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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學語言在歷史課堂的運用

教學語言在歷史課堂的運用

一、“陽春白雪”——化繁為簡

1、 歷史線索的講述

在高三的教學過程中,複雜的歷史線索是學生記憶的過程中最大的難題,作為教師就要儘可能做到“將厚厚的一本書化成薄薄的一本書” 。

如:複習中國近代史部分的不平等條約,條約內容關於通商一項時,整理為《北京條約》 :開放天津;《天津條約》 :開放南京;《南京條約》 :開放上海。從時間上看,這樣的排序正好是倒置的——《北京條約》:1860年、《天津條約》:1858年、《南京條約》:1842年;而記憶過程中只要把握到第一項後面記憶就相對簡單。

2、 歷史事件的評價

對於《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評價,在教學過程中是展開辯論的一個大有可為的知識點,因此我也象許多老師一樣給予了學生充分的時間去辯論。但是,辯論過程中,出現了遊離主題的現象——反方最初認為:蘇聯應該從全域性思考,與德國簽定這一條約無形中也縱容了德國法西斯,這種自私的利己行為不僅是不正確的,更是和英、法異曲同工的綏靖政策。

從觀點的提出到論證,一直有強調著史論結合的要求,但當學生的史實功底有限,面對正方同學反駁提出要求反方同學“為全域性思考”提出可行性的證據時,反方同學開始只能從道德水平的問題上進行無力的辯駁。於是,教師的及時干預顯得很重要——當時我插嘴說:“能夠雪中送炭,固然偉大,但這似乎有些道德高標;只要能做到不落井下石,牢守住道德底線亦不失偉大。只是僅從道德水準評價蘇聯當時的行為,在今天的辯論中似有不妥。”這席話對當時兩方同學辯論出現的膠著狀態起到了一個積極作用,避免了無謂的時間浪費。

因此,很多時候,要言不繁,一兩句直擊要害的話往往能起到四兩撥千斤的作用。課堂語言的簡潔仍是相當重要的。

二、“下里巴人”——化簡為繁

1、 史學概念的陳述

高三的教學過程中,我們特別強調基礎史實的紮實性,因此面對一些基本的史學概念時,必須捨得花時間下去充分講述,尤其是一些學生含含糊糊、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名詞。

比如:綏靖政策的'概念解釋。雖然是高三的複習課,但是在這第一輪的複習中,我仍花了將近5分鐘的時間去解釋這個詞語,因為這個詞語對學生來說接觸面窄、原有的積累相對高三的教學要求又是不夠的。

因此,在講述時,我設定了兩個環節,先是字面意思的闡述,即:綏靖——安撫,撫慰怨憤、平息爭鬥。其次,用比喻做鋪陳——面對一隻狂吠的狗,你會用什麼方法去安撫它以防止達到被咬的目的?一種,順著狗毛撫摸以示友好;另一種,扔塊狗骨頭,堵住它的嘴,當然最好這塊狗骨頭還是別人的。(學生笑)而這就叫綏靖!在歐洲戰場戰事一觸即發的情況下,德國就是那隻狂吠的狗,而英法等國為了避免禍及自身,先後用奧地利、捷克等國作為“狗骨頭”去“平息爭鬥”以達到自保目的。在後面的課堂進一步展開的過程中,我也始終緊緊圍繞著最初的比喻做論述。

這一段話可能不太“雅”,很有些“下里巴人”的感覺,但是之後的學生反饋相當不錯——基於原有的基礎對於綏靖政策的目的、實質等問題也有了更為清晰的理解,顯然效果是不錯的。

2、 巧用方言做輔助

從教學語言的規範性來講,我們一向強調教師的課堂語言必須是普通話,而在實際的運用中,雖然有時候方言沒有普通話的簡明扼要,但偶爾使用做點綴卻能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

比如:八國聯軍侵華的細節講述時,在介紹完相關各國侵華的情況後,我不經意的脫口而出用方言說了句:“這些侵略者象大閘蟹一樣一個接一個地橫行在中國的國土上。”大閘蟹是上海人飲食中最愛之一,這樣的一個充滿地方特色的比喻在同學們哈哈大笑之餘,他們也能想象和理解了帝國主義國家侵華過程中不甘落後、你爭我搶的局面。

當然,說方言的運用能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還是強調在規範語言的基礎上偶爾為之。很多時候,社會上出現的語言不規範的現象觸目驚心,作為語言工作者之一的教師更不能因為學生愛聽就去迎合著講一些比較低階的笑話,畢竟嚴謹的治學態度仍是基礎。

總而言之,在歷史教師如何使用教學語言這個問題上,把握繁簡的度是關鍵。無論是史觀還是史論、史實的講述,準確、到位的語言是基礎,其次才是強調形象化、生動性、哲理性等高要求。而我們日常教學中常聽到有學生議論:“新教師會把一節課上成半節課,老教師會把半節課上成一節課”,這其中的問題之一恐怕與教學語言不無關係吧,詳略得當確實不是件易事。而做為一名年輕歷史教師,在教學語言的問題上更有著很長的路要去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