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本經典古典書籍介紹
《氾勝之書》：最早的農學專著
氾勝之（生卒年不詳），大約生活在公元前1世紀的西漢末期。氾勝之是汜水（今山東曹縣北）人，著名古代農學家。《氾勝之書》是西漢晚期的一部重要農學著作，也是中國現存最早的一部農學專著。書中記載黃河中游地區耕作原則、作物栽培技術和種子選育等農業生產知識，反映了當時漢族勞動人民的偉大創造。
正史中沒有氾勝之的傳，古籍中有關他的事蹟的記載也寥寥無幾。他是西漢末年人，《漢書·藝文志》注說他在漢成帝時當過議郎。祖籍在山東氾水一帶。《廣韻》雲卷二凡第二十九載，氾姓“出敦煌、濟北二望。皇甫謐雲：‘本姓凡氏，遭秦亂，避地於氾水，因改焉。漢有氾勝之，撰書言種植之事，子輯為敦煌太守，子孫因家焉。’”氾水是濟水的支流，在山東曹縣北四十里，與定陶縣交界。氾勝之雖是山東人，但在歷史上留下印跡的主要活動卻是在西漢京師地區指導農業生產。《漢書·藝文志》注曰；“劉向《別錄》雲，使教田三輔，有好田者師之。徙為御史。”《晉書·食貨志》謂：“昔者輕車使者氾勝之督三輔種麥，而關中遂穰。”他在這些活動中所積累的經驗和資料，是撰寫農書的基礎；而他也是主要靠《氾勝之書》而聞名後世的。
從現存有關《氾勝之書》的資料看，氾勝之具有突出的重農思想。他說：“神農之教，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又無粟者，弗能守也。夫谷帛實天下之命。”把糧食布帛看作國計民生的命脈所繫，是當時一些進步思想家的共識；氾勝之的特點是把推廣先進的農業科學技術作為發展農業生產的重要途徑。他曾經表彰一名佚名的衛尉：“衛尉前上蠶法，今上農法。民事人所忽略，衛尉懃之，忠國愛民之至。”在這裡，他把推廣先進農業科技，發展農業生產提高到“忠國愛民”的高度。可以說，《氾勝之書》正是在這種思想的指導下寫成的。
《漢書藝文志》著錄作“《氾勝之》十八篇”，《氾勝之書》是後世的通稱。作者氾勝之，漢成帝時人，曾為議郎，在今陝西關中平原地區教民耕種，獲得豐收。該書是他對西漢黃河流域的農業生產經驗和操作技術的總結，主要內容包括耕作的基本原則、播種日期的選擇、種子處理、個別作物的栽培、收穫、留種和貯藏技術﹑區種法等。就現存文字來看﹐以對個別作物的栽培技術的.記載較為詳細。這些作物有禾﹑黍﹑麥﹑稻﹑稗﹑大豆﹑小豆﹑枲﹑麻﹑瓜﹑瓠﹑芋﹑桑等十三種。區種法（即區田法）在該書中佔有重要地位。此外，書中提到的溲種法﹑耕田法﹑種麥法﹑種瓜法﹑種瓠法﹑穗選法﹑調節稻田水溫法﹑桑苗截乾法等，都不同程度地體現了科學的精神。
氾書早佚，北魏賈思勰《齊民要術》多所徵引。原書十八篇，多為後世農書所引用，約在北宋末年失傳，清洪頤煊有輯本。馬國翰從《齊民要術》中輯得十六篇，又從其他書中綴為雜篇上下，湊成十八篇，共3700字。1956年，科學出版社出版了石聲漢《氾勝之書今釋》以及萬國鼎《氾勝之書輯釋》。
《大德南海志》：廣州舊志刻本
《大德南海志》，原名《南海志》，因其成書於元成宗大德八年（1304），故有此名。系元朝陳大震、呂桂孫所撰，是目前可見的廣州（含當時所領七縣）舊志的最早刻本。原書20卷，已散佚，現殘存元大德刻本5卷（卷六至十），涉及元代廣州地區賦稅、物產、教育及海上貿易等諸多領域，極具史學價值，是瞭解宋元時期珠江三角洲的重要文獻。特別是卷七之舶貨後附“諸蕃國”名，更是研究當時海外交通的珍貴史料。今藏於北京圖書館。近代藏書家潘宗周於1939年刊印的《寶禮堂宋本書錄》中錄有，近現代著名學者郭沫若亦有專題研究著作，今已彙編付梓。
由於《大德南海志》經年曆月，又遭受了明末戰火和清代文字獄的洗禮，原書20卷，今已散佚，現僅殘存元大德刻本5卷，我們已不能夠盡覽全書所有內容，但是從僅存的這5卷殘本之中，我們也可以大概摹畫出原書的主要內容。僅存的這5卷對應的是原書的第六至第十卷，其中卷六記戶口、土貢、稅賦；卷七記物產、舶貨；卷八記社稷壇壝、城濠；卷九記學校；卷十記兵防、水馬站、河渡、局務倉庫、廨宇、郡圃。凡所舉廢，由宋及元。卷七之後還附有“諸藩國”名錶。
“此志綜記元廣州路所屬七縣事，舉凡歷史之沿革，山川之廣袤，戶口之登耗，田疇之蕪治，物產之豐盛，舶貨之品類，諸蕃之國名，社稷之變遷，以及稅課，書院，科第，學租，兵防等。是較早同時提及東、西洋的一部重要古籍，書中記有東洋、大東洋、小東洋、西洋、小西洋等名。對研究中外交通史具有很大參考價值。尤其對當代南中國海爭端，中國尋找法理歷史依據的考證，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按元世祖攻克廣州，立廣州路總管府，設錄事司，元領八縣。其後以懷集一縣割屬賀州，餘七縣，一南海，二番禺，三東筦，四增城，五香山，六新會，七清遠。本書記載先錄事司，次及七縣，是雖名《南海志》，而實則廣州一路之志也。”（《寶禮堂宋本書錄·原書錄·跋》）
“是書版本多種，而多闕漏，相互校訂，知原書應有二十卷，其卷七〈船貨〉與其附錄〈諸蕃國附〉，乃元初廣州海外貿易之記錄。所著錄當時廣州貿易海外之國，一百四十二國。分別列各國為東洋，西洋。東西洋之劃分，始見元代，而元初其它著作只見西洋一詞，唯《大德南海志》並述東洋，西洋，並且細分為小東洋，大東洋，小西洋，大西洋。大抵以巽他海峽為東，西洋之分界;加里曼丹島北部至菲律賓為小東洋，其南諸地為大東洋;馬來半島，蘇門答臘一帶為小西洋;印度洋為大西洋。各版本多述及海外諸國多止於東南亞諸地，唯《永樂大典》所載海外諸國，遠及白達，層拔，弼琶羅，勿斯離，默茄諸國。其地括及阿拉伯半島（白達，默茄），北非（勿斯離），東非（弼琶羅，層拔）。這些國名，可見於唐宋典籍，有其可信之理，但《大德南海志》僅錄地名，於風土民情貿易無隻字片語記述，則此等地區是否廣州貿易所及，仍有待於稽考。”
《唐詩紀事》：唐代詩歌文獻
《唐詩紀事》，唐代漢族詩歌資料彙集。凡81卷，南宋計有功編。收唐代詩人一千一百五十餘家，內容極為繁富。唐代很多作家作品到宋代已日漸湮滅失傳。計氏編撰此書的目的，主要為儲存唐代詩歌文獻。
《唐詩紀事》八十一卷，《四庫全書》收於集部詩文評類。是書採摘繁富，自唐初至唐末三百年間，共收錄一千一百五十位詩人的部分詩作，先後編次，且詳略適當，又輯集本事與品評，兼記世系爵裡，既是唐代詩歌總集，又是唐宋有關詩評的彙編，此亦見其特色。其規模較大，材料頗豐，為唐詩研究提供了寶貴的資料。
由於編撰者視野廣闊，態度客觀，不僅著重對大家名篇多加採擷，而且顧及僧人、婦女乃至地位低微者的佳作，網羅散佚，因此使許多難於傳世者得以流存，尤如張為《詩人主客圖》一書，“獨藉此編以見梗概”（《四庫全書提要 》），這是《唐詩紀事》的成就之一。
次則，郭紹虞《宋詩話考》雲，是書所錄，“即膾炙人口者，亦有足資校勘之處”。如吳騫《論詩絕句》自注雲：“王之渙《涼州詞》‘黃河遠上白雲間’，《唐詩紀事》作‘黃沙直上白雲間’，吳修齡篤信之，以為的不可易。”再則，摘錄前人品評之語，多有參考價值。如李白《 烏棲曲》，賀知章贊曰“可以泣鬼神矣”。如王士源謂孟浩然“骨貌淑清，風神 散朗，救患釋紛，以立義表”，“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 其他如謂元稹“善紀事”，謂陸龜蒙“博雅多文，尤善談笑”，“詩篇清麗”。記述李白、杜甫、韓愈、白居易等人仕履詩事，亦較詳實。然由於材料輯掇之多，未免“榛楛勿剪”。自序說凡唐代“三百年間文集、雜說、傳記、遺史、碑誌、石刻，下至一聯一句，傳誦口耳，悉搜採繕錄。間捧宦牒，周遊四方，名山勝地，殘篇遺墨，未嘗棄去”。胡震亨曰：“計氏此書，雖詩與事蹟、評論並載，似乎詩話之流，然所重在錄詩，故當是編輯家一巨撰。收採之博，考據之詳，有功於唐詩不細。”
《蹇齋瑣綴錄》：明代內閣掌故
明尹直撰。直有《明良交泰錄》，已著錄。
是書所載，多明代掌故，於內閣尤詳。於同時仕宦黜陟，恩怨報復之由，亦頗縷悉。而好惡之詞，或所不免，其醜詆吳與弼不遺餘力。
案《明史·儒林傳》，載與弼至京師，李賢推之上坐，以賓師禮事之，編修尹直至令坐於側。直大慍，出即謗與弼。及與弼歸，知府張璝謁見不得，大恚。募人代其弟投牒訟與弼，立遣吏攝之，大加侮慢，始遣還。編修張元禎不知其始末，遺書誚讓，有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虛名語。直復筆其事於《瑣綴錄》。又言與弼跋石亨族譜，自稱門下士，士大夫用此訾與弼。又載顧允成之言，以為好事者為之。然與弼求名太急，實有矜心作意，刻畫聖人之處。觀其日錄，約略可見。直之所記，當亦有所激而然歟？其論《續通鑑綱目》一條，謂宋太宗燭影斧聲之事，由陳桱誤增李燾之文，李燾又誤改文瑩之語，則考證頗詳雲。
《三十六計》：兵家謀略之大成
《三十六計》或稱三十六策，是指中國古代三十六個兵法策略，語源於南北朝，成書於明清。它是根據中國古代漢族軍事思想和豐富的鬥爭經驗總結而成的兵書，是漢民族悠久文化遺產之一。
原書按計名排列，共分六套，即勝戰計、敵戰計、攻戰計、混戰計、並戰計、敗戰計。 前三套是處於優勢所用之計，後三套是處於劣勢所用之計。每套各包含六計，總共三十六計。其中每計名稱後的解說，均系依據《易經》中的陰陽變化之理及古代兵家剛柔、奇正、攻防、彼己、虛實、主客等對立關係相互轉化的思想推演而成，含有樸素的軍事辯證法的因素。解說後的按語，多引證宋代以前的戰例和孫武、吳起、尉繚子等兵家的精闢語句。全書還有總說和跋。
三十六計是古代漢族兵家計謀的總結和軍事謀略學的寶貴遺產，為便於人們熟記這三十六條妙計，有位學者在三十六計中每取一字，依序組成一首詩：金玉檀公策，藉以擒劫賊，魚蛇海間笑，羊虎桃桑隔，樹暗走痴故，釜空苦遠客，屋樑有美屍，擊魏連伐虢。
全詩除了檀公策外，每字包含了三十六計中的一計，依序為：金蟬脫殼、拋磚引玉、借刀殺人、以逸待勞、擒賊擒王、趁火打劫、關門捉賊、 渾水摸魚、打草驚蛇、瞞天過海、反間計、笑裡藏刀、順手牽羊、調虎離山、李代桃僵、指桑罵槐、隔岸觀火、樹上開花、暗渡陳倉、走為上、假痴不癲、欲擒故縱、釜底抽薪、空城計、苦肉計、遠交近攻、反客為主、上屋抽梯、偷樑換柱、無中生有、美人計、借屍還魂、聲東擊西、圍魏救趙、連環計、假道伐虢。
另有一好事者，也作了一首伏頭藏尾打油詩，曰：下策金玉借，以指劫擒賊；草魚海間笑，山羊桃中擊；樹暗痴故走，釜空苦遠客；屋樑連人屍，隔魏虢國滅。
詩去掉頭尾的“下策”、“國滅”各二字，餘三十六字，一字一計，依序為：金蟬脫殼、拋磚引玉、借刀殺人、以逸待勞、指桑罵槐、趁火打劫、擒賊擒王、關門捉賊、打草驚蛇、渾水摸魚、瞞天過海、反間計、笑裡藏刀、調虎離山、順手牽羊、李代桃僵、無中生有、聲東擊西、樹上開花、暗渡陳倉、假痴不癲、欲擒故縱、走為上、釜底抽薪、空城計、苦肉計、遠交近攻、反客為主、上屋抽梯、偷樑換柱、連環計、美人計、借屍還魂、隔岸觀火、圍魏救趙、假道伐虢。
《大觀茶論》：徽宗茶藝專著
《大觀茶論》是宋代皇帝趙佶關於茶的專論，成書於大觀元年（1107）。全書共二十篇，對北宋時期蒸青團茶的產地、採製、烹試、品質、鬥茶風尚等均有詳細記述。其中“點茶”一篇，見解精闢，論述深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北宋以來我國茶業的發達程度和製茶技術的發展狀況，也為我們認識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
關於茶的專論。就內容而言，即使在今天，《大觀茶論》都可以說是有關茶的知識的入門之作。透過《大觀茶論》，人們能迅速瞭解和掌握有關茶的知識。
它提出了“陰陽相濟，則茶之滋長得其宜”的觀點。他指出茶的產地是“崖必陽，圃必陰”。這與陸羽的見解基本相同。對於產地對茶葉生長的影響及要採取的措施，他提出“石之性寒，其葉抑以瘠，其味疏以薄”，“必資陽和以發之”；“土之性敷，其葉疏以暴，其味強以肆”，“必資陰蔭以節之”。
關於天時對茶葉優劣的影響，它提出了“焙人得茶天為慶”的觀點。他說：“茶工作於驚蟄，尤以得天時為急”。如果“輕寒，英華漸長，條達而不迫，茶工從容致力”，則其“色味兩全”。如果“時暘鬱燠，芽甲奮暴，促工暴力，隨槁晷刻所迫，有蒸而未及壓，壓而未及研，研而未及制，茶黃留漬”，則其“色味所失已半” 。
對製茶過程，它提出了“潔淨宜熱良”的要求。“滌芽惟潔，濯器惟淨，蒸壓惟其宜，研膏惟熱，焙火惟良”，否則，會出現“飲而有少砂……滌濯之不精”的情況。造茶要考慮“日晷之短長，均工力之眾寡，會採擇之多少”，必須在“一日造成”，如果過宿，“則害色味”。
透過以上3例，可以發現《大觀茶論》充分吸取了前人的研究成果，立足於當時代的發展水平，全面介紹了茶的有關知識。內容精深，論述簡明，且具有極強的歷史穿透力，對今天茶的發展都具有重要指導意義。
《大觀茶論》的最大特點，是它把深刻的哲理、生活的情趣，寓於對茶的極其簡明扼要的論述中。
在論述“蒸芽壓黃之得失”時，它說“蒸太生則芽滑，故色清而味烈；過熟則芽爛，故茶色赤而不膠。壓久則氣竭味漓，不及則色暗味澀。蒸芽欲及熟而香，壓黃欲膏盡亟止。如此，則製造之功十已得七八矣”。蒸芽壓黃，最重要的是要掌握火候，過與不及都不行。而做到恰到好處，既需要技術，更需要智慧。這需要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積累。
在採茶上，他基本採納前人的見解，但更為簡明，並在生動形象的描述中無形地提高人們的鑑茶能力。採茶的時間是“黎明，見日則止”。具體要求則“用爪斷芽，不以指揉”，主要是“慮氣汗燻漬，茶不鮮潔”。對於茶的品次，“凡牙如雀舌穀粒（雀舌穀粒，指茶芽剛剛萌生隨即採摘，精製成茶後形似雀舌穀粒細小嫩香。後世“雀舌”成一種優質茶名）者為鬥品，一槍一旗（一槍一旗，即一芽一葉，芽未展尖細如槍，葉已展有如旗幟）為揀芽，一槍二旗為次之，餘斯為下。茶始芽萌，則有白合（百合，指兩葉抱生的茶芽，即鱗片），既擷則有烏蒂（烏蒂，指茶芽的蒂頭），白合不去害茶味，烏蒂不去害茶色” 。
“點茶”部分是《大觀茶論》的精華，見解精闢，論述深刻，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北宋以來中國茶業的發達程度和製茶技術的發展狀況，也為我們認識宋代茶道留下了珍貴的文獻資料。點茶講究力道的大小，力道和工具運用的和諧。它對手指、腕力的描述尤為精彩，整個過程點茶的樂趣、生活的情趣躍然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