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兒園校慶25週年徵文範文
大概是三月中就收到了校慶二十五週年徵文的郵件，內容不長，但著實看了很久，在猶豫到底要不要寫點什麼。一則臨近畢業，身不由己;二則十五年的實驗生活為我帶來了太多的回憶與感動，想來千言萬語，但一開口卻又不知從何說起，只得作罷;再者，關於實驗的一切，身邊的幾位知交好友已寫了不少，不宜贅述交集。真正決定動筆，是因為雅萍姐的一條資訊：“彥哲，你就寫篇金校長的文章吧，很多實驗人都不會忘記他的。正好校慶期間組稿，我先預上你一篇，網上發給我或郵箱發都行。”
一位老人的形象突然全方位佔據了我的思緒和聽覺稀疏的白髮，如炬的目光，堅毅的面龐和那略帶江浙腔的沙啞嗓音一如往常，為我帶來失意時的溫暖與力量以及懈怠時的警醒和督促。
我是該為老校長寫點什麼了。
和94屆幼兒園的同學們一樣，最早對於“校長”是沒有概念的。你要問“金校長是誰?”沒人知道;但一說“金爺爺”，全都認識。那時只知道老師是管我們的，而“金爺爺”是管老師的。我們怕老師，但是從來不怕“金爺爺”。儘管那時與金校長基本談不上有什麼交流，但心底裡會有一種天然的親近感因為老爺子每次都是樂呵呵的，從來不批評我們。
到了小學，當我們發現校歌不再是《我愛實驗學校幼兒園》而是《實驗之路春常在》時，“金爺爺”這個稱呼終於也跟“金校長”對上了號並且改為了後者。起初大家還叫著不習慣，而且不知為什麼一叫“校長”會臉紅。不記得是二年級還是三年級的時候了，一天在校門口見到金校長，低頭小聲磨嘰了一句：“金校長好。”老爺子看了我這副模樣樂了，打趣道：“不好意思叫‘金爺爺’了?”我更是窘得不知如何應對。他拍拍我，說：“挺好，挺好，長大了，長大了。”
以後的日子裡，對於金校長的印象在雜亂無章的道聽途說中逐漸完整起來：聽說他對老師很嚴，不許老師們外出做家教，在辦公室裡炒股票;聽說他重視校紀和衛生，玻璃桌椅要達到三星級酒店隨時摸上去一塵不染的水平;聽說他不許學生邊吃飯邊說話或者邊走路邊吃東西，坐有坐相站有站相;聽說他對校服和儀表要求很高，不許男生剃光頭、留分頭，不許女生染髮、燙髮、披頭散髮;聽說他重視課外活動，鼓勵學生們玩兒，即使活動佔用了課時也不許補課;聽說他竟然批准了高三的一個班在非假日跑到丹霞山上地理課;聽說他喜歡交響樂;聽說他很有個性，有時有很倔;聽說他不愛跟媒體打交道，從來不會出一點成績就鋪天蓋地的拼命宣傳;聽說他愛唱歌，愛唱蘇聯老歌。
畢竟老爺子是一校之長，不是我們的班主任或者科任老師跟我們天天在一起，所以平時除了在校園裡偶爾遇到打個招呼之外，對於老爺子的“接觸”和認識便全然來自這些外部資訊。日復一日，這些資訊和描述終於把和藹的“金爺爺”變成了嚴肅的“金校長”。事實上，那時感覺老爺子也確實嚴肅了，見到我不再像小時候那樣逗著玩兒了。有的時候拍拍我的後背，嚴肅道：“把背挺直!別駝背!”，還親自示範，讓我看他是怎麼站的'，跟他一塊兒站個幾秒鐘;更多的時候則是一臉關切地問學習、活動方面的情況，然後點點頭，用力拍拍我的肩正色道：“好好，彥哲，要爭氣，要爭氣!” “爭氣”二字是自從小學6年級後聽他對我說的頻率最高的詞彙，所以表現不佳之時總不敢面對老爺子，遠遠看見也只敢繞道而行，怕他問起詳情大失所望，訓斥之餘總是對不起這“爭氣”二字當然，“訓斥”一說不過是杞人憂天的自我聯想，至少這十五年裡從沒見過老校長對哪個學生聲色俱厲過，說到底不過是關心與督促。
再後來，一晃就到了高中。銀湖攤旁筆架山下那些八九點鐘的小太陽，變成了官龍山下一群十六、十七歲的不安分的傢伙們。他們來自本來毫不相干的文科班與理科班，看似參差不齊的重點班和平行班，被一股衝動和闖勁引導著，大言不慚地以“燃燒自己照亮世界”為己任，漸漸聚攏在一起拼命嚷嚷著不能再忍受所謂“無所作為”的日子，要過“有所作為”的生活。他們在演一齣戲，名叫《九三年》。
困難是顯而易見的：所謂《九三年》劇組不過是個草臺班子，它既非戲劇社組織的活動(戲劇社對此興趣不大)，又不能算在課本劇的常規演出中(因為他長達2小時40分鐘，且演職員分散在12個班，並無班級組織)，尷尬的地位難以得到學校的支援和老師們的認可。不過在王舜賢老師和雅萍姐的支援下，劇組得以堅持排練，不過即便如此，數月下來，劇組仍然連個演出機會和場地的口頭保證也沒有得到畢竟情況特殊，但大家仍然堅持。
隨著語文周的臨近，排練接近尾聲，但此時之前可以暫時放下的兩個問題到了必須面對的時候了：資金與演出安排《九三年》難以成為語文周的一個正式演出專案，由此也自然無法享受資金報銷的待遇。當我們一面繼續在小禮堂或是5樓一間廢教室中迂迴排練，一面抱著捐款箱在校園裡募捐時，金校長得知了劇組的訊息。後來聽一位老師說，他在集團開會的時候提到了這件事，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援，並且當場自掏腰包為劇組捐了2000元。
雖然沒有在現場看到這樣一幕，沒有親耳聽到老爺子當時說了什麼、怎麼說的，但是大概能想像出他的神情和語氣。可以說，《九三年》最後的成功，一方面是靠著戰壕裡兄弟們的不離不棄、堅守與勇氣，另一方面是因為老校長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跳進了戰壕，成為了我們的戰友。
在此後的復排過程中，他不時在週末來到排練場，只安安靜靜地做一個觀眾在舞臺下出神的看著。休息時，他偶爾也講幾句話，跟我們說他小時候的戲劇夢，他畢生唯一一次登臺跑龍套的臺詞、身段，問問大夥課業負擔重不重，排練累不累。還記得一次休息時，他看著大家略顯疲態的臉，大概是知道大家一邊要保證學業，一邊要保證演出質量，另一方面也需還要應對來自家人、師長的壓力與質疑，老爺子停了半晌，很鄭重地跟我們說：“為什麼我這麼支援這部戲，一方面是我小時候也跟你們有過同樣的夢想，但沒有平臺;另一方面狀元、冠軍每年都可以出，什麼地方都可以有，但是《九三年》，我知道只有一個。也許現在很多人不理解，覺得它耗時耗力，影響學業。我說這些都不要緊，將來人們會了解它的意義，也只有在將來人們才能理解它的價值。”
事實證明，金校長他並沒有看錯。在這些人當中，不僅有後來的環保社社長、樂音社社長、天文社社長、廣播站站長等等，即便單憑高考成績而論，劇組僅06屆一屆(07屆演職人員未統計)就有10人十餘人次得到實驗後獎學金，本科上線率100%這樣漂亮的成績足以讓那些目光短淺的質疑者們噤聲。然而《九三年》對於我們的意義還遠遠沒有結束，它的影響是一生的。
我們畢業後，金校長也退休了。08年春節第一次去家中探望他，因為瑣事耽擱，到那裡時已經是夜裡10點多。本想將水果放下見他一面便走，但開門後老爺子非拉著我進去坐坐。還親自翻出茶葉，重新沏了一壺我欲代勞，他執意不肯仔細地過水，將第二道茶小心地倒在我的杯中。我在旁邊看著他的這一系列動作，突然發現他老了：頭髮稀疏花白、面容清瘦，老年斑和皺紋也正以摧枯拉朽之勢吞噬著他的肌體，唯一不變的是那一雙炯炯有神的眼睛，依舊蘊藏著星星點點的理想之光。同年暑假，我與吳垠璐、徐得智如約一同看望老爺子。我們聊了一個上午，談起身邊的同學，談起實驗的回憶，談起《九三年》，談起書，談起音樂，談起自己的規劃與未來，談起他的退休生活，談起我們的戀愛和他年輕時的一次苦戀，談起成功失敗以及種種錯誤遺憾的反省。。。。。。一時間仿如戰友久別重逢暢敘情懷，一時又仿如祖父語重心長娓娓道來。老校長似乎恨不得將這輩子的種種經驗、感悟在這短短的四個鐘頭內傾囊相授，將來能少走點彎路就少走點彎路;而我們也發現，老爺子似乎也是需要有人能陪他時常聊聊的。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我們也想多陪陪他，只是沒有辦法，轉眼開學又要各自東西為理想和未來奔忙。
我們就這樣聊著聊著，眼前漸漸浮現外祖父曾經描述過的一幅圖景：那是1985年他來深圳初識金校長時與他的一次對談。那時的老校長還是個意氣風發的中年人，學校還是一片空白，他的全部家當僅僅是一紙任命和一副簡單的行囊。外祖父為眼前這個目光炯炯的中年人的理想和使命感所感染、所打動，而那種真實的感染力不是靠寫得一手好字畫得一手好畫然後滿口義正詞嚴的道貌岸然所能矯飾得來的。
而這種感染力，直到那時我才真正體會到。
臨別前老爺子再三叮嚀我們要學會“忍”，我們記下了。我們請他先上車走，他不肯，非要看著我們走遠了，自己才離開。
想來也很久沒有回去看望老校長了，總是因為這樣那樣的“不可抗拒因素”而推託，也許將來的機會會更少相信大家也多半是如此。那就在方便的時候給老爺子發個資訊、去個電話吧!
其實不必多說什麼，也不管他是否還能記得我們，只要告訴他：我們很好，實驗很好，我們的孩子還是實驗的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