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漢生將軍回憶長征那些年的故事
群星閃耀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中，廖漢生將軍沉靜低調，並不是一個明星式的人物。他平靜淡泊、老成持重的性格，也許和他一輩子從事政治工作有關。廖漢生將軍晚年曾詠詩回憶他的革命生涯：“五十四載著戎裝、參政又是十年忙”。今天小編就來分享廖漢生將軍回憶長征那些年的故事,希望讀者喜歡。
廖漢生將軍回憶長征那些年的故事
前不久，在紀念中國工農紅軍長征勝利會師70週年的日子裡，我有幸參加了由中國民族衛生協會發起在四川甘孜縣舉辦的一個藥品物資捐贈活動。從成都乘車大約17個小時，也就是說行車要日夜兼程一天一夜。然而，這段長途跋涉帶給我們的卻是極其意外的回報。美麗的甘孜，如果把她比作人間的天堂，一點都不過分。我甚至不敢相信，這裡曾經就是紅軍長征的會師之地，一個充滿了傳奇的地方!不能想象，實在不能想象，這裡就是親歷過二萬五千里長徵的廖漢生將軍曾經講給我聽的甘孜，那個令他一生夢魂牽繞的地方。
記得在我採訪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廖漢生同志時，他曾經對我談到過長征，其中曾談到過甘孜。今天，只有到了今天，當我們親臨過當年犧牲過無數烈士的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地甘孜城的時候，尤其是當我們發現一座座當年紅軍行軍途中留下的居住遺蹟的時候，對於革命前輩廖老那言語鏗鏘、充滿感情的回憶，才有了真切並且深刻的理解。是啊，那一段段雪山草地艱難困苦的歲月，在他們那一代人心中，永永遠遠都不可能忘懷······
廖漢生同志的談話給我留下最深刻記憶的是:長征留給後來人的應該是不朽的精神，是長征精神。今天，我想把深埋在廖老心中的長征告訴給讀者，讓我們共同緬懷那段無法忘卻也是不該忘卻的歷史吧。
永難償還的感情債
1935年11月，當時剛剛24歲的廖漢生在家鄉桑植縣劉家坪出席師以上幹部會議，會上決定:為粉碎30萬敵軍以堡壘為依託的步步逼近，紅軍二、六軍團實施戰略轉移。
蘇區群眾從蘇維埃政府動員堅壁清野中知道紅軍要走了，很多人趕來看望自己的子弟。6師師部駐在劉家坪旁邊的一戶姓朱的人家，這家老婆婆的兒子也在師裡當兵。6師還有很多家屬都是廖漢生的熟人，鄉親們從洪家關等地來了很多，直接到師部找廖漢生，言辭懇切地說:“漢生，我這個兒子交給你了······”“漢生，我的丈夫交給你了······”其言其情，感人至深。
作為紅軍的指揮員，年輕的廖漢生不能不承諾下來:“放心吧，我會照顧好的。有我廖漢生在，就有你們的兒子、丈夫在!”同時廖漢生也對來隊家屬做工作:“紅軍走了，白軍來了，蘇區人民要吃苦的，請多保重，不管我們走到哪裡，一定會回來的!”廖漢生的家距離師部不算太遠，在送別的人群中，他沒有看到自己的家人，他緊緊地勒住了馬的韁繩，向著家鄉的方向深情地望了一眼，掉轉馬頭，走了。連他自己也沒有想到，這一去就是幾十年，一走就是幾萬裡······
1935年11月18日，廖漢生政委和郭鵬師長率領紅六師，作為紅二、六軍團前衛，踏上征程。俗話說，一諾千金啊。廖漢生對鄉親們的一句承諾，竟然使他從此背上了永遠難以償還的感情債。眾所周知，殘酷的鬥爭環境中，鄉親們的兒子、丈夫有許多都在長征中犧牲了，甚至有些人連犧牲在什麼地方廖漢生都很難說得清楚。這筆沉重的感情債，在廖漢生的心頭一壓就是幾十年。
廖老說，戰爭的殘酷和紅軍戰士的樂觀精神形成強烈的對比。1936年元旦剛過，二、六軍團來到湘黔交界的`晃縣、玉屏，按預定設想在這裡建立新的根據地。但敵人緊隨過來，眾兵撲向晃縣。二、六軍團立即沿河的左右兩岸迎敵。
6師趕到作戰位置後，4師代理師長金承忠率部正從廖漢生所在指揮所前經過。金承忠和師長郭鵬都是從六軍團調來的，他在4師當過參謀長，廖漢生曾兩次在4師代理過政委，因此大家都很熟悉。郭鵬和廖漢生看到金承忠從面前經過，就跟他開玩笑:“喂!我們打了勝仗以後，請你喝酒!注意，你老兄可不要打死呦。”
過去打仗經常這樣開玩笑，打的仗多了，生死大事自然都在笑談之中，誰都不會在意。金承忠對郭鵬和廖漢生笑了笑，答應說:“好哇!”便帶領4師向敵先頭部隊發起突擊。
沒想到，這個玩笑開過僅僅十幾分鍾，金承忠就犧牲了。廖漢生和戰友們真後悔和他開了那麼個玩笑。自打這兒以後，廖漢生再也不開這樣的玩笑了。
全國解放後的30年間，不少長征的老戰士紛紛回鄉，但是廖漢生卻遲遲沒有回去看望久別的故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在於此。一想到那些犧牲了的同志，一想到那些紅軍家屬們，廖漢生的內心就會時時地感到不安，他已經無法向鄉親們兌現長征出發時的承諾。
對此他曾多次感慨道:“別的老蘇區都有一兩個將軍縣，出了幾十、上百個將軍。我們桑植縣1928年就建立了工農革命軍，1929年建立了蘇維埃政權，上萬人參加了紅軍，長征出發時又有大批人跟著走，但是授銜時只有一個元帥，一箇中將、一個少將，其他人差不多都死了······”
1979年，也就是距離長征出發44年後，作為南京軍區第一政委的廖漢生第一次回到家鄉。作為倖存者，他來到桑植縣烈士陵園，向矗立著紅軍戰士雕像的烈士紀念塔，深深地鞠躬，在場的父老鄉親無不為之動容。
長征途中紅軍的官兵關係
有幾件事，廖漢生始終記得:
1936年1月中旬，經過在石阡的七天休整，6師接到賀龍總指揮的命令:“傳18團跑步前進!”追趕上國民黨軍第23師，6師做後衛。
成本興團長、餘秋裡政委立即帶著18團跑步上前，一下子消滅了敵23師的一個營，並在敵人設定的堡壘群中打開了一條通路，繳獲敵人新裝備的一支20響駁殼槍。這之前，駁殼槍都是打單發的，這次繳獲的20響駁殼槍在當時就像機關槍一樣。這是我們的部隊第一次繳獲到20響駁殼槍，郭鵬師長高興得愛不釋手，成本興團長和餘秋裡政委把這隻槍送給了郭鵬師長。二、六軍團沿著18團開啟的通路，順利通過了封鎖線。
在此後的戰鬥中，二、六軍團與圍追堵截的敵軍展開一場氣勢磅礴的千里迴旋戰。在赫章縣的則章壩戰鬥中，廖漢生和成本興團長、餘秋裡政委在一個山包上指揮部隊出擊。成團長正要衝下山去，敵人的一串“花機關槍”子彈打來，餘政委喊了一聲:“危險!”伸手把團長拉了回來，他自己的左手骨頭被打斷。他只包紮了一下，堅持不下火線，左臂再次負傷，直到黃昏後部隊撤離則章壩，才被送進軍團衛生部。由於無藥可醫，生活又非常艱苦，他的傷遲遲不能痊癒。行軍中，廖漢生常看到餘秋裡政委用一塊涼水手巾敷在傷處鎮痛，直到長征後期才作手術，截掉了左手。
1936年4月，在搶渡金沙江的戰鬥中，作為後衛的廖漢生所在部隊6師接到賀老總命令，立即原路返回，阻止敵人的追擊，掩護整個部隊行動。
廖漢生和郭鵬師長研究後決定，全師後衛轉前衛，以強行軍向六甲開進。在16、17、18團的相互側應下，展開了一場殘酷的戰鬥。這場戰鬥整整持續了一整天。敵人在飛機、大炮火力掩護下的數次集團衝鋒都被打敗了。6師全師傷亡220餘人。18團政委楊秀山、參謀長陳剛負傷，三個營長傷亡兩個，九個連長傷亡八個。16團參謀長犧牲，兩個營長犧牲，六個連長負傷。師長郭鵬也在指揮17團掩護部隊撤出時負了傷。但是，儘管傷亡這麼大，指戰員們卻打得頑強，打得英勇。上一級倒下了，下一級馬上代理;子彈打光了，就用大刀、石頭拼殺;敵人爬上了陣地，就抱住他肉搏。
敵人靠的是火炮壯膽，督戰隊威逼，紅軍頑強阻擊，靠的是靈活有效的戰術技術，靠的是深入有力的戰場鼓動，靠的是旺盛高昂的戰鬥意志。就這樣，紅軍硬是把敵人死死頂住了，又在5師增援部隊的配合下把敵人打退了，為使全軍擺脫被敵前堵後追兩面夾擊的危險境地贏得了十分寶貴的時間，為實現搶渡金沙江北上的戰略行動創造了有利條件。賀老總疼愛地說:“你們這一仗打得苦啊，打得好啊!”
廖老記憶裡的香格里拉
香格里拉在現在人的心目中是一個既神奇又美麗的令人嚮往的地方，但是在紅軍長征途中，在紅軍將士們的記憶中簡直就像一場噩夢。
尤其對於廖漢生所在的6師，作為後衛部隊，在大部隊經過之後，草地上已經看不見綠草了，很多犧牲在草地上的戰士，嘴裡還含著沒有吞完的草根，因此，糧食對於6師來說就是生命的代名詞。
在從甘孜到草地中心的阿壩這段路上，有一段令廖漢生常常提起的故事。這段路途估計要走10天左右，結果卻走了17天，而部隊只籌帶了一天半的青稞粉子。隨著一天天地向草地深入，本來就不多的粉子漸漸地消減得很快。於是廖漢生所在師領導研究決定，為了節省糧食，師首長帶頭遵守如下決定:1、各級首長要親自到連隊幫助分發粉子。2、每人每頓只准吃一把粉子;3、不到開飯時間不準自由吃粉子。
就在這時，17團有一個連隊指導員在給全連分發粉子的時候，悄悄為自己多拿了一把。此事迅速反映到師部，引起了師領導的重視。就因為這麼一把粉子，這個指導員被撤消了職務。
這樣的處分在今天的環境看來，也許是過於嚴厲了，但是在當時那樣艱苦的情況下，紅軍不能不這樣做，尤其是一個政治工作幹部，一個共產黨員，一個參加紅軍多年的老戰士，他只有帶領同志向飢餓作鬥爭的責任，絕沒有為個人謀取一點私利的權力，哪怕是一把粉子。
廖漢生宣佈了方面軍政治部主任甘泗淇的處分決定，同時對這個指導員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個指導員流著痛悔的眼淚向全連做了，表示接受教訓，當好普通一兵，跟大家一起向飢餓做頑強的鬥爭。
以後，這個同志由於體力不支掉了隊，廖漢生再也沒有見到他。後來，廖漢生對此感慨地說，其實，在紅軍長征的英名錄上，應該記上這樣一位曾經為一把粉子被撤職的政治指導員，一位被飢餓和草地吞噬了生命的紅色士兵。
1936年7月27日，6師來到了號稱“草地上海”的阿壩。但是，當部隊到達的時候，這裡的人都跑光了，前邊部隊相繼經過這裡時，連附近的野菜都給扯光了。
為了指導部隊採食野菜，部隊根據上級下發的材料向戰士介紹哪些可以吃，哪些有毒不能吃。有時碰到誰也沒見過的野菜，廖漢生等師領導先嚐嘗，等證明確實可以吃了，再向全師推廣。
幹部關心戰士，戰士也在關心著幹部。一天，廖漢生什麼吃的東西都沒有了，師部的幾個警衛員不知道怎麼儲存下來的一小塊草鞋上的牛皮，把兩面烤得焦黃焦黃後，用小刀颳得乾乾淨淨地，拿來給廖漢生吃，戰士說:“政委，你餓不?快吃吧!”
廖漢生一聽就火了:“我餓，你們就不餓?為什麼就該我吃?真是莫名其妙!”
“你是首長嘛。”他們不服氣地嘟囔道。
廖漢生狠狠地把他們幾個批了一通，嚇得他們低著頭一聲不敢吭。其實，廖漢生嘴上雖然在發火，心裡卻難受得什麼似的，想想他們比自己也小不了幾歲，都是二十來歲的人，誰不知道餓呀?可是他們為了照顧好首長，寧願自己餓肚子，這種感情實在是深啊!
想到這，廖漢生極力控制住眼眶裡的淚水，謝絕了他們的好意，反過來勸他們吃了那一小塊牛皮。結果是，一小塊牛皮在幾個人的手裡推來讓去的，誰也沒有吃，送到了最困難的同志手裡。每當廖漢生回憶起長征，一定會想起這件事情並且感慨不已。
紅軍長征必然取得勝利
回憶起長征，廖漢生感慨地說，紅軍長征取得勝利是必然的。
他說:“同今天相比，紅軍政治工作人員和共產黨員，大多數人的文化水平和理論水平還比較低，識字不多，讀書不多，講不出好多深奧的道理，工作方法也不夠多。這是我們的一個缺憾，也是我們力求不斷解決的一個問題。但是我們也有一個長處，這就是身體力行，為人表率，以自己的模範行動來貫徹黨的指示，推進工作，帶動和影響部隊。因而，廣大政治工作幹部和共產黨員在部隊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說出的話大家信服，佈置的事情能夠很快落實，我們的政治工作具有很強的感染力和號召力。”
他舉自己為例:“我當師政治委員，給自己總結了三條:第一、打仗勇敢不怕死，即做英勇戰鬥的模範;第二、多擴大一些人，少減員一些人，即做擴大與鞏固部隊的模範;第三、遵守紀律，按政策辦事，不脫離群眾，即做聯絡群眾的模範。這三條雖然不那麼全面，卻是我從我自己做政治工作的實踐中摸索出來的，也是許多政治工作幹部的共同經驗。”
回憶紅二、六軍團，廖漢生這樣說:“我師18團是一個戰鬥力很強的團隊，長征中屢屢擔負重要任務，完成得都相當出色。這與該團歷任政治委員是密不可分的。18團長徵中首任政治委員是餘秋裡，在則章壩戰鬥中為掩護團長失去了左手;第二任政治委員楊秀山，在六甲戰鬥中負傷;第三任政委董瑞林在西康為給部隊籌糧犧牲了生命;第四任政委周盛宏在成縣戰鬥中率領部隊反衝擊，中彈陣亡。他們用自己的一言一行，用鮮血和生命，忠實地履行了政治委員的崇高職責，為部隊樹立了學習的榜樣。”
的確，無數資料表明，在長征中，共產黨組織切實起到了先鋒堡壘的作用，黨員切實起到了先鋒和模範作用。下級組織執行上級組織的決議，黨員執行組織的決議，是一點不打折扣的。因此，吃苦最多的是共產黨員，負傷最多的是共產黨員，犧牲最多的仍然是共產黨員。青年團員也是如此。
根據統計，6師僅從出發到中甸這一段路程，犧牲了的黨員人數達到360名、共青團員256名，這還沒有加上最為艱難的雪山草地。
在廖漢生的記憶中，6師團以上幹部黨員犧牲、負傷的就不在10人以下。同時，他們還在長征中不斷地發展黨團員，注意吸收那些表現積極、勇敢、吃苦耐勞的新同志加入到黨團隊伍中，使黨團員在犧牲很大的情況下及時地得到補充。長征出發時，6師有黨員801名，團員144名，合佔全師人數不足28%;到甘孜時有黨員761名，團員615名，與全師人員總數的比例上升到45%，班長以上的幹部絕大多數都是黨團員。正是因為我們擁有這樣一支黨團員隊伍，使黨在紅軍中的政治工作做得普遍而深入，使紅軍長征的政治任務、軍事任務能夠勝利完成。
長征時期，是紅軍歷史上一個充滿艱苦、充滿困難的時期，是共產黨在紅軍中政治工作做得大有成效的時期。它保證了黨制定的政治路線、軍事路線在紅軍中得到堅決地貫徹和執行，使我們的長征始終保持著正確的政治方向，沿著正確的道路前進;它在指戰員的心中樹立起崇高的理想，保持著堅定的信念，激發出高昂的鬥志，使我們的長征衝破了敵軍重兵的圍追堵截，戰勝了世間罕見的艱難困苦;它維護和增強了紅軍內部的團結，使紅軍三大主力勝利會師，統一在黨中央的領導下，走向抗日前哨。
總之一句話，廖漢生肯定地說:“黨在紅軍中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紅軍長征路上的生命線。”
在廖漢生同志的回憶錄裡有這樣一段話我把它抄錄下來，從中你也許可以感悟出老將軍內心深處的感受:“在長征中，我在紅2軍團第6師擔任政治委員。憑藉馬燈、篝火、月光，我曾逐下了那一段段艱苦的歷程。遺憾的是，這些日記在後來的戰爭歲月中全部失掉了。但是，正如長征這塊用紅軍的血與肉鑄就的革命基石和歷史豐碑永遠鋪墊在共和國的大廈裡，永遠矗立在億萬人的心目中一樣，長征的偉業及其精神也始終銘刻在我的心裡。長征路上，那長眠的戰友身影，那鏖戰的槍雨劍幕，那跨越的萬水千山，那激盪的革命正氣，時時撲面而來”。
在甘孜，當我們一行人經過一座靜靜的掩埋著九位無名女紅軍的烈士墓的時候，我的心似乎要跳出來了，那墓地上稀疏地開放著潔白的小花，被風輕輕地搖曳著，彷彿似在和我們打著招呼。她們是誰?她們當時有多大年齡?她們發生了什麼······
如果人真的有靈魂的話，我相信，她們一定有很多很多的話要告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