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哲學史》淺析對中國哲學的認識論文
摘要：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建立與研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本文試通過幾部哲學史，來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普遍共識和理論方法。透過對比梳理出中國哲學史前進的方向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中國哲學史》；經學；問題
1 早期的《中國哲學史》的書寫
（一）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與其開創意義
在中國文化沒有遭到西方文化沖積之時，歷代知識分子都有對於中國思想史的梳理。當哲學這個概念經章太炎自日本傳回來之後，中國知識分子迅疾將Philosophy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嫁接到哲學與中華文化的關係。自此中國哲學史的書寫就在知識分子群體中提上了日程。最早寫《中國哲學史》的是謝無量，出版於1915年。這部哲學史在當時以至於後世並沒有引起波瀾，但是其作為第一部《中國哲學史》還是具有開創性和借鑑意義。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除了對於先秦各家各派的梳理在今天看來能夠突出哲學的多樣性外，對秦以後的哲學歸納難逃儒家經學史的框架。可見在當時中國知識界所瞭解的只是“哲學”的概念，但是對於西方的哲學卻缺乏瞭解，在寫作的方法上也是中國式的。
（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與方法創新
作為一個西化派人物，胡適痛感當時的知識分子將中國哲學作為中國傳統義理的同義詞。當然這種分別並不僅僅是“名”上的差別，更重要的是“實”上的差別。胡適曾經說過“治《中國哲學史》，我是開山的人，這一件要算是中國一件大幸的事。…凡不能用這種方法和態度的，我可以斷言，休想站得住。”此我們可以看出胡適1919年出版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是有意識地推翻了傳統經學的研究模式，也就是有意無意地批判了謝無量的《中國哲學史》的寫作模式。
胡適認為哲學就是“研究人生切要的問題，從意義上著想，去找一個可普遍適用的意義”因此他從實用度將中國哲學分為六個模組，包宇宙論、名學及知識論、人生哲學和倫理學、教育哲學、政治哲學和宗教哲學。乍一看這些概念與西方哲學的概念對應地嚴絲合縫，實則不然，胡適只是粗略的將中國哲學中的概念進行剝離。例如他將中國哲學中的“天道”和“無”的概念納入到宇宙論的範疇，將“名”與“實”納入到名學及知識論，將道家的無為和儒家的仁愛納入到政治哲學當中等等。
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與其說是一部哲學史不如說是一部思想史，胡適晚年也有相似的論述。我們都知道胡適先生重考證，在哲學史的書寫上同樣如此，因此可以明顯地看出其史學價值大於哲學價值。另外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只是停留在先秦時代，缺乏對秦以後的哲學的梳理。
2 馮友蘭與張岱年
（一）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
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兩卷本，分別於1931、1934年出版。相較於胡書只寫到先秦，馮書區別了子學時代與經學時代，具備了通史的完整形式。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繼承了胡適的分類方法，然後採取重點突破的方法。他所強調的是宇宙論 、人生論、知識論三大塊，他認為這三部分能夠直指中國哲學問題的核心，他的目的就是排除雜蕪和子虛烏有的獨斷。馮友蘭特別強調哲學是理智的產物，即一個道理要成立，必須要透過論證去證明。他說“哲學的主要問題是共同的但每個哲學家對於這些問題的理解和解決是不完全相同的。哲學家們各有各自的思路，各有各自的建立體系的過程，所以他們的體系各有自己的特點。他認為書寫哲學史並不一定按照歷史的邏輯整齊劃一地來書寫，書寫哲學史的目的是將歷史上的哲學家的繼承和差異展示給讀者。
總體來說馮友蘭先生書寫的中國哲學史還是西方式的，比方他將道說成是萬物生成之總原理，諸如此類的歸納還有很多。馮友蘭認為“一種觀點是把中國哲學當作中國國學中之一中特別學問，與普遍哲學不必發生異同的程度問題；另一種觀點是把中國哲學當作發現於中國的哲學”其中的普遍哲學，是指把西哲的問題當作哲學的唯一標準，學說內容必須對應到西哲的問題設定才能算是哲學。如果傳統義理與西方哲學所討論的問題完全一致，那傳統義理就可以說是哲學了。但傳統義理所討論的問題與西哲一致，但是研究路徑存在巨大分歧，這樣就產生了困難。面對這種兩難的境地有兩種看法，一種是堅決以西哲的問題設定為標準，二是自行設定那些問題才算是哲學。在金嶽霖看來，馮友蘭採取的態度是前者，他說馮先生的態度也是以中國哲學史為在中國的哲學史，但它沒有以一種哲學的成見來寫中國哲學史。由於馮友蘭的問題設定是直接移植自西哲，是以西哲為哲學的普遍標準，所以金嶽霖說他沒有哲學的`成見，也就是沒有自己設定一種標準，缺乏堅定地立場。在此意義上，“中國”僅是地理而非文化概念，而馮書的真正定位是“西方哲學在中國”是發現於中國的西方哲學。馮友蘭認為， 中國的魏晉玄學、宋明道學、清代的義理之學， 就其研究物件而言接近於西方哲學。中國古代的學說當中“ 研究天道之部分，即約略相當於西洋哲學中之宇宙論。
另外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將人生論落實在修養論上，他認為人應該透過不斷修養不斷提升自己的人生境界。馮友蘭利用西方哲學特別是古希臘哲學的行上概念來解釋朱熹的理、氣關係，在解釋朱陸異同時，認為朱熹所見之實在有兩世界，一是是恐怖在時空。象山則只見到時空的這一世界。凡此種種，都是先了解到西方哲學於本體論或宇宙論具有哪些觀點，並在認定傳統學說有著相同的問題意識後，把這些觀點套用在學說的概念理解之上。這實際上是把西方哲學的內容直接代入傳統學說之中，而傳統學說的特點卻不見得能顯示出來。
（二）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史大綱》
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於1937年寫成，但是由於戰亂，直到1958年才出版。相較於胡、馮按學說的時間先後來編排章節，張書十八不同的學說的內容打散並分配到特定的哲學問題下，這其實就是一本中國哲學問題史。
張岱年認為，所謂哲學是指研討宇宙人生之究竟原理及認識此種原理的方法之學問更以哲學為一涵蓋諸多不同流派的統稱，所以這些流派全都是哲學的其中一種型別。他的問題設定其一是宇宙論，其下又可分為本根論或道體論、大化論。其二是人生論，又可分為天人關係論、人性論、人生理想論或人生最高準則論、人生問題論。其三包含知論和方法論。張岱年的《中國哲學史大綱》不僅繼承了胡、馮的做法，設定了一組問題來進行文字解讀，更進一步採取了問題史的形式，利於看出古代各家對同一問題的不同響應。從問題設定的角度來看，張岱年是修改了西方原有的哲學問題並加入了修養論特色，以建立一箇中西哲學共享的問題架構，如此就可以透過在問題上的不同立場與響應，來凸顯中西哲學之間的差異另外張岱年先生尤其重視研究方法比如他結合中國傳統的身心修養的路徑歸納出直覺、實踐、觀察、思辯的方法。可見張岱年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既從知識論上創新發展，又從方法論上標新立異。
對於中國哲學的義理解讀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如陳來所言“要準確呈現中國哲學的義理結構，必須持“心知其意”的還原精神，瞭解中國哲學問題意識的獨特性與獨特解決方式。這不僅需要對原典的深入解讀與分析，更要求在問題設定上考慮到中國哲學的特色。透過對幾部哲學史的認識使我對於中國哲學史的問題認識的更清晰，對經學與子學的認識也開始變得立體化。相信隨著學科研究的逐漸深入，對於中國哲學的研究脈絡也會更加清晰。
參考文獻
[1]柴文華，“論勞思光對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的評價”，《哲學研究》，[J]2015年第七期
[2]湯一介、杜維明主編《中國哲學百年經典》，海天出版社，[M]1998年版
[3]馮友蘭《三松堂全集》卷2 河南大學出版社，[M] ，1996年版 第6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