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富論讀書筆記3000字（精選10篇）
國富論是一部經濟學經典著作，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並在批判吸收當時有關重要經濟理論的基礎上，就整個國民經濟運作的過程做了比較系統、清晰的描述，給大家整理了國富論的讀書筆記，歡迎借鑑！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1
亞當 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說起國富論真的是經濟學當中的開山之作，至今200餘年仍有很實際的經濟指導思想與教育意義。
先說說這本書產生的時期。那是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剛剛結束的時候，我們知道英國是最早的資本主義國家，由於時代較早，資產階級革命也相對不夠完善，實現了封建勢力與資產階級妥協，議會至上，王在法下的君主立憲制。在這種情況下，當時的英國還擁有著大量的封建殘餘，大量的封建主還擁有著土地，仍然可以在經濟上和資本家一較高下。而資本家都是一些新興的資產階級，仍然看不到商業的發展前景，也不知道該怎樣做。從微觀的資本家的角度來看既是如此，那麼對於新興資本主義國家的英國來說，商業發展的影響更是巨大，東南面的西班牙和葡萄牙已經開闢出了新航路，而且透過殖民掠奪的方式奪得了美洲亞洲和非洲的絕大多數殖民地，也因此獲得了大量的資本積累，東邊的法國已經奪得了西歐的陸上霸權，掌握著西歐的經濟命脈，而長期居住在北歐的以海牧維生的荷蘭人，又霸佔著國際的海路貿易。在這種四周環敵的地理位置與貿易格局之下，大英帝國如何崛起，新興資產階級如何生存，在他們的面前是一片黑暗。而在這個時候，先知誕生了，他不是救世主耶穌，也不是佛祖釋迦，他只是一個普通的，活生生的人，一個在海關任職的專員，而就是他教會了英國的資本家們該怎麼做，使大英帝國在百年之內迅速崛起為世界第一強國，這個人就是英國著名思想家，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先生，〈國富論〉的獨家作者。
為何這本書有如此重大的意義呢？閱讀過本書後我們不難發現，本書雖然為經濟學的開山之作，而當中的經濟學思想卻十分縝密，確實可以稱的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裡面的很多思想仍為我們現在所用，經久不衰。
勞動分工思想，分工思想我們最早上在高中學政治時期提到的社會三次大分工，到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時期，人類社會已經在不知不覺中進行了三次社會大分工：發生在原始社會中期的原始農業與原始畜牧業分離的第一次社會大分工，促進著原始社會向奴隸社會的過渡；發生在奴隸社會中期的農業和手工業分離的第二次社會大分工，促進著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的過渡。第三次社會大分工是當時的英國所處的時代，商業與手工業的分離，促進著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的過渡。這些思想雖然都是馬克思具體提出的，而這些思想的雛形卻是亞當。斯密的提出。一個資本主義思想的開山鼻祖，一個社會主義思想的無上宗師，似乎是兩個勢不兩立門派的絕頂高手，卻在社會發展與歷史研究這門武學中得出了同樣的結論與感悟。三次社會分工是生產力的三次飛躍使亞當。斯密充分明白分工合作的重要性，勞工分工可以充分提高勞動效率。例如平時資本家們生產產品，都是讓工人一人對一臺機器的生產，而到了第一次科技革命的時候，汽車的生產首次利用上了流水線作業的方法，每個工人都有屬於自己零件的任務分工，他們不用在一個人或幾個人對著一輛車子工作，每個的工作似乎都是一擰螺絲那麼簡單，可是分工後出來的效果卻是企業效益的高度暴漲，這就是勞動分工思想的魔力。
剩餘價值論，這似乎又是馬克思提出的，而這也是亞當。斯密最先提出的，不過他們所處的角度不同，亞當。斯密站在資本家的角度，提出了利潤從何而來，就是從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中來，只有這樣才能不斷的積累資本，擴大生產規模，進行再生產，這樣資本家們就會越來越富有，而資本主義國家也會因此而積累大量的財富而稱霸世界。馬克思是站在工人的角度，提出資本家取得利潤的實質就是榨取工人的剩餘價值，最終的目的就是讓工人們站起來，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來推翻資產階級。
階級論，首次提出了封建地主階級，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間的關係，屬於生產關係之間相互矛盾卻又相互依賴的關係，地主為了取得高額利潤而抬高地租，資產階級又要為了減少成本和提高利潤而與地主討價還價和降低工人工資或提高工人勞動時間。而工人的目的就是少乾點活以及提高自己的工資而與資本家進行交涉，甚至罷工與暴力革命。這生產關係的三環一環套一環，缺一不可。其實這個思想在我國的現實社會也是有很大的意義，我國最大的地主就是國家，因為土地是國有的，在可用土地資源日益緊張的今天，國家不得不將地租抬高，賣給有競爭力的房地產商，而代表資本家的房地產商為了支付高額的地租而抬高房價，而作為類似於三環中工人階級的消費者，就要和房地產商討價還價，甚至不斷變幻東家，以取得符合自己經濟實力的住處。而在很多人因為買不起房子而擔憂的時候，國家又要考慮消費者的實際情況下條文說如果房價再不下調，就對城市一二把手進行懲辦。所以說，三環之中一環套一環，環環相扣，互相影響，這種思想用在今天，用在中國也是完全適宜的。
而〈國富論〉當中最為重要，也最有意義的思想莫過於自由主義了，也是我們高中政治經常提到的價值規律與市場調節，俗稱“看不見的手”，在當時的世界局勢當中，唯有英國敢於消除世界上任何的貿易壁壘而公開的和任何國家進行貿易合作，英國以自己對其他國家的貿易優惠來換取其他國家對自己的優惠。甚至在英法戰爭中，英國運用自己的財富採購著先進的武器來消滅法國部隊，而這些財富都是透過英國賣給法國軍隊用來做軍服的棉紡織品而賺來的。
當然，一味的自由主義雖然能使資本家取得高額的利潤，可是另一方面卻會使資本家過於的盲目對待市場，投資市場，為了高額的利潤哄抬物價，結果會出現生產出大量的剩餘產品，資本家為了不使物價下降，公然違背價值規律，寧可把商品扔掉也不降價賣給消費者。而消費者由於消費不起乾脆不消費，甚至示威遊行，這導致的最終結果只能是資本家破產，國家的統治不牢固。於是在第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後，誕生了凱恩斯主義，即我們今天說的國家宏觀調控，俗稱“看的見的手，看不見的手，兩手都要抓，兩手都要硬。”只憑市場調節，就會出現經濟危機，只憑宏觀調控，就會使市場失去自由與活力，止步不前。
斯密死後，人們把《國富論》奉為經濟學的聖經，把他關於利己的人受“看不見的手”引導增進了社會利益的思想，作為市場經濟千古不變的基本原則，卻把《道德情操論》幾乎忘得一乾二淨。於是，市場經濟缺少了道德，引發了許多罪惡，在個別地方甚至成為災難。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2
第一次看到《國富論》這本書，只看了第一章的論分工，身受震撼。相恨見晚。200多年前就有這思想，使我對西方國家有了更深層次的理解。其思想是值得我們學習。影響人類文化100本之一果然名不虛傳。原來我們現在所學的很多內容幾百年前西方就有了。以前看了馬克思的<資本論>的價值勞動市場的一些概念，對馬克思真是佩服。呵呵。原來很多的思想在《國富論》裡就已經提出來了。我想馬克思是吸收了亞當-斯密的思想。
17世紀正是第一次工業革命，也是亞當-斯密寫這本書的時候。第一次工業革命結束了人類長期以來傳統農業社會，步入了現代社會。其之前普遍是靠人的雙手及簡單的工具勞作，生產力非常極其低下。整個社會發展及生活節奏非常緩慢，而人的思想相對也是呆滯不前。
第一次工業革命典型的代表就是蒸汽機，才有比較現代的工具。如火車，輪船，蒸汽抽水機等大幅度提高生產率。大批的工廠開始出現。至此世界的發展節奏明顯加快，大踏步的發展。而人的思想也大踏步的進步，也才有牛頓等那個年代的很多偉大人物。
亞當-斯密提出的影響深遠的思想就在這大背景下產生了，他的觀點跟第一次工業革命有相當大的影響。所謂生為逢時。
自稱"日不落帝國"的英國，其當時的思想水平及生產率遠遠高於其他各國。綜合國力無人能敵。也難怪稱日不落帝國。單純的說英國的財富完全建立在掠奪殖民地人民血汗的基礎之上，那是片面的。
那時候我們的中國呢?正是清朝，談不上發明。滿族是在草原靠騎射的一個民族，相對的起知識很原始。偶想那時候他們覺的馬是最好的交通運輸工具了，有馬就夠用了。雖然發明了火藥也有火炮，這隻單單在軍事上單純佔有一些優勢，但是社會的進步需要更多的是先進思想和科學技術。
技術可以提高生產力，思想也可以提高生產力。很有可能其影響力遠遠勝過技術，思想和技術應該是相互的，思想的進步都可以推動技術，反過來技術的發展也可以推動思想的進步。比如分工的概念，亞當舉了一個很好的以釦針製造業例子。一個人抽鐵線，一個人拉直，一個人切截，一個人削尖線的一端，一個人磨另一端，以便裝上圓頭。要做圓頭，就需要有二三種不同的操作。裝圓頭，塗白色，乃至包裝，都是專門的職業。
這樣，釦針的製造分為十八種操作。做出來的數量遠遠高於每個人單獨做完全部工序的多的多。
亞當-斯密在1773年也就是236年前系統提出了分工這個概念。其實分工這個概念在亞當-斯密提出之前就已經無意識存在。只是沒有系統的科學提出分工的概念。現在在社會的各個組織普遍存在。可以這麼說，分工改變了世界。
分工有很多優點:
第一，勞動者熟練程度的增進，勢必增加他所能完成的工作量，提高生產綠。
第二，由一種工作轉到另一種工作，常要損失一些時間，因節省這種時間而得到的利益，比我們驟看到時所想象的大得多。這可以使管理方面壓力大大減小，
第三，更容易發明新的機器。分工後會考慮用利用適當的機械能在什麼程度上簡化工作中某個環節的勞動和減少人的因素。亞當看來機械的發明，也可能起因於分工，
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產力，以及產生新的思想。以至現在政府機構、科研機構、企業團體、軍隊系統、教育機構都有各組織的分工。將來分工還要佔有重要的統治地位。有了進步的思想再加上先進的技術，社會進步與發展水到渠成。一個國家的強大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其思想與科學技術，思想更重要。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3
《國富論》是亞當。斯密的作品，其中他跟我們一一分析了經濟與國家的種種關係，讀後筆者覺得受益匪淺。
亞當·斯密在230年前就熟悉牛頓的思想，他還撰文讚揚過牛頓，後來他用牛頓的物理學原理作為經濟體系，造出了一本擲地有聲的《國富論》，後來西方就出現大量的所謂經濟學名著。因此，世界就像開設了一個經濟文化大賭場，所謂的經濟學家就像賭場中一個個旁觀他人輸贏的馬仔，圍繞著博弈實體經濟學理論憑個人感覺進行猜測，憑個人主觀意願盲目欣賞。但《國富論》裡沒有引入輸贏與均衡的標準，沒說怎樣取勝，沒有給出一個整體如何對大小的區分，沒有開端，沒有終結，也就是沒有邊界，都是一些宏觀抽象的概念。無論混沌和有序怎樣互相轉換，《國富論》中並沒有給出任何博弈行為取勝的依據。全世界經過230多年的研究，沒有發現什麼有效可示範的依據。230年以來，無數人渴望從書中挖掘有用的東西，最終發現了一句話“看不見的手”，它在《國富論》中只出現過一次，眾所周知，一篇鉅著裡一個詞出現一次，最多隻能稱其為一個文化資訊，一個詞偶然地出現，這不是經濟學思想，更不是理論，亞當·斯密也就沒有定性解釋過它的本質特性。人們對它似懂非懂，幾乎所有人的解釋都是自圓其說，一傳十，十傳百，無限的放大，“看不見的手”就成了神話。今日我們用《博弈聖經》實體與性質的觀點解釋“看不見的手”，它就是博弈實體法則的威力。博弈實體法則的癮魂是市場經濟的靈魂，其內在邏輯是道德與博弈的法則，市場經濟就是根據一套“博弈法則”使資源配置透過道德協同與博弈協同得到調整，亞當·斯密的“自發秩序”和“看不見的手”都是在觀察博弈實體時得到的感覺。他宣稱市場經濟要自由放任，一切追求最大化，他是為了維繫兩個假設，一是效率，二是窮人的生活。亞當·斯密的“比較優勢”只有對那些追逐自我利益的人們才格外地積極，這會帶來你死我活的競爭和掠奪。西方的經濟學大師，今日的大政治家、博弈專家都明白，二人同性質的博弈對局不是博弈實體就不存在“看不見的手”，對個體瘋狂的掠奪就無法干預。可以想象在230年前亞當·斯密已經模模糊糊地感覺到了博弈實體的威力，可惜他還沒有認識到博弈實體的本質特性，他感覺到，“人類行為的結果是非存心出現的”，好像參與者帶來的利益不是上帝，也不是政府，都是吉祥慈善是“看不見的手”給予的，這是一個賭徒，對賭博結果的無奈，對博弈實體的無知才有這種莫名其妙的感覺。
我們從邏輯的哲學出發，研究科學發展觀的博弈實體戰略，發現它的文化結構複雜而宏大，人們難以理解，語言也很難表達，它比《國富論》描寫的“看不見的手”複雜得多。“看不見的手”只有簡單的幾個邏輯步驟就可以告成，特別對哲學素養準備不足的經濟學家他首先感覺到“看不見的手”語言流暢，琅琅上口，還有一個“手”以穩固的形象在場景中的表現，它還抽象而高度概括了市場執行機制恰是“看不見的手”，人們就深信不疑，學者也相信它，傳播它，把它神話了。
馬克思、恩格斯也諷刺過“看不見的手”，“這種關係就像古代的命運之神一樣逍遙於環球之上”。
“看不見的手”沒有表述政府特殊宏觀調控對市場干預產生的社會效應，沒有談到政治人物和政府行為追逐國家利益的外交動機會產生巨大的經濟價值，沒有表述官員的行為是代表國家實體戰略的手，這是亞當·斯密理論的缺失。
亞當·斯密“看不見的手”不會演繹出正理均贏論，這是一個政治、經濟、外交的通用名詞，不談正理均贏論，人們就會缺失道德，缺失人性，缺失對博弈實體社會的凝聚力。經濟學的理論忽略博弈實體政治的社會特性也只能稱為個體經濟學和窮人經濟學。如果不談正理均贏論，一切追求最大化，它會逐步地使經濟資本不斷的擴張、掠奪、侵略，一定會跨越良知和人性，它沒有具體闡明博弈實體法則的重要性，這不是一個完整的經濟學理論。
忽略博弈實體政治，單一的追求主體效率最大化，有權有錢的人不知道自己與實體的關係，就會藐視博弈實體法則，使人的利益透支，權益透支，肆無忌憚，變本加厲，最後的瘋狂形成鉅貪罪惡，一切追求經濟最大化的經濟衍生物，像道德與誠信將會消失，一切浪費、汙染、錯誤都包藏起來，表現虛擬的實體假象，最後造成經濟危機，物價膨脹和市場經濟大蕭條。我們看《博弈聖經》二人對局的取勝原理，再看科學發展觀的定義可知，以人為本的行為才是經濟學的核心議題。《博弈聖經》在開篇中有一句話：“博弈並不關注目的的本身，而關注達到目的的行為，達到目的的行為才是經濟研究的內容。”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4
《國富論》全名《國民財富的原因和性質的研究》，由亞當·斯密於1767年開始著作，歷時6年，終於完成《國富論》第一稿。之後3年，又進行重新修訂，於1776年正式出版該著作。十年磨一劍，《國富論》在經濟思想史上構建了第一個適應現代市場經濟關係的經濟學體系，被譽為西方經濟學的“聖經”。在經濟危機波及全球的當下，反思經濟危機爆發的來龍去脈，很多人開始從傳統經濟學著作中找尋蛛絲馬跡。可見《國富論》等經典著作對現代經濟建設的指導意義非同一般，對引導人們走出經濟危機大有裨益，這也正是經典的永恆魅力。
《國富論》一書分別由：論勞動分工及分配，論財富的性質、積累和使用，論各國財富增長的方式，論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論國家的財政這五大部分組成。
在“第一章：論勞動分工及分配”中，亞當·斯密從勞動生產力不斷提高著手，經過深入研究後他認為勞動分工能使生產力得以成倍提高，而且首次提出了“勞動分工”這一重要概念。同時，勞動分工也促使勞動生產專業化，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打破，勞動產品的交換迫在眉睫，而交換所需的媒介——貨幣也是呼之欲出。產品的最終歸宿為：勞動資本、資本利潤和土地地租三項。 在“第二章：論財富的性質、積累和使用”中，亞當·斯密開創性地把資產細分為用於消費的資產（維持日常生活的產品）、固定資本（機器和裝置）和流動資本（食料、材料、成品和貨幣），這樣深刻透徹的見解史無前例。另外，亞當·斯密還劃分了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動，剖析了人們的借貸行為，分析了資本運用方法的不同對生產性勞動產生推動作用的差異。
在“第三章：論各國財富增長方式”中，亞當·斯密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給歐洲各國帶來的社會結構上的巨大變革出發，研究其財富增長方式的變化。主要有以下三個觀點：第一，生活的基本需要刺激農業的產生和發展，農村的興起推動城市的進步，最終加速國家財富的增長；第二，地主兼併農民的土地，致使大片土地不利於改良，更不利於生產方式的改革，阻礙了社會的發展（地主不願意改革，以致失去自己的權利、地位和財富）；第三，都工商業的增加與富裕，對農村的改良與發展有三大貢獻——首先，為農村的土地生產物提供一個巨大而便利的市場，從而鼓勵了農村土地的開發與進一步改進。其次，城市資本轉入農村，為土地的改良提供了有利的條件。最後，還有一點往往不為世人所注意，卻是最重要的：農村居民一向與鄰人爭鬥，對僱主依附。工商業的發達，逐漸使他們獲得秩序、組織、個人的安全和自由。
在“第四章：論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中，亞當·斯密總結了不同時代產生的兩種不同的關於富國裕民的政治經濟體系：其一，為重商主義，是18世紀在歐洲盛行的一種經濟政治體制。重商主義者認為一國的國力基於透過貿易的順差——即出口額大於進口額——所獲得的財富，相應的重商主義政策下兩大主富國裕民的途徑就是限制進口（關稅壁壘）和鼓勵出口（出口退稅）。而亞當·斯密卻在本書中抨擊了重商主義，他更提倡自由貿易和開明的經濟政策。其二，為重農主義，重農主義由十八世紀50～70年代的法國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學派（重農主義學派）提出。重農主義者以自然秩序為最高信條，視農業為財富的唯一來源和社會一切收入的基礎，認為保障財產權利和個人經濟自由是社會繁榮的必要因素。同樣，重農主義也有其明顯的侷限性，也不為亞當·斯密所倡導。
財政問題可謂是國之重中之重，也是一個很繁瑣的難題。為此，亞當·斯密在“第五章：論國家的財政”中對於財政難題提出了自己的構想。首先，他確定了自由主義的政治經濟原則，把政府的職能界定為：抵禦外敵入侵、維持社會秩序和建設部分公共工程以及教育國民；同時，提出了著名的四項徵稅原則：公平原則、確定原則、便利原則、經濟原則。
《國富論》共五篇內容，其中第一、二篇為基本經濟理論（增加國民財富的兩條途徑），第三篇為經濟史（佐證兩條途徑），第四篇為經濟思想史（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第五篇為財政專題（一個保障——經濟自由主義），總的概括為：兩條途徑和一個保障。《國富論》主旨是富國裕民，而增加財富主要有“兩條途徑和一個保障”：一是靠分工和交換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二是靠資本積累和資本合理運用來提高生產性勞動和非生產性勞的比例；在實現這兩條途徑的過程中，堅持經濟自由主義是最根本的制度保障。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5
開啟《國富論》的時候，我的心中是一片茫然，看著那麼多密密麻麻的字，總感覺讀起來會使我變得暈頭轉向。
不管怎麼樣，我還是讀了下來，也深有感觸。亞當斯密是18世紀的經濟學家，因此在看他的國富論時當然要從他的時代出發。無論他說的是對還是從誰的角度出發，對於今天的我看來，瞭解到當時的很多經濟因素和狀況，使我看待今天的經濟時聯想到國民經濟的發展歷史。應當說亞當斯密是偉大的，他提出的勞動創造價值理論和社會分工，使我們直觀的理解社會經濟的發展史。就這一點我們不能用批判的眼光看亞當斯密。應當說每一個觀點的提出都是建立在前人的知識之上，亞當斯密的觀點也不例外。然而讓我想到了今天的有些學者，不是為了提出觀點而是為了整理觀點而努力，一點點成果沒有經過考證便自認為水平高就急不可待的發表。我佩服亞當斯密的精神。亞當斯密一生中為什麼只有這一個成果，並不是亞當斯密寫完這本書之後就沒有精力了，而是他的治學態度非常嚴肅，當亞當斯密處於彌留之際時讓別人將除《國富倫》其外的其他手稿一概毀掉，為了不讓半生不熟的觀點公佈於世。
整篇文章通讀下來，使我不由得對作者獨特的見解和高深的學問敬佩不已，正是因為有了許多像斯密這樣的偉人，我們的社會才能不斷的進步和發展，作為新世紀的主人，我們又有什麼理由不傳承和發揚下去呢？
在此書中，亞當·斯密駁斥了舊的重商學說。這種學說片面強調國家貯備大量金幣的重要性。他否決了重農主義者的土地是價值的主要來源的觀點，提出了勞動的基本重要性。亞當·斯密（分工理論）重點強調勞動分工會引起生產的大量增長，抨擊了阻礙工業發展的一整套腐朽的、武斷的政治限制。
《國富論》的中心思想是看起來似乎雜亂無章的自由市場實際上是個自行調整機制，自動傾向於生產社會最迫切需要的貨品種類的數量。例如，如果某種需要的產品供應短缺，其價格自然上升，價格上升會使生產商獲得較高的利潤，由於利潤高，其他生產商也想要生產這種產品。生產增加的結果會緩和原來的供應短缺，而且隨著各個生產商之間的競爭，供應增長會使商品的價格降到“自然價格”即其生產成本。誰都不是有目的地透過消除短缺來幫助社會，但是問題卻解決了。用亞當·斯密的話來說，每個人“只想得到自己的利益”，但是又好像“被一隻無形的手牽著去實現一種他根本無意要實現的目的，他們促進社會的利益，其效果往往比他們真正想要實現的還要好。”
斯密在《國富論》中要回答的最後問題是，感情與"公平的旁觀者"之間的內在鬥爭，在社會的長期演進中究竟是怎樣在歷史本身的大舞臺上發生作用的。這個問題的答案見第五編，他列舉了社會發展的四個主要組織階段，除非由資源的匱乏、戰爭或政府的壞政策予以阻止，否則這些階段是會連續進行的。這四個階段是：獵人的最初"野蠻"階段，原始農業的第二階段，封建或莊園"耕作"的第三階段，商業上相互依存的第四階段。每一階段伴有與它的需要相適應的制度。例如，在獵人階段中"沒有任何財產……因此，也就沒有任何確立的行政長官或正規的司法行政"。隨著牛羊群的出現，產生了比較複雜的社會組織形式，不僅包括"可怕的"軍隊，而且有不可缺少的法律和秩序堡壘。斯密思想的核心是：這種制度是保護特權的工具，不能用自然法為之辯護。他說，"文官政府是為了財產的安全而設立的，實際上是為保護富人反對窮人而設立的，即為了保護有些財產的人反對根本沒有財產的人而設立的。"最後，斯密將演進描述為從封建主義走向一個需要有新制度的社會階段，這種新制度是由市場確定的而不是由同業公會確定的，是自由的而不是受政府限制的。這在後來稱為放任自由的資本主義，斯密稱之為完全自由的制度。這種物質生產基礎的連續改變，將帶來的上層建築的必然改變，這和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有明顯的相似之處。可是也有一個重大的差別：馬克思主義體系中的最後動力是階級鬥爭，而在斯密的哲學史中，主要的推動機制是"人性"，由自我改善的慾望所驅使，由理智所指導。
在《國富論》中，斯密在一定程度上預見到了馬爾薩斯人口過剩的觀點。
所以我覺得《國富論》是每個學經濟的人必讀的經典書籍，每個人都可以從中得到收穫。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6
在經濟危機波及全球的當下，人們不斷的在迷茫中尋找解決問題的答案。經過一次又一次迷失，一次又一次的跌倒，人們終於想起了從傳統經濟大著《國富論》中尋找真相的答案。可見國富論對現代經濟建設的指導意義非同一般，對引導人們走出經濟危機大有裨益，這也正是經典的永恆魅力。
《國富論》一書分為；論勞動分工及分配，論財富的性質、積累和使用，論各國財富的增長方式，論重商主義與重農主義，論國家財政這五大部分。其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便是第一章：論勞動分工及分配。
在第一章中，亞當斯密不斷的從提高勞動生產力高著手，再經過深入研究後他認為勞動分工能使生產力成倍提高，並首次提出了勞動分工這一重要概念，同時，勞動分工也促使勞動生產專業化，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被打破，勞動產品的交換迫在眉睫，而交換需要的媒介——貨幣也呼之欲出。產品的最終歸宿為勞動資本、勞動利潤和土地地租三項。
勞動分工是的同樣數量的人，但生產的商品大大增加，這要歸於三個原因：異地，每個人只從事一種工作，能夠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在書中作者亞當斯密都不斷強調。第二：節約了從一種工作轉換到另一種工作的時間。第三：發明了一些機器，大大提高勞動效率，那麼造成分工的原因是什麼，那是因為在人類正在族群中是禁止盜竊和搶劫，所以某個人想要獲得某種物品只有兩種途徑，一種是自己勞動獲得，另一種是透過交換獲得，在族群內，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比如善於製造弓箭的人發現自己專心製造弓箭比自己打獵更有利，同樣的，善於造房的發現比專心造房比種田有力，於是分工產生了，交換引起了分工，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到交換能力即市場範圍的制約，因為市場太小，勞動者無法用他們自己消費不完的剩餘勞動產品來隨意換得需要的別人的勞動產品。
在後面的內容中，作者又闡明瞭分工能促成這種作業量提升的原因。依作者所言，包括三個方面，第一：工人技巧的改良；第二：由於從一種工作到另一種工作，對通常會損失掉的時間的節約；第三：適當機器的利用，可以大大地便利和節省勞動。
其實這部分內容又可歸於“分工的意義”之中去。分工的情況下，自然界中“相互促進，共同發展”的規律便會開始發生作用——分工使得生產力提高，且易於掌握操作的技巧，反過來這種經驗的積累又是推動再發展的力量。是進一步發展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我們雖明白分工之意義，然而真正要使得分工得以充分的實現，卻並非易事，因為這需要社會的合意。
第一章：分工
分工是勞動生產力提高的重要原因。
不管怎麼樣，只要採取了分工，在任何一門手藝裡，它都會給生產力帶來成比例的增長。
一般來說，在工業越發達的國家，分工進行的越位徹底。
其實整個社會就是由各種各樣的分工組合成的集合體。
分工提高生產力的原因：
每個人專司以致，提高了熟練程度。
節省了從一道工序轉換到另外一道工序的時間。
專注導致機器的發明。製造業分工的結果：
分工使得各個行業的生產力成倍的增長，每個工人除了滿足自己需要意外還有大量的產品可以供自由交換，於是一種普遍的富足擴散和瀰漫到社會所有的不同階層。
哪怕一件最簡單的衣服，他的生產過程都是由無數的分工形成的。
第二章：分工的根源
分工是人類天性中的一種傾向的必然結果。這種傾向就是要求物物交換，相互交易。
這種傾向只有人類才有。
這種天性也許是人類的原始本性，也可能是理性和語言的必然結果。
由於我們相互是透過契約、以物易物和購買的方式來獲取大部分我們需要的相互幫助和照料，正是這種意向導致了最初的分工。
比如，因為當每個人都專注於一項工作可以提高生產力，而每個人多餘的產量又能透過和別人多餘的產量交換來保證得到其他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於是這就鼓勵了每個人投身於某一特定的職業，形成分工。
在一個文明社會里，一個人時時都需要為數眾多的其他的人合作與支援。而如果把這種支援寄託於他人的憐憫和仁慈，那就只是徒勞。我們應該透過激起他的私心而博得他的歡心，向他表明滿足我們的要求其實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技巧就是，絕不要向他們談論我們的需要，而是談論他們的利益。其實這是同一件事。
分工發揮了每個人的長處和短處，使得具有不同天賦的人們可以相互的取長補短，共享資源，這極大的促進了人類社會的發展。
第三章：分工受市場大小的限制
分工的前提是必須有一個能交換的市場，所以分工的程度必然總是受到交換能力大小的限制，即受到市場大小的限制。
當市場很小的時候，沒有人會全身心的投入一種產品的生產，因為他不具備把生產剩餘的產物去隨意交換他所需產物的能力。
而運輸是決定市場大小的一個關鍵性力量，強大的運輸能力可以讓更廣範圍內的人更自由的進行交換。運輸透過決定市場的大小來決定分工的程度，進而決定生產的能力。
而在古代，水運是最方便的運輸方法，所以那些開化的最早的國家都是位於沿海或者沿江。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7
英亞當·斯密所著的《國富論》，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此書初版於1776年，就是美國《獨立宣言》發表的那一年。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方面，《國富論》起了重大的促進作用。《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裡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資訊。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
國人對《國富論》並不陌生，但多將它看作有二百多年曆史的經濟學說而束之高閣，除了高校經管類學生被導師要求閱讀之外，普羅大眾看過這本書的估計不多。
《國富論》全書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經濟學原理、經濟史、經濟學說史和財政學，可以說既是一部經濟學的百科全書，也是經濟學的一部奠基之作。雖然它體系龐大，內容廣泛，但首尾一貫，結構嚴密。全書始終圍繞的一個主題，就是如何促進國民財富的增長。
財富的源泉是什麼？斯密在序言中開門見山地說：“一國國民每年的勞動，本來就是供給他們每年消費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勞動是財富之父”，那麼，要增加財富，就得提高勞動效率，或者是增加勞動數量。
在《國富論》中，亞當，斯密很詳細的論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對生產效率的提高還是管理的時效性或者生產裝置的創新方面都有著很重要的作用。
他舉了一個制針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針的製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讓一個人從頭做到尾，一天恐怕連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協作，每人負責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卻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來如此神力？其實，道理很簡單分工可以使勞動專業化，可以提高勞動的熟練程度。不僅如此，分工還有一個妙處，就是它能為發明和改進機械提供契機。最初的蒸汽機比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個兒童來開啟和關閉汽鍋。有一次，有一個按活塞的小孩，因為幹得久了，就“懶”中生智，把開閉汽鍋的舌門把手，用一條繩索系在機器的另一端，讓舌門隨機器的運動而自動開閉。這個笑話，成了蒸汽機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談。再觀現代工廠的生產不就用事實證明了分工理論的重要性。汽車生產廠商福特公司的創始人福特先生因為改變傳統的汽車生產車間生產模式為流水線生產，從而大大提高生產效率降低生產成本而在競爭中擊敗對手而佔據汽車市場的半壁江山。而流水線作業不正是分工理論在生活中的應用嗎？
斯密認為，交換是人與生俱來的傾向，欲將取之，必先予之，由於交換而產生了分工。那麼，商品的交換價值如何確定呢？斯密明確地指出：“勞動是衡量一切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這就等於說，商品的價值取決於勞動。但是斯密同時聲稱，這個理論只適應人類社會的野蠻時代。一旦資本積累起來，投入到企業，或是土地變為私有，情況就要另當別論了。因為此時的勞動產品，不再全部歸勞動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為利潤和地租，被僱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條結論：在資本積累和土地私有發生之後，決定商品價值的就不光是勞動了，利潤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這樣一來，工資、利潤和地租，就不僅是一切收入的來源，而且還是“一切交換價值的三個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覺地由勞動價值論，轉到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上去了。馬克思把三種收入決定價值的理論，叫做的“斯密的教條”，後來的西方經濟學的不少理論，如生產費用論、節慾論等，都可以從它那裡找到思想源頭。斯密揭開了商品價值的神秘面紗，的確功不可沒，但另一方面，在價值問題上他又含糊其辭，舉棋不定，給後人留下了許多模稜兩可的答案。後來的經濟學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種解釋對他們的胃口，便採納哪一種。甚至連那些勢不兩立的學派，也能同時從斯密那兒，找到本派發端的痕跡。
《國富論》篇章眾多，除了上面濃墨重彩的價值理論外，斯密還談到了貨幣、分配、生產勞動和非生產勞動、社會再生產以及自由貿易等學說。這些都有深遠的影響，但其中對世人影響最大的，莫過於他的經濟自由主義思想。18世紀，西歐的孟德維爾寫過一則寓言，講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開始，蜜蜂自私自利，愛慕虛榮，追逐榮華富貴，這時，整個社會欣欣向榮，人人安居樂業。但是，當蜜蜂變得善良節儉，放棄了奢侈揮霍的生活時，經濟卻反而一片蕭條，民生凋敝。最後有敵來犯時，無力抵擋，只好逃之夭夭。這則寓言，在當時被視作妖言惑眾的異端邪說。但一位義大利哲學家卻說得好：“誰要想發現真理，最好是成為異端。”在斯密的《國富論》中，孟德維爾的“異端邪說”，貫穿始終，成為構造其理論大廈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來：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義，人的大部分行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會利益往往被拋在腦後。但是，不期而然的是，這種行為的結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個人殫精竭慮、刻意追求公眾利益時，更有利於社會。斯密把這種機制，稱作“看不見的手”。因此，斯密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認為與其讓政府幹預經濟，還不如聽任市場調節來得有效。政府的職能，只是保家衛國，抵禦外侮；建立嚴明的司法機構；適當興辦公共工程和公眾事業，其他，則儘可無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對任何來自制度上的壟斷，都深惡痛絕。他極力主張清除關稅壁壘，實行貿易自由，撤消行會制度和專賣公司。
“在將近一百年後，斯密依然是經濟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書》如是說。的確，《國富論》從面世到現在，已經兩百多年了，但是，歲月未能將它塵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從前，熠熠生輝。比如，20世紀60年代末以來，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主義者對此一籌莫展。不少經濟學家就轉而求助於斯密的經濟學，夢想回到自由競爭的“黃金時代”，希望在“看不見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創輝煌。今天的經濟學理論大廈，經過二百多年的精心構建，已經巍峨聳立，金碧輝煌，但如果沒有斯密的.《國富論》奠基，那也不過是一座美麗的空中樓閣。作為“經濟學之父”，斯密對政治經濟學的影響之大，是怎麼評價都不為過的。甚至有人做過這樣的評論：“兩百年來經濟學家所作的工作，都不過是在為斯密的理論打打補丁，抹抹油而已”。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8
物品積累的性質
物品的預先積累是分工的一個先決條件，如果沒有相應的食品衣物提前被積累，就養不活醫生戰士。分工越細，需要預先積累的物品就越多，包括各工種需要的裝置原材料等。
可將物品積蓄分為3類：流動資本，固定資本，消費品。
流動資本和固定資本都是資本，資本指可以獲得收益的物品。其他不可獲得收益的算消費品。流動資本可大致理解為貿易品與貨幣;固定資本可大致理解為生產性物品，比如生產用的廠房、裝置、土地等。注意，同樣是食物，在商販那裡算流動資本，在顧客那裡算消費品。消費品又可分為非耐用品和耐用品，前者比如食物，衣物，戲劇等，後者比如住房，珠寶，傢俱等。
通常，固定資本獲利離不開流動資本的參入，好比生產離不開原材料，而且流動資本常常會沉澱為固定資本，好比裝置也是貿易採購而來。而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最終目的和結果，都是消費品的增加。所以，人民的貧富，表面因素是可供消費品的多寡，內在因素是固定資本與流動資本的多寡。
流動資本中的貨幣
斯密將流動資本分為貨幣，食物，原材料和製成品。他認為這當中，貨幣的性質有些類似於固定資本。第一是，鑄造貨幣(當時主要是貴金屬貨幣)及貨幣磨損都需要費用，好比維持裝置運轉需要費用一樣。第二是，貨幣的作用是幫助流通，並不能完全代表所有財富，一國的流通貨幣總價值常常遠小於該國的財富，因為貨幣可以週轉。第三是，維持貨幣系統的費用若能節省，而又不影響系統運作，那這些費用就實質增加了財富，好比在不影響生產的情況下，節省裝置維持費用可增加利潤一樣。
正是從上面這些推理，斯密認為採用維持費用較低的紙幣好過維持費用高昂的貴金屬貨幣。當時的英國，尚沒有中央銀行和法定紙幣，流動的紙幣可近似看做是各傢俬人銀行發行的票據。
一傢俬人銀行，如果承諾隨時兌換其票據並按承諾實施，則人們出於其具有的商業信用，會願意流通其票據。銀行通常不會真的儲存票據等額的金銀貨幣(通常儲備不會超過五分之一，中國目前的法定存款準備金率是13%)，因為總有大部分票據處於流通狀態。那節省下來的金銀貨幣維持費用便可用來進行其他生產性活動。
如果銀行濫發紙鈔，會造成兩個後果：第一是超過市面流通所需的部分，因在國內市場已無獲利機會，持有人會自動兌換成金銀流向國外獲利，這會造成該銀行的金銀儲備流失，多發的紙鈔又回到了銀行，還損失了金銀的維持費用，得不償失;第二是，如果市場發現某銀行的紙鈔超過了其能隨時償付的程度，其價值就會打折扣，或者轉而採用其他信用更好的銀行紙鈔，也是得不償失。
銀行只要保證自己的紙鈔，不超過沒有銀行的情況下，人們隨時保留在手頭上用於流通的金銀貨幣的總數，就不會影響經濟執行，社會節省了金銀維持費用，商人可透過合理信貸將這筆本來閒置的金銀幣用於生產。銀行透過採用對各商家進行信用評估等手段，保證其貸款(貸的款就是銀行發行的票據)質量。某些激進的企業會鑽銀行的空子，斯密舉了“對開匯票”的例子，兩家公司透過相互開匯票，去銀行貼現獲取資金，再開新的匯票還舊賬，將這些套取的紙鈔用於投機，這明顯不屬於發行紙鈔的本意，而且投機獲利超過資金成本的機會非常之少，風險極大，如果不加以監管，會造成銀行的破產。
對於紙鈔取代金銀貨幣，斯密舉了一個非常形象的例子，金銀貨幣好比公路，有助於商品流通，但會佔用農田和工廠的土地，紙幣好比空中的公路，也有助於流通，但不會佔用土地，但由於在空中，更不穩定，需要更高明的管理技術。
資本積累的性質
由於商品的價格由工資、利潤、地租組成，故一國的年產出必然以這三種形式分配給國民。這裡的工資、利潤和地租都指已扣除了投入成本的淨所得。很顯然，機器要繼續運轉，必須有源源不斷的原材料，維修費用和勞力，這部分不算淨所得。每年的產出中總有一部分需要繼續投入到這種必須的消耗中，這種消耗最終會流入“生產性勞動”中(有點類似成本的概念)。扣除了這部分的工資，利潤和地租就可以自由選擇，是進行擴大生產進入“生產性勞動”(這裡的概念與上一個略有不同，上一個類似成本，這個類似再投資)，還是進入純消耗品的“非生產性勞動”，比如買衣物，看戲。
富國的產出中進入“生產性勞動”的資本比例較高(類似於生產所需投入的成本較高)，而窮國的生產更多是靠天吃飯，投入很少。儘管富國的“生產性勞動”資本投入比例高，但因為富國產出的絕對值較大，其淨所得的比例雖然小於窮國(好比窮國的地主，靠天吃飯，需要的再投入少，賺的大部分都是淨所得)，但其絕對值大大超過窮國。
斯密認為，產出中投入“非生產性勞動”的比例過多，不利於該國人民維持勤勞的品格，助長了懶散，也不利於國家財富的積累。一是因為“非生產性勞動”的可積累性差，比如戲劇在表演的那一刻，價值就消散了，而機器可以再生產，創造更多價值。二是“非生產性勞動”過度依賴大資本家或達官貴人的施捨。
對於一個國家來說，很少有一國的國民集體揮霍無度，個別人的揮霍或錯誤投資不會造成整體性的財富減少，倒是政府等公職人員的“非生產性勞動”，如果管理不得當，會損失一國財富，比如輕易發動戰爭，國內發生革命等。同樣是“非生產性勞動”，耐久性的消費又優於瞬時的消費，比如房產，珠寶，傢俱等好過衣物，食物和戲劇。
還有一部分資本間接用於“生產性勞動”，那就是借出收息(很少有人借錢純粹為了消費)。對這部分資本，只要規定一個合適法定最高利率即可，這個利率要略高於市場正常的借貸利率。定的過低，非但不會阻止人們借錢，還會增加借貸成本，因為增加了違法被查的風險溢價。定的過高，助長了某些激進企業家進行高風險借貸。
資本的各種用途
資本指可獲益的物品，資本的投入有四個方向：投入到初級品的生產(類似於農業畜牧業的第一產業);投入到製造加工品生產中(第二產業);投入到貨物貿易中;投入到貨物零售中。前兩種是後兩種存在的基礎。
零售商除了為批發商提供了利潤外，只驅動了自己這個唯一的生產性勞動者。批發商除了為第一第二產業製造商提供利潤外，還驅動了運輸業和自己這兩類生產性勞動者。製造業除了為第一產業提供利潤外，還驅動了大量的勞動力，使其獲得工資。斯密認為，資本投入農業，驅動的生產性勞動最多，因為需要的勞力多，而且回報多，比如扣除成本的地租可達產出的四分之一以上，製造業很少有這樣的回報率。
就資本的流通範圍來說，農業和零售業通常是本地化的，流通範圍較窄。製造業的工廠和勞工大多也是本地化，但原材料和產品不一定如此。當一國的資本不足以同時投向上述4個方向時，斯密以北美殖民地為例，認為投向農業，對本國的勞動性生產貢獻最大，其次是製造業。
就貨物貿易來說，同樣的資本，由於週轉速度的差異，國內貿易驅動的生產性勞動，高過外國消費品貿易，又高過純粹的海外貿易。比如國內貿易，一年資金可週轉四次，海外貿易只能三年週轉一次，有一半的週轉在海外完成，那相同的資本，驅動的勞動相差二十四倍。
但即使如此，斯密並不主張政策傾向某種貿易，因為海外貿易的存在，表明國內某產物超過了國內市場的需求，如果不進行海外貿易，這部分勞動將消逝。即使完全販運國外貨物，販運本身也是一種勞動。一國出現大量海外貿易，有時也側面反映該國國內的產出極為豐富。
雖然農業能驅動更多的勞力，回報率也更高，但當時歐洲的事實是，很多人靠製造業或貨物貿易發了財，卻很少有人靠農業發財。斯密將在第三和第四卷中解答原因。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9
《國富論》是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於1776年撰寫而成的，它系統地闡述了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及政策，奠定了勞動價值論的基礎，它是一部劃時代的鉅著，是影響世界歷史程序的十大名著之一，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思想的起源，是研究西方經濟學的必讀之書，正因為此，利用閒瑕時間，我帶著虔誠的心態認真拜讀了這篇歷史鉅著，從而有了初淺的認識和了解。
在《國富論》裡，亞當·斯密在否定重農主義和批判重商主義的基礎上，說明了分工和貿易如何增加國民財富，並界定了君主或國家的職責和收入來源。全書分為5篇，具體而言，第一篇討論的是勞動生產力改良的原因，以及產品在不同階層之間自然分配的順序。第二篇討論的是資產的分類、性質、儲蓄和使用。第三篇以羅馬帝王衰落之後，歐洲農業發展所受的制約及其農村的衰落，和商業城市興起的實際，探討了財富增長的不同路徑。第四篇則在此基礎上，從當時最受推崇的重商主義開始，論述了重商主義和重農主義兩種政治經濟體系的後果。第五篇則討論君主或國家的開支方向和收入來源。
亞當·斯密在論述所有問題時，都有一個基本的前提，這個前提總是被他或隱或顯的提及：在經濟生活中，每個人都追求自己的利益，經濟的出發點是利己心。現就第一篇筆錄如下：
第一章論分工。
勞動生產力上最大的增進，以及運用勞動時所表現的更大的熟練、技巧和判斷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結果。社會分工源自人類“互通有無、物物交換、互相交易”的傾向。
所謂商品，就是用於交換並可滿足某種需要的勞動產品。社會分工是商品交換的重要前提，沒有社會分工就沒有商品交換；同時，商品交換也促進了社會分工的不斷深化。二者同時產生，相互促進。
結論：如果沒有成千上萬人的相互幫助與合作，即便是文明社會里普通人，他也無法得到滿足其最低生活標準的生活必需品。
第二章分工的起因。
分工起因於人性中物品交換的傾向。作者接著給出的解釋是人的本性——自私，是分工才使得這種自私的差異有了其用武之地，用不同的產出差異來滿足不同的需求差異，其中靠的是分工這種勞動差異來實現的。
接著亞當·斯密又告訴我們，不要為了自己的身份低微而悲傷，因為“分工使得才能的差異比天賦的差異更加重要。”一個哲學家也許能講出很多的道理來，但面對一大堆磚頭時，他顯然不比一個專業幫運工能拿到更多的記件工資，所以天生有才必有用。最後我記住的是：人們才能的差異，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從我們自身來講，是分科才讓我有了不同的知識與技能。
第三章論分工受市場範圍的限制。
社會分工的程度受市場對商品需求的限制，受市場交換能力大小的影響，而一國內陸市場的範圍通常又受限於鄰近地區的富裕程度和人口數量。由於水路運輸較陸路開拓的市場更為廣闊，因而早期分工的變革都始於可通航的海河流域，之後才向內陸延伸。
第四章論貨幣的起源和貨幣的使用。
價值一詞有二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又表示由於佔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可叫做使用價值，後者可叫做交換價值。使用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交換價值，甚或沒有；反之，交換價值很大的東西，往往具有極小的使用價值，甚或沒有。例如，水的用途最大，但我們不能以水購買任何物品，也不會拿任何物品與水交換。反之，金鋼鑽雖幾乎無使用價值可言，但須有大量其他貨物才能與之交換。
第五章論商品的真實價格和名義價格，或論用勞動表示的商品價格和用貨幣表示的商品價格。
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在物物交換已經停止，貨幣已成為商業上一般媒介的時候，商品就多與貨幣交換。[然而]象一切其他商品一樣，金銀的價值時有變動，。本身數量會不斷變動的尺度，決不是測定他物數量的正確尺度；同樣，自身價值會不斷變動的商品，也決不是計量他種商品價值的準確尺度。但是，勞動卻當別論。只有本身價值絕不變動的勞動，才是隨時隨地可用以估量和比較各種商品價值的最後和真實標準。勞動是商品的真實價格，貨幣只是商品的名義價格。只有用勞動作標準，才能在一切時代和一切地方比較各種商品的價值。
第六章論商品價格的組成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商品的價格最終要分為三部分：支付給地主的地租；留給勞動者的勞動工資；資本家獲得的利潤。但要注意的是在三種組成部分中，少數商品只有兩種，甚至只有一種，例如來自大海的魚，就不需要給哪個地主交納地租，但無論哪種商品，卻必須要擁有這三部分中的至少一種。而且也要看到利息也是理論中的一種，只屬於派生收入，而不算單獨的一個部分。
第七章論商品的自然價格和市場價格。
在每一個社會及其鄰近地區，各種用途的勞動的工資以及各種用途的資本的利潤，都有一種普通率或平均率。這些普通率或平均率，可稱為那地方那時候通行的工資自然率、利潤自然率或地祖自然率。一種商品價格，如果不多不少恰恰等於生產、製造這商品乃至運送這商品到市場所使用的按自然率支付的地租、工資和利潤，這商品就可以說是按它的自然價格的價格出售的。這樣，自然價格可只說是中心價格。各種意外的事件，固然有時會把商品價格抬高到這中心價格之上，有時會把商品價格強抑到這中心價格以下。可是，儘管有各種障礙使得商品價格不能固定在這恆固的中心，但商品價格時時刻刻都向著這個中心。
第八章論勞動工資。
勞動工資必須隨國家整體財富的增加而增長，勞動者收入的增長也是國家財富的增加。隨著生產規模的不斷擴大，社會對勞動力的需求總量在整體上都大為增加，勞動者的工資亦隨之提高。豐厚的勞動報酬是國民財富增加的必然結果和自然反應。極度貧困是社會發展停滯的表現，如果勞動者處於飢餓狀態，則是社會急速衰退的徵兆。
第九章論資本利潤。
社會財富的增減影響勞動者的工資和資本利潤。某一行業內，增加投資，勞動工資則相對提高，但資本利潤降低；反之，勞動工資降低，而資本利潤卻相對上漲。資本利潤可以透過貨幣利息來體現，利息率與利潤率成正比，與勞動工資成反比。
第十章論工資和利潤隨職業性質與資本用途的變化。
職業性質產生的不均等。由於勞動者的職業性質差異，從而導致其工資報酬的不均等，同時也影響不同用途的資本利潤。資本用途本身應補償某些職業性質造成的微薄利潤，從而抵消其他職業的優厚獲利。與各種勞動的貨幣工資相比，資本的普通利潤率都接近同一水平。
歐洲政策引起的不均等。由於歐洲政策限制事物的自由發展，從而導致工資與利潤的不均等。這比由於職業性質差異導致的不均等更為嚴重，其主要表現在限制職業競爭者的數額和資本的自由流動。這些措施使得資本用途差異的所有利害呈現非自然的不均等現象。
第十一章論地租。
勞動生產力的改良都趨向於直接降低製造品的真實價格，間接提高土地的實際地租。製造品真實價格的降低必然提高原生產物的真實價格。隨著土地改良的推進，地主投入在土地上的改良費用透過種植糧食類生產物獲得補償。在土地改良之前，土地的生產物是地租的唯一來源，其價值僅等於它所提供的地租。土地改良之後，雖然某些生產物可以為地主提供地租，但人們對這些生產物的需求並不穩定，這些生產物能否提供地租要受諸多條件的制約。改善交通是一切改善措施中最有實效的。在土地改良的不同階段，能穩定或不穩定地為地主提供地租的生產物之間，其價值比率通常出現不同程式的波動。與前者相比，而後者的價值呈持續增長趨勢。尤其是歐洲人在美洲建立殖民地之後，二者價值比率的波動更為劇烈。土地的原生產物可分為三種：第一種無法靠勞動實現增加，但其真實價格可隨財富的增加而增長；第二種能根據需要有所增加，但其真實價格上升有限；第三種雖能透過勞動實現增加，但效果有限，其真實價格隨增加這類產物所取得的實效而定。
讀罷此書，我最深的感受，是亞當·斯密建立在大量的充分的事實基礎之上的嚴密論證，開創了經濟學科的理性思辨傳統。《國富論》的編者馬克斯·勒納評論說："這是一本將經濟學、哲學、歷史、政治理論和實踐計劃奇怪地混合在一起的書，一本由有著高深學問和明敏見識的人所寫的書。這個人有強大的分析能力，能對他的筆記本中所有的材料進行篩選；又有強大的綜合能力，能按照新的和引人注目的方式將其重新組合起來，斯密對他當時的學術領域的各種思想是極為敏感的。他像後來的馬克思一樣，不是一個關在自己房子裡的與世隔絕的學者，他彷彿全身裝著天線，能收到並吸收所能接觸到的一切資訊。他在封建歐洲解體之末、近代世界開始之時寫作，在這個世界中，封建制度仍以既得利益集團經常表現的頑固性在堅持。他正是為反對這種利益集團而寫作的。結果是，他的書不只是為圖書館架藏而寫的，它對經濟意見和國家政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它形成了我們今天住在其中的整個生活環境。"《國富論》遠遠不是一部通常所認為的學術論文，它不愧為經濟學科的“奠基”之作。
國富論讀書筆記 篇10
《國富論》一書是由英國著名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於200多年前所寫，全名為《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由於他第一次系統總結了近代初期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經驗，批判吸收了當時重要的經濟理論，對國民經濟的執行作了較為系統的描述，使他成為古典政治經濟學的 創立者 ，而《國富論》也被認為使西方經濟學的 聖經 。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實行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然是市場經濟，就需要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經濟學理論，而市場經濟的理論基礎就是亞當、斯密的《國富論》。亞當、斯密的經濟學理論就像物理學中牛頓的理論一樣重要。其 看不見的手 像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一樣，是亞當、斯密獻給人類的偉大觀念，這一觀念培育出來的市場經濟制度，儘管有各種不盡如意的地方，但迄今為止卻是人類全部的智慧所能找到的唯一一種被實踐證明能夠成功地組織經濟活動的經濟制度。我們曾經長期否定亞當、斯密的智慧，甚至把 經濟人 和 看不見的手 說成是對 私有制的公然辯護 。所幸的是，現在我們已經接受了亞當.斯密的主要觀點。具體地說，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在今日中國之意義主要表現在以下兩點：
首先，承認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利己性是搞市場經濟的前提。人性假定是經濟學的第一塊基石，經濟學的大廈就建築在這塊基石之上。計劃經濟為什麼在全球範圍內不盡如人意呢?我認為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計劃經濟對人性的假設不符合現階段真實的人性，而在這個錯誤的人性假設基礎上的理論和實踐也必然是錯誤的。人在經濟生活中的利己性本來是不言而喻的，就像買東西的人都希望買儘量便宜和好的東西，而賣東西的人都希望東西賣得價錢高一些一樣自然。然而，就是這麼一個不言自明的道理，我們幾十年都不敢或不願意承認，連實話都不能說，怎麼能行得通呢?我認為，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利己性假設，應成為我們分析經濟問題的基石，只有這樣，才能設計出好的經濟制度，才能有行得通的經濟理論和實踐。
其次，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提出的依靠 看不見的手 管理經濟、儘量減少政府幹預的思想對我國的經濟改革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我國現在實行的是市場經濟。在市場經濟中，經濟發展主要由關心自己利益的基層人民來推動的，而不是由政府推動。簡而言之，市場經濟的權力在民，而不在政府。市場需要的是 小政府 ，要變管理型的政府為服務型的政府，政府應當儘量少的參與經濟活動。當然，市場經濟並也不是不要政府，而是要一個知道自己界限在哪裡的政府。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也中允許政府在 看不見的手 之外發揮重要的調節作用。按照亞當、斯密的觀點，政府在市場經濟中的三項基本職責是：
(1)保護社會免遭其他社會之暴力入侵;
(2)儘可能保護每個社會成員免受其他社會成員之不正義的壓迫;
(3)建立和維護特定的社會公共工程和公共制度。而即使在履行這些職責時，政府的設計也應當考慮引入戰爭。
誠然，該書對西方資本主義初期的經濟發展，產生了廣泛而深遠的影響，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對於我國現階段的市場經濟的發展也有諸多可借鑑之處。但是，由於中國經濟的性質及發展模式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經濟發展的不同，也由於東西方政治歷史文化等諸多因素的影響，《國富論》中的某些觀點、某些理論並不能解釋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中的特殊現象，也不能解決中國經濟發展中的現實問題。
首先，中國的 高增長、低通脹 經濟增長模式是經濟學中的一個奇蹟。這也是《國富論》中的理論無法解釋。按照西方經濟學理論：經濟增長是與貨幣通脹(商品流通市場價格)呈對應關係的。也就是說高速的經濟增長必然會使貨幣發生通脹。然而，中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狀況恰恰與之相反，經濟高速增長而貨幣沒有發生劇烈通脹。這又是何原因呢?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平均GDP增長為10%左右，同時，對外貿易依存度也日益增強，已經接近60%。但是，無論是東南亞金融危機，還是加入 WTO都沒有使中國經濟的發展模式發生改變。經濟學家想象中的 經濟泡沫 沒有在中國大陸出現。中國的改革開放，使生產力出現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長，同時消費的增長速度受收入增長速度的影響，與生產力相比相對滯後。於是就出現了產能大於消費，短缺經濟一下變成了過剩經濟。這正是中國經濟形成 通貨緊縮 的原因。由於國家財政採取積極的貨幣政策，使得對內內需加大，對外引入外資加快，導致中國在 低通脹 的情形下仍然保持了較高的GDP增長率，所以一味的套用固有的經濟模型是無法解釋中國目前經濟發展模式的。
其次，我們再來審視中國對外經濟的策略。說到對外貿易，就不能不談到 重商主義 。這是《國富論》一書中重點闡述的理論之一。重商主義提出富國在對外貿易中應該獎勵輸出，阻抑輸入。但是對於像工業原料及職業工具這樣的特殊商品又恰恰與之相反。這一點用到目前中國的對外貿易政策中十分合適。目前，中國出口的大多是低附加值的農產品及輕工產品，而進口的確是高附加值的重工業產品，及更高附加值的先進技術及戰略性資源，石油、礦產等。出口產品由於價格低廉品質好大大佔領了國外市場，而進口產品又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物質上的保證，貿易順差日益增大，從理論上講可以說相當理想。而這種狀態能持續多久，就要考問一下中國自己了。從WTO規則上講，中國商品的出口增加對外國同種商品是一種毀滅性的打擊，直接導致外國生產企業的日益萎縮，甚至倒閉，同時加劇了國外產業工人失業率的增加。這勢必會加大中國與他國的貿易爭端，不利於長遠發展。另一方面，日益增大的貿易順差，使中國的外匯儲備日益增大，對與中國有貿易往來的他國的貨幣是一種隱性威脅。所以如何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還需要政府的宏觀調控，和中國企業自抗商業風險能力的增強。也就是從宏觀和微觀兩種途徑去解決問題，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當然，目前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困惑還有很多，問題依然十分突出。在處理這些問題的時候，決不能照本宣科，犯本本主義的錯誤。但是，也不能脫離書本中的經濟理論，畢竟理論與實際是相輔相成的。只有正確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的辨正關係，才能使我國經濟健康快速的發展。對於《國富論》這本書，我們還是應該秉著魯迅先生所倡導的 去其糟粕，取其精華 的態度來讀，畢竟其裡面還是有不少觀點不適合中國國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