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軾《寶繪堂記》原文及翻譯
蘇軾是北宋中期的文壇領袖，在詩、詞、散文、書、畫等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下面和小編一起來看看蘇軾《寶繪堂記》原文及翻譯。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
原文：
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焉耳。劉備之雄才也，而好結髦。嵇康之達也，而好鍛鍊。阮孚之放也，而好蠟屐。此豈有聲色臭味也哉，而樂之終身不厭。
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鍾繇至以此嘔血發冢，宋孝武、王僧虔至以此相忌，桓玄之走舸，王涯之複壁，皆以兒戲害其國，兇其身。此留意之禍也。
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豈不顛倒錯繆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之過眼，百鳥之感耳，豈不欣然接之，然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者常為吾樂而不能為吾病。
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在戚里，而其被服禮義，學問詩書，常與寒士角。平居攘去膏粱，屏遠聲色，而從事於書畫，作寶繪堂於私第之東，以蓄其所有，而求文以為記。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
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注] ①鍛鍊：打鐵
譯文：
君子可以把心意寄託在事物中，但不可以把心意留滯於事物中。如果把心意寄託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會很快樂，即使事物特異也不會成為禍害。如果把心意留滯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會成為禍害，即使是特異的事物也不會感到快樂。老子說：“繽紛的色彩使人目盲；動聽的音樂使人耳聾；豐美的食物使人口傷；騎馬打獵使人心發狂。”但是聖人並沒有因此而廢除這四樣東西，也是暫且用來寄託心意罷了。劉備有雄才大略，卻性喜織毛物。嵇康恬靜寡慾卻喜愛打鐵。阮孚狂放不羈卻喜愛蠟制的鞋子。這難道有什麼音樂美色和香氣嗎？但他們終生喜歡而不厭棄。
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悅於人而不足以移動人心的，莫過於書和畫了。然而到了那把心意留滯在書畫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麼它的禍害就說不完了。鍾繇發展到因此吐血盜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發展到因此互相猜忌；桓玄發展到打仗時還把書畫裝在船上帶在身邊，王涯發展到把書畫藏在夾牆內，都是由於小孩子玩的把戲害了他們的國家，害了他們的身體。這就是把心意留滯在事物中帶來的禍害。
原來我在年少的.時候，也曾經喜好這兩樣東西。家裡所有的都擔心失去，別人所有的又擔心不給我。不久就自我嘲笑說：我看輕富貴而看重書畫，看輕生死而看重書畫，豈不也是厚薄輕重顛倒錯誤，喪失自己的本心嗎？從這以後就不再那樣喜好了。看見喜歡的書畫雖然也想再收藏它，然而被人取走了，也不再感到可惜。就像煙雲從眼前閃過，百鳥的鳴叫從耳邊掠過，為什麼不愉快地接受它，等到消失之後就不再記掛它了呢？”。於是書畫二物就常常帶給我快樂而不會成為禍害。
駙馬都尉王君晉卿雖然是皇親國戚，但他牢記並遵循禮義，學習《詩》、《書》，經常與貧寒的讀書人比賽，平日裡也排斥精美的食品，棄絕遠離歌舞和女色，卻專心在書畫方面，又建了寶繪堂在私宅的東邊，用來儲蓄全部的書畫，並要求我寫文章來記錄這件事。我擔心他弄不好會像我年少時的愛好，所以寫這篇文章告誡他，希望可以使他真正得到快樂而遠離禍害。
熙寧十年七月二十二日記。
創作背景：
根據清人張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鈔》，這篇文章作於熙寧十年（1077）七月二十日。當時蘇軾的好朋友、駙馬都尉王詵的家裡建造“寶繪堂”，收藏曆代書畫，請蘇軾寫一篇記文。在《烏臺詩案》“與王詵作寶繪堂記”曰：“熙寧五年內，鞏（指王鞏）言王詵說賢兄與他作《寶繪堂記》，內有‘桓靈寶之走舸（原文作“桓玄走舸”）王涯之複壁，皆留意之禍也。’嫌意思不好，要改此數句，軾答雲：‘不使則已’，即不曾改。”時間恐有誤，當以作於熙寧十年為是。[3][5]
整體賞析：
按照常規，寫營建一類的記文，往往要記其經營始末、結構規模、堂中陳設、堂外美景等等。然蘇軾為文從不肯囿於題目，就事論事，平鋪直敘。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題目之外，生髮議論，闡述自己深刻的見解，抒發自己富於哲理的聯想。譬如這篇《寶繪堂記》，本是一篇記敘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寫成了一篇議論文。
文章一開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論點：“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即寄情於物，“留意於物”即是沉溺於物。人生於世，須臾離不開外物。但人與物究竟是什麼關係，應該如何相處，這是古代哲人經常討論的問題。蘇軾這兩句話，深刻地揭示了人與物的關係。明白簡潔，發人深思，可謂“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陸機《文賦》）。接著說明為什麼要“寓意於物”，而不能“留意於物”。作者順勢而下，從道理上予以闡述：“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用整齊對應的排比句，從正反兩方面闡明瞭論點。寄情於物，即是微賤之物也能成為人的快樂，即是最珍貴之物也不能成為人的憂患；相反，如果沉溺於物，即是微賤之物也能成為人的憂患，即是最珍貴之物也不能成為人的快樂。這些話看來平平常常，但實質卻極富哲理。蘇軾在立身處世上，受道家思想影響很深。《莊子》書中對人與物的關係問題，就反覆講道：“勝物而不傷” （《應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莊子認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賤，物應該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應該成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實上，人們往往“以物易其性”（《駢拇》），“棄身以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隸，喪失了應有的歡樂和自由。人要做到不為物所支配，蘇軾認為不應“留意於物”。也就是他在《超然臺記》中寫的：“以見餘之無所往而不樂者，蓋遊於物之外也！”就是要從一切物質利益束縛中超脫出來，把窮通、貴賤、得失、成敗，統統置之度外，這樣才能任性自適、隨緣自樂。這是蘇軾的深切體會，是他的處世哲學。在他的一生中處逆境而能安之若素，臨憂患而不顛倒失據，正是由於他正確認識了人與物的關係。
在理論闡述之後，又引老聃的話為證：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意思是說，華麗的服色、美妙的音樂、香甜的味道、縱馬引獵這些可供享受玩樂的外物，能傷害人的身心健康，敗壞人的品德。老子主張不要沉溺於享樂的外物。“然聖人未嘗廢此四者，亦聊以寓意於焉耳。”古代的聖人並未拋棄這四種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藉以寄託情意。下面又舉劉備、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這些物雖微細之物，但因為是“寓意於物”，所以“樂之終身不厭”，進一步闡發前面“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節，一開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寶繪堂是藏書、畫的地方，此一節緊扣題目。書畫可以使人娛悅，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揚，文筆為之一頓。“然至其留意而不釋，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文筆忽然逆轉，指出即使是書畫，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捨棄，也會給人帶來禍患。接著舉鍾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於書畫，而“害其國”“兇其身”的事例以證明，進一步闡發前面“留意於物，雖尤物不足以為樂”的道理。
第三節，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和體會闡明中心論點。作者少時也喜愛書畫，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兩個“惟恐”，寫愛好之切、沉溺之深。但以後忽有所悟，認識到這種作法是“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於畫”，是“顛倒錯謬失其本心”，是以物損身，以物傷性，所以“自是不復好”。但也並非就完全捨棄，看見喜愛的書畫，也時時收藏，別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煙雲之過眼，百鳥之過耳”為喻，說明其無足輕重。正因為作者對書畫只是採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態度，所以書畫只能為作者帶來快樂，而不能成為憂患。
文章最後一節，敘寫王詵的人品、學問，不喜好聲色臭味，只喜好書畫，並建造寶繪堂以收藏之，求作者寫記文。作者“恐其不幸而類吾少時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幾全其樂而遠其病也”。點明作記的緣由和目的。
這篇文章四節文字，緊緊圍繞著中心論點進行論證。先從理論上闡述，繼之以歷史人物的事實為例證，最後又用自己的親身體驗現身說法，使“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的中心論點牢固地樹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