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影響畢業論文
摘要：本文首先對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影響的具體機制進行了闡述，然後在趙奇偉等（2007）所構建的理論模型的基礎上進行經驗分析。採用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的面板資料的實證結果表明，相對於現有外資規模我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滯後，是造成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位效應為負的原因之一。文章最後針對提高對外開放程度以獲取正向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提出了政策建議。
關鍵詞：開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
一、東道國開放程度影響
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的機制分析
在進行實證分析之前，我們有必要解釋東道國對外開放度是如何影響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實現途徑的。
1、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的實現途徑
外商直接投資的溢位效應包括積極的技術溢位效應和負向的競爭效應。首先，跨國公司在東道國實施外商直接投資可以引起當地技術進步，帶來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張誠等人（2001）認為積極的技術溢位效應主要透過以下途徑實現：第一，跨國公司採用先進技術對當地企業產生示範作用，或者透過增加競爭壓力，迫使國內競爭對手謀求提高技術水平，並引起當地企業的模仿；第二，透過跨國公司的員工流向本地企業而實現技術溢位；第三，跨國公司子公司會以供應商、顧客、合作伙伴等身份與當地企業建立起業務聯絡網路，從而透過前向聯絡與後向聯絡帶來技術溢位。其次，跨國公司也會擠佔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引致負的溢位效應。在進入初期，跨國公司通常會帶來激烈競爭，改變當地市場的供求狀況。在這種情況下，雖然當地企業受益於積極的溢位效應而降低平均成本曲線，但因為跨國公司擴大市場份額或將需求從當地企業轉到其他企業，從而使當地企業維持低成本所需要的生產規模無法實現，結果是企業實際生產點只能沿其平均成本曲線向上移動，其實際生產的單位成本仍很高，甚至高於跨國公司進入以前的成本（Markusen&Venables，1999）。此外，如果東道國的勞動力市場低估人才的真實價值，跨國公司的進入就會從當地企業吸引大量人才，造成負向的溢位效應。
可以用一個簡單的模型來描述外商直接投資積極的技術外溢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Aitken&Harrison，1999）。假定在一個完全競爭的本地市場中存在若干面臨固定生產成本的企業。由於邊際成本較低，跨國公司通常會選擇更大的生產規模，而為本地市場生產時跨國公司就將會擠佔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迫使其削減產量。如圖1所示，積極的技術溢位效應使得本地企業的平均成本曲線由AC0下移至AC1，但額外的競爭迫使當地企業的產量從Q0削減至Q1。由於現在當地企業只能在一個更小的產量上平攤固定成本，所以平均成本沿AC1上移至C點，外商直接投資的淨效應是提高了當地企業的平均成本（由最初的OA′提高至OC′）。可見，如果競爭效應B′C′足夠大，則即使存在積極的技術溢位效應A′B′，外商直接投資的淨溢位效應A′C′也會為負。
2、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的影響
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可以對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產生重要影響。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可以從全球範圍內進行融資和招募人才，當地企業就更有機會利用新技術，經由示範模仿、人員流動和產業關聯等途徑獲取積極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位效應。同時，對外開放程度的提高使得當地企業面臨更為廣闊的全球市場，所以當地企業可以在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中獲取規模經濟，降低生產成本，縮小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使得當地企業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獲取更為有利的位置。相反，如果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很低，當地企業就難以達到最優的生產規模，內外資企業的能力差距就會加大，限制了東道國企業吸收外商直接投資帶來的'正溢位效應。
東道國開放程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的影響可以用圖1來說明。如上所述，積極的技術溢位效應和負的競爭效應分別取決於A′B′和B′C′的大小，而外商直接投資的淨溢位效應則由A′C′表示。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會影響到企業的平均成本。如果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很高，當地企業不僅更容易獲取所需生產要素，還可以面臨更廣闊的市場，從而比封閉國家的企業更容易形成最優生產規模，在圖1中AC1必然是該期內較低的一條平均成本曲線，當地企業充分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位效應。同時，由於內外資企業的競爭能力更為接近，跨國公司就難以大幅度擠佔當地企業的市場份額，所以當地企業產量削減不會太多，Q0和Q1比較接近，故而競爭效應B′C′較小。這樣的話，外商直接投資的淨溢位效應就會為正，在圖形上體現為C′落入A′B′線段上。東道國的對外開放程度越高，當地企業獲取所需生產要素就越便利，企業的生產規模越趨於最優規模，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淨溢位效應就會越大，C′就會越接近於B′點①。相反，在相對封閉的國家，當地企業就很難獲取所需生產要素，技術溢位效應不會使AC0下移到最低的平均成本曲線，而競爭效應則會使產量削減的幅度足夠大，結果使得C′就會落在A′點之上，外商直接投資的淨溢位效應為負。所以，外商直接投資淨溢位效應的大小取決於東道國對外開放的程度。
二、東道國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
溢位效應影響的實證分析
趙奇偉、張誠（2007）建立了一個包含金融制度在內的內生增長模型，在模型中，金融深化程度透過影響國內研發部門的知識積累對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位的途徑產生影響。我們可以把他們的理論模型進一步擴充套件，可以理解為包含對外開放程度等因素在內的制度變數對溢位效應的影響。所以，在他們理論模型的基礎上，我們可以構建計量模型如下：
γYit=β0+β1FDIit+β2Hit+β3θit+β4openit+β5openit×FDIit+uit，i=1、2、。。。。。。31；t=1、2、。。。。。。8（設1997年為時刻1）。
其中，被解釋變數γYit為我國1997～2004年31個省市中第i地區第t年的工業總產值增長率。工業總產值用工業品出廠價格指數（1991=100）調整為實際值，單位為億元，資料取自1997～2005年《中國統計年鑑》。類似地，Hit為i地區第t年的人力資本存量，由各地區受教育年限的加權平均值來刻畫。具體計算時，我們把小學、初中、高中和大專及以上的受教育年限分別記為6年、9年、12年和16年，則各地人力資本存量的計算公式為：小學比重×6+初中比重×9+高中比重×12+大專及以上學歷比重×16①。所使用資料來自1998～2005年《中國勞動統計年鑑》。
θit為內外資企業的技術差距，計算方法為外資企業勞動生產率與內資企業勞動生產率之比減去1。其中，勞動生產率表示為工業增加值與就業人員的比值。在這裡，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外企就業人數單位為萬人，兩類資料均來自《中國工業經濟統計年鑑》。內資企業工業增加值缺乏直接資料，由各地區工業增加值扣除掉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得到。其中，各地區工業增加值單位為億元，資料取自國家統計局網站②。
openit是對外開放度。一國的對外開放度可以用外資依存度③來表示。外資比重越大，當地企業與其接觸的機會就越多，示範—模仿效應發生的可能性就越大（Findlay，1978）；開放度還可以用一國的貿易依存度來表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發展報告課題組，1995），發展對外貿易一方面可以加速世界先進科學技術的知識和人力資本在世界範圍內的傳遞，使知識和專業化人力資本能夠在貿易伙伴國內迅速積累；另一方面，由於知識傳播與人力資本的外部效應，各國之間開展貿易還可以節約一部分研究與開發費用，避免重複勞動。這些都為東道國獲取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創造了更多條件；此外，也有人綜合考慮前面兩個因素，用外資依存度和貿易依存度之和來表示對外開放度（蘭宜生，2002）。本文中選取的指標是貿易依存度，即進出口貿易總額與GDP之比來表示open，這主要是為了避免迴歸分析中的多重共線性。其中，進出口總額根據各年度匯率中間價調整為人民幣計價，以和GDP單位相統一。進出口貿易總額、匯率中間價和各地區GDP資料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鑑》。
在把openit和FDIit作為控制變數後，我們就可以用openit×FDIit來衡量受東道國開放程度制約的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為了更準確地衡量外資的技術溢位效應，我們分別用兩個指標來刻畫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在中國經濟中的存在水平。一是用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GDP和的比值FGDP，另一個是實際利用外商直接投資額和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總額之比AFDI。所用資料均來自1998～2005年《中國統計年鑑》。我們約定，使用FGDP時的計量模型為模型1，使用AFDI時為模型2。
根據表1的迴歸結果，開放度所決定的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在1997～2004年期間為負，即開放度相對於外資規模來講相對較低。這個結論可能和很多人的判斷不一致，因為他們覺得中國的對外開放度已經很高了。這需要從兩方面來解釋：第一，為了避免多重共線性，我們採用外貿依存度而不是外資依存度和外貿依存度之和來表示開放度，這顯然會低估開放度的值；第二，蘭宜生（2003）指出，儘管我國目前的名義貿易依存度已達到較高水平，但綜合考慮經濟規模、貿易形式差異、匯率和通貨膨脹率等因素的影響，我國的實際貿易依存度並不高，遠低於主要發達國家及大部分發展中國家，只略高於印度和巴西；第三，國內許多產業雖然貿易依存度很高，但沒有形成較強的前後向聯絡，不能起到結構進步的“出口導向”作用。為了觀測我國對外開放度對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的動態影響，我們分1997～2000，2001～2004年再做計量分析。如表2所示，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在1997～2000，2001～2004年兩個階段都為負，但是在第二個階段負效應更為明顯。這說明，開放度在第一個階段相對於外資規模已經較低，到了2001年，隨著外資累計規模的進一步增大，開放度相對更低了。
三、結論
根據上述理論模型及實證檢驗結果，可以得出如下結論：
第一，東道國對外開放程度是決定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位效應的重要因素。由於開放度高的國家可以為當地企業提供融資、獲取人才、以及接觸外資企業上的便利，所以開放程度高的國家或地區可以獲取正的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位效應，而開放程度低的國家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不明顯甚至為負。
第二，我們所提及的開放程度是個相對的概念，當開放程度相對於外資規模較高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位效應就為正；而當開放程度等制度因素的發展比外資規模相對滯後時，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位效應就為負。於是，這就出現了一國或地區的外商直接投資溢位效應在不同時間段上的變化。就我國的情況來看，開放程度相對於現有的外資規模一直是滯後的。因此，外商直接投資技術溢位效應在近兩年已經全部為負。
因此，一方面我們應該有選擇地進一步開放某些產業，特別是增加生產性服務行業的開放度。另一方面，對某些外資比重過高的行業要對引資規模加以限制，保持適度的內外資比例，給內資企業以成長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