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崛起》讀後感3篇
當品讀完一部作品後，你有什麼總結呢？是時候靜下心來好好寫寫讀後感了。那麼讀後感到底應該怎麼寫呢？下面是小編為大家整理的《大國崛起》讀後感，僅供參考，歡迎大家閱讀。
《大國崛起》讀後感篇1
《大國崛起》描述了自15世紀開始500年的時間裡，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九個國家相繼稱霸世界，並日益成為超級強國的歷程，從政治、經濟、思想、宗教、藝術、軍事、外交等多個角度分析大國興衰的成敗得失，這些不同篇章的文字和片段留給我的是深深的震撼……
放眼位於歐洲伊比利亞半島西南部的葡萄牙，這論面積還不如中國的一個省份，15世紀時還不到100萬的人口的小國，當初僅僅是為了獲取香料這個簡單的願望，卻開創了真正意義上的大航海時代。他的成長，如同一艘小船經歷了海上的大風大浪，日益看到聳立在海中央明亮的燈塔，最終成為了第一代世界大國。我們可以看到，國家的昌盛並不是以人口、面積來衡量的，葡萄牙所展示的就是他磅礴的勇氣和不屈的傲氣。他用他磅礴的勇氣和不屈的傲氣向全世界證明著他們的力量不可小覷。
再觀位於歐洲中部的德國，記得普魯士國王威廉三世曾說過：“正是由於窮困，所以要辦教育。”在這個教育普及的國家中僅柏林洪堡大學就有29位科學家加冕過諾貝爾獎。難怪德軍總參謀長毛奇早就自豪的說過：“德國的勝利早已在小學生的講臺上決定了！”我們從中可知，國家總在不斷的發展，而人類短暫的生命永遠也無法比擬一個國家漫長的歷史，人類渺小的功績永遠也無法比擬一個國家的莫大的榮耀。所以，培育下一代的幼苗是迫在眉睫的任務，人類不斷延續，永不熄滅的香火，是世世代代國家的精神傳遞的骨幹，德國正以這一點換來了最終的勝利……
在眾多國家中，東亞島國日本尤讓我折服，我們暫且撇開他們對中國所犯下的滔天罪行，暫且收起我們對他們敵意的眼光。我們不得不承認這個我們中國人口中的“日本”如今卻以他強大的國力堂堂正正的屹立在我們的前頭。他曾經和我們的大清帝國一樣，資源外流，文化落後，同樣慘痛的遭受著西方列強無止境的入侵。然而，面對同樣的狀況，他們看到中國“落後便要捱打”的局面，否定了頂禮膜拜所帶來的暫時安穩，他們迅速圖強振國，維新求變，以驚人的速度迅速成為亞洲第一個擺脫西方列強侵略並實現工業化的國家。這其中的道理是不言而喻的，一個始終都堅持團結，善於學習的民族創造了今日的輝煌。
看了這部紀錄片，我不禁想到了自己，中國近代閉關鎖國的政策讓我覺得可悲，中國官員“天朝上國”的迷夢讓我覺得可笑，中國腐敗無能，欺軟怕硬的清政府讓我覺得可恨，我終於理解魯迅心中對落後中國“哀其不幸，怒其不爭”的悲痛感情。千里之堤，毀於蟻穴，中國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的簽定就註定了中國封建王朝千百年的命運。總觀12個強國的歷史，我不懂當拿破崙為凱旋門墊下第一塊基石時是怎樣的喜悅，我不懂當年伊麗莎白一世女王在男尊女卑的環境下昂首挺胸所擁有的勇氣，我不懂那時的總統羅斯福帶領整個美國走過血肉模糊，充滿硝煙的世界大戰所付出的艱辛，可我知道，一個國家要崛起必須先喚醒國民的思想意識。德國的教育，日本的虛心，法國的自立，對比中國的閉關鎖國、保守落後，顯然中國從一開始就註定自己勝敗存亡的理數。“百年大計，教育為本”，“虛心使人進步，驕傲使人落後”，這些在我們看似再熟悉不過的語句，經歷了漫漫勝衰成敗的歲月卻始終被尊頌為“中華民族傳統美德”。然而，透過表面華美的現象，我們試者問自己的心靈，這些被世人推崇的精神又究竟實實在在的實施了多少？最終又真真切切的見效了多少？在我們的國度裡，這些都不過是一些形式，一些裝飾品罷了。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有自強的精神，才有自立的可能，才能贏得其它國家人們的尊敬。中華民族，在很多地方需要學習別國。我們有韌勁，卻缺乏思考、也缺乏自省；我們有力量，卻缺乏動力，也缺乏勇氣。恰似德國在二戰後勇於反思和敢於悔過的行為，最終才得到了全世界的原諒與支援，德國總理勃蘭特在波蘭集中營紀念地長跪懺悔，真實地展示了這樣的精神，記錄片的解說詞相當好：跪下去的是勃蘭特，站起來的是德國！這樣的總統，才能永垂史冊，這樣的國家，才能熠熠生輝。那麼只有正視歷史，直面失敗，歷史才不會重演，成功才會到來。在務實上，我們做的比起別國也差的很遠，搞浮誇，搞假政績，搞表面繁榮等等無用的行為，根本不能從本質上，從實際上提升我國的國力。所以我們始終只能從面積和人口上說是一個大國，而從實力業績上講卻不能說是一個強國。
看了這些，不說也知道為什麼中國現在比別的國家落後。而英國、荷蘭等國家是那樣的強大。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發展比較遲。不過中國發展速度很快，年收入以百分之九點幾的速度增長，中國的發展、中國的崛起都給其他大國造成了恐懼。這部紀錄片是品讀歷史的見證，更喚醒了人們對中國未來的深深思索。它啟迪著今天，也影響著未來。
《大國崛起》讀後感篇2
在回來的路上，我掀著《大國崛起》，我讀到些對我們有用的東西，我總結如下，也作為我的讀書筆記，以饗各位：
1、國家統一民族團結，這是基礎，但必須防止過度軍事化和若化國家的力量；
2、教育，特別是針對全民的受教育的權利問題，義務教育也只是起步，應該包括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權利和機會；
3、對教育、科研應建立科學、創新為主的體制，培養出創造性人才，不是記憶的機器，此點是基礎，影響深遠；
4、金融、經濟政策的科學、合理，應站立在民族的長遠角度去制定遠期、近期目標，為實現整個中華民族的長遠負責；
5、加強對人民思想的教育，特別是對基層人民的國家政策、法律、發展、藝術等方向進行落實；
6、各項政策務必到基層瞭解情況制定，併到基層去了解落實、實施效果，防止成果被部分利益集體吞噬，並要在人民的利益去推動發展，為人民謀福利。
7、建立“商業”與“道德”平衡，保證物質與精神的共同提升！
《大國崛起》讀後感篇3
一個偉大的民族一定擁有偉大的思想，一個擁有偉大思想的民族必然擁有不斷前行的力量。
——引自《大國崛起》
瞭解中國歷史的'人一定了解中國經歷過無數個動亂時期，又從動亂不斷走向和平，如果出一個選擇題的話，你選擇和平還是動亂？我想作為普通的百姓的我們，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和平。但是，這樣的選擇就真地對了嗎？
老百姓閒下來的時候，總會覺得活的不那麼壯烈，於是關於英雄的故事就會成為一種調劑生活的話題，大家都知道英雄更多地出現於亂世，亂世中的平民有更多的機會成為英雄，這時亂世的苦難已經淡漠了他的色彩，留下的只是關於英雄的夢想和傳說。而我想說的是不關英雄的事情，是一個比英雄更為重要的關於亂世的話題，那就是偉大的思想。
偉大的思想和亂世有關係嗎？有，當然有。且看我的理由：
中國歷史上有三個思想高峰時期，那就是春秋戰國時代、魏晉南北朝時期、還有就是離我們很近的五四時期，試問這三個時期難道不同時又是中國歷史上最動亂的時期嗎？這是一種巧合呢？還是有著必然的聯絡？
我之所以立論動亂時代與偉大思想的產生存在必然聯絡的依據有四個：
一是任何偉大思想的產生必須經歷來自多方的強烈的思想碰撞，這種思想的碰撞要求各方必須勢均力敵，而後才能產生劇烈火花，從而引匯出的思想光芒。多重的勢均力敵的思想只有在動亂時代才有可能發生，尤其是中國。大家知道在大一統的和平年代，作為強大的中央政權必然謀求思想統一，古往今來，莫不如此，動亂時代這樣的禁制才會放鬆。
二是作為知識分子的思想家們都要在能夠保住性命的前提下有所作為，合著留，不合則去，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所以動亂時代的知識分子反而能夠暢所欲言，並無顧忌。這裡不讓說，就到別處說。如果在和平年代，一個公然和強大政府倡導的主流思想唱反調的人是不可想象的，哪個地方你都呆不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動亂時代，那就很自然了。
三是動亂時代，強勢者都要延攬人才，要謀求統一之策，統一國家只靠武力是不行的，還必須要有哲學思想做為行為依據，思想家這時就成了奇缺之物，各種強勢力量必然會孵化各種不同的思想為其服務。
四是知識分子的天然秉性是要不斷的追求，透過超越前人而顯示自己的價值，在和平年代，知識分子本身受到的具有主宰地位的主流思想的壓抑，人格中叛逆因素會在動亂時代肆意宣洩。
在為了能印證我的說法，就拿剛才講到的三個思想高峰來說事：
先從第一個高峰說起吧，那個時代離我們太久遠了，但那個時代的思想巨人們的偉大思想成為一個橫亙在中國歷史上至今也無法超越的高度，那些巨人的名字：老子、莊子、孔子、孟子、韓非子、墨子、孫武子……使後來幾千年的中國思想家無人敢稱大師。中國現代卻到處都有大師，真的、假的且不論，卻沒有一個人妄稱自己是思想大師，即便狂傲有如李敖者，也望之卻步，不過這話還不能讓李敖知道，否則他非要稱自己是思想大師，還真沒有幾個人能夠勸得了的。
遙想那個久遠的春秋戰國年代，王權衰落，社會結構急遽變化，社會矛盾異常尖銳，好多國家一夜之間冒了出來，兼併戰爭接連不斷，諸侯為求爭霸，延攬人才，老子、莊子、孔子、孟子、韓非子、墨子、孫武子們，紛紛開山鑿河，各成一派。針對當時的社會問題、人生問題、個人利害與國家之間的利害等，提出瞭解決的辦法和思想。各種思想相互影響，相互爭論。當時各國諸侯大都知道要尊重人才，尊重思想，所以，對持不同思想的各派的學者相容幷包，都受禮遇，允許其“合著留不合則去”。學者們可以自由講學、著書立說和隨意議論政事。劉向《別錄》記載說；“齊有稷門，城門也。談說之士期會於稷下也。”說的就是當時各派學者的定期聚會，各學派代表人物在此闡發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批駁與他們觀點不一致的學派。他們爭論既要對不同觀點進行潔難，還要張揚自己的主張內容從自然開始，涉及人生、社會、道德、王霸乃至整個宇宙。還有呂不韋以三千門客編撰《呂氏春秋》時，思想氛圍也是寬容的，允許充分的爭論，再如吳起一生中曾在魯、魏、楚等國為官，每當遭到誣陷，便另投明主。如此等等類似的例子還很多，可以說正是因為頻繁的兼併戰爭使各國統治者尊重思想文化以及由此產生的各種思想的自由碰撞才催生出這個時期的偉大思想，並一舉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基礎，對中國社會的以後發展有著非常深刻的影響。
第二個高峰是漢亡之後魏晉南北朝時期。說起魏晉南北朝的思想還必須從漢朝談起，漢朝曾經是當時世界上最強盛的國家之一，統一的國家要求統一的思想，秦始皇焚書坑儒和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一脈相承的，都是為了維護統治，元光元年（前134年）漢武帝召集各地賢良方正文學之士到長安，親自策問。董仲舒在對策中指出，春秋大一統是“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現在師異道，人異論，百家之言宗旨各不相同，使統治思想不一致，法制數變，百家無所適從。他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地”。董仲舒指出的適應政治上大一統的思想統治政策，使儒學在其後兩千年中的絕大多數時間裡被視作正統官學。兩漢四百多年的歷史所形成的儒學思想重壓成為動亂的魏晉南北朝時期文人思想叛逆的最重要的精神根源。魏晉時期形成一種新的世界觀和人生觀，它的理論形態就是魏晉玄學。從兩漢經學到魏晉玄學，是中國思想史的重大轉折。
我們知道魏晉時期的文人講究名士風度，喜歡談玄，按張英基先生的說法：“魏晉時代，是一個充滿著戰爭和饑饉、陰謀和殘忍、悲歌慷慨和背信棄義、尋歡作樂和瀟灑風流的時代。由於社會的動亂，禮教的虛偽，不少士人為了逃避現實而信奉老、莊，寄情于山水。他們蔑視禮法，追求虛靜超然的精神境界，於是玄學清談之風興起”。譬如那時候的名士都喜歡奇裝異服，還有的就乾脆少穿衣服或不穿衣服，有人當街抓蝨子並吃掉它，而旁若無人，有人慣用“青白眼”看人，有些人以豪飲為榮，像劉伶、阮籍那都是能喝酒的好漢，中國文人的好酒之風就是從他們開始的，喝醉了什麼都可以輕狂，哪有什麼禮法在眼裡。而且魏晉名士恐怕是世界上最早吸毒的人，他們喜歡吃一種叫“五石散”的東西，吃完之後，渾身燥熱，滿街狂奔，令人羨煞。種種怪異行為的背後，是魏晉名士對傳統的儒學思想和道德觀念的強烈叛逆，在這樣的衝擊下傳統的禮教束縛逐漸轉向鬆弛，先前那種思想獨尊的局面被打破了，各種思想活躍了起來。玄學是在儒學高壓下的一種思想解放，是向老莊思想的一種迴歸，是在人性上追求自由的一種表現，東晉以後，玄學又吸取了佛學的成分，並改造了佛學，造就了一個有中國特色的佛教流派——禪宗。為中國形成儒、釋、道三教合一的文化打下了思想基礎。可以說正是一個強大王朝的瓦解後的動亂時代為這種思想叛逆提供了歷史機遇。
第三個高峰就是五四時代了。我們都不會忘記中國在近代的衰落，到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甚至走到了亡國的邊緣，中國本土文化孕育出的思想已經不能給中國找到出路了，中國向何處去第一次成為一個最嚴重的問題擺在了國人面前，好在封建王朝已經解體了，又開始了一個動亂時期，在這個時期有一場我們誰都不會忘記的、著名的文化啟蒙運動，新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高揚民主和科學兩面這旗幟，猛烈抨擊幾千年的封建思想，使中國思想傳統在那時發生了斷裂，而這種代價為中國換來了新思想、新理論廣泛傳播，新文化運動是各種流派相容幷包、自由辯論的思想文化運動，這是幾千年來中國接受外來文化思想最深刻的年代，也是中國人思想解放最徹底的一個時代，尤其是後期傳播的馬克思主義，為中國先進的知識分子所接受，成為拯救國家、改造社會的思想武器，徹底改變了中國歷史的走向。
以上說的三個思想高峰都形成於動亂時期，我們需要偉大的思想做我們民族的靈魂，這種思想能夠引導我們不斷前行，去創造一個美好的社會，那應該是一個和平、和諧的社會。動亂時期產生的思想必須根植於和平的土壤才能開花結果，我們珍視和平，我們也要珍視能夠創造和平的、產生於動亂時代的偉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