦對形而上學態度的改變。
後期維特根斯坦已經完全放棄了以人工語言表達哲學的理想，這就意味著哲學語言只能選擇日常語言並採取相同的語法表達形式，其他的選擇是不存在的。維特根斯坦指出，哲學是描述性的，它不可能提出任何型別的新理論，因為哲學問題不像科學問題那樣可能透過新知識的積累而得以解決。因此，哲學的出路只在於重新對哲學表達方式———語言的正確運用進行描述性的分析。維特根斯坦認為，哲學的困境根本上不在於知識的貧乏，而在於以往的哲學家不瞭解語言的本性，採取了與眾不同的思維方式。在日常語言中，我們可以直接對很多日常性的事物進行提問和定義，但是生活中還有一些特殊詞彙，如“時間”、“世界”、“心靈”等，對於這些詞彙，當我們像日常用法那樣混同於一般詞彙的常規用法進行提問（什麼是……）和定義（X是……）時，形而上學問題就產生了，進而哲學家們就為這些虛假的問題爭論不休。其實，這種思維方式是形而上學家的一種思想病態。在日常生活和自然科學中，超越特殊追求一般性和本質性是一種很正常的思維方式，但這種方法卻並不適用於以日常語言為表達方式的哲學。哲學的任務就是透過清除哲學問題來糾正各種偏頗、狹隘、固執的思維方式，形而上學的虛假根源於人對語言的誤用，真正的哲學家就應該透過對思維方式的矯治以達到對人類健全理智的認識：“哲學是一場反對用語言對理智進行蠱惑的戰鬥”瑏瑣灒只有透過糾正對語言的誤解來消除哲學問題，才能矯正人們的思維方式。在《哲學研究》中，我們可以看到大量對日常語言的描述和分析。在這一時期的維特根斯坦看來，哲學是簡單的，它也只能說那些平凡的事情，因為真理本來就是簡單的、直觀的，“一種思想的力量因其簡單性而直接賦予了我們的理性”瑏灛帯５比唬哲學畢竟是簡單性與複雜性並存的。“哲學的結論雖然是簡單的，但是哲學用來達至結論的方法卻不可能是簡單的。”對於哲學的結局而言，唯一的結論就是放棄那些不可說的形而上學命題，迴歸到日常經驗上來。甚至，日常的事實經驗是更為重要的，那些看似平凡的生活事實恰恰是真理之本質性力量的來源。思考生活的經驗事實未必就比思考形而上的命題更為低下，實際上思考生活的經驗事實甚至比思考純粹的知識論問題要困難得多。在這裡我們又看到維特根斯坦和康德一個富有意味的對比：同樣面臨形而上學問題的知識論困境，兩人對形而上學的態度很不相同。對於康德而言，儘管事關先驗理念的“先天綜合判斷”終究不可能，但仍對形而上學保持著信心，那些理念儘管“不可知”但仍具有重要的“範導性”作用，規定著未來的科學形而上學；對後期維特根斯坦而言，形而上學是語言著魔所導致的思維的神志不清，哲學應該從形而上學的語詞轉到日常經驗層面以尋求生活世界的真理性，獲得健全的理智。
三、結論：從哲學思辨走向生活世界的哲學觀變革邏輯
康德的時代是啟蒙精神蓬勃發展的時代，對理性的堅信和發揚促使康德始終將科學的形而上學形態作為矢志不渝的理想追求。經過康德的理性批判，經驗地基於其上獲取的知識可以保證可靠而普遍的信念，但理性批判的結果恰恰成了理性的限度，作為人類理性整全性要求的形而上理念終究是隱而不顯的。正因此，對於終極的價值信念只能信仰卻無法認知，道德的本質只是一種義務。青年維特根斯坦則看到了比“理性批判”本身更為基礎性的工作———“語言批判”，早期維特根斯坦仍受羅素、弗雷格等早期分析哲學家的影響，企圖建立一種人工語言的聯結來達到思想與世界的邏輯同構性。在《邏輯哲學論》中，維特根斯坦幾乎以近於幾何學的嚴格性定義引入基本概念，但其結果並不成功，《邏輯哲學論》在某些概念的使用上並不能實現完全的邏輯自洽。畢竟，哲學概念不是幾何概念，概念的內在力量並不是靠嚴格定義來獲得的。當然，《邏輯哲學論》的探索是開創性的，從康德時代傳統哲學對於理性自明性的訴求到維特根斯坦對語言的澄清，哲學更深刻地展現了人類思想的限度和深度。基於對《邏輯哲學論》內在困境的認識，透過寫作《哲學研究》，後期維特根斯坦展開了對《邏輯哲學論》的反叛，堅決捍衛常識：妄圖在哲學語言與日常語言之間劃出一條界線是不可能的，關於獨立的哲學語言不可能獲得一致同意的答案，哲學的表述也不可能逃離日常語言的牢籠。對於語言邏輯分析，維特根斯坦認為並不能脫離語言的自然理解，也不存在抽象的分析，我們的語言沒有一種唯一的充分解析的形式，因此也不可能一勞永逸地解決問題。哲學不為任何問題提供終極答案，更不可能重新構造一種完善的理想語言。哲學只是對思想的治療，以矯正語言的誤用對理智的蠱惑。哲學應該“要看不要想”，要看清楚所有的生活形式，而當看清楚了一切之後，哲學問題就終止了。這種觀點也許比《邏輯哲學論》時期的維特根斯坦更悲觀，但給我們帶來了更重要的啟示：哲學本就是起源於對生活的驚奇，也應當迴歸人的生活世界。對康德哲學觀與維特根斯坦哲學觀的比較考察，我們發現：康德批判哲學進行理性批判，本意在於劃定知識的經驗界限，試圖為科學的形而上學奠基，但理性批判的結果恰恰成了理性的限度，作為人類理性整全性要求的形而上理念無處存身，導致終極的價值信念只能信仰而無法認知。維特根斯坦的語言批判，最初目的在於澄清思想的語言界限，對思想的形而上學幻相進行治療，但到後來卻堅決捍衛常識，重新認識到在哲學語言與日常語言之間難以劃出一條界線，哲學需要回歸日常語言的生活世界。總體上看，從康德的理性批判哲學到維特根斯坦語言批判哲學，其中隱含著近現代西方哲學觀演進的歷史邏輯：從思辨的觀念世界走向日常的生活世界，成為現代哲學觀變革的根本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