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為雜文，雜文為何
大家知道，雜文有個很重要的特點，就是“短小精悍”，字數過長，無論是什麼，都不是雜文了。
我想講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何為雜文?第二個問題，雜文為何?
何為雜文?
漢語裡第一次出現“雜文”這個詞，是在南北朝時期劉勰的《文心雕龍》裡，不過與我們現在所說的“雜文”不是一回事。《文心雕龍》裡的“雜文”是把除詩詞歌賦以外的其他文體統稱為“雜文”，比如典誥誓問、吟諷謠詠等都叫雜文。這個定義很切合現在西方文藝學的標準。西方當然也有雜文，但英語裡沒有一個專門的詞，與漢語“雜文”相對應。他們統稱“essay”，“essay”包括一切非小說結構的篇幅不長、有議論色彩的隨筆、報道、政論、小品文等。文學性很強，偏重抒情記事的散文，他們另有一個詞叫“prose”。有時不得不用一個詞來指稱“雜文”這類作品時，就用“satirical essay”。
中國現代雜文是由魯迅先生開創的。不過，他有時稱“雜文”，有時稱“雜感”，有時稱“隨感”、小品文等。中國現代雜文經他奠基，而後經幾代人的努力，人們對“雜文”這種文體已經形成了比較明確而一致的看法，賦予了它相對穩定的概念內涵。
照我理解，雜文的“雜”有兩層含義：首先指它的題材龐雜，它不同於某一領域專業知識分子的作品，也不同於一般小說家、詩人的作品。雜文家都是雜家，什麼領域的問題都可能涉及。其次在性質上，它是一個雜交品。雜文說到底，是一種形象化的批評。因為要“形象”，它的語言就必須具有文學語言狀物言事的能力;因為要“批評”，雜文又必須具有論文推理的特點。它有文學性，但不同於一般的散文作品，因為它是以議論為主的;它有論文的特點，但又不同於一般的學術論文，它的表達是隨意而文學性的。這就是雜文之所以為雜文的本質特點。它要求透過對具體事物的描繪，以形說理，理在形中，使人透過生動可感的形象來接受它的道理。
先說邏輯性。雜文是文章的一種，寫文章是要講道理的，講道理是要運用“邏輯”――這個人類通行的工具的。這個簡單的道理有很多人不懂。魯迅他們那一輩人出過國，留過洋，受過嚴格的西方科學訓練，這一點比我們好。西方人從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開始就講邏輯學，作為一門學科，在古希臘已經很發達了。中國傳統哲學的邏輯是很混亂的，許多最基本的.概念，比如“氣”“理”“道”“仁”“陰陽”“虛實”，誰能說得清?傳統哲學都是拿故事來說事的，喜歡用比喻，但比喻都是跛足的，尤其喜歡類比，但類比多半經不起推敲。強調“忠”時，說“天無二日，國無二主”，但“天無二日”與“國無二主”有什麼關係?強調“孝”時，說“幼羊跪乳，烏鴉反哺”，但“幼羊跪乳”與“孝”有什麼關係呢?幼羊不跪下來能夠得著奶嗎?“烏鴉反哺”更是沒有根據，網上找不著一張實景圖片，有的都是畫的。
當前有些雜文不講邏輯，不懂邏輯推理的重要性。有的哥們兒寧願裝瘋賣傻，把自己裝扮成臨死的貪官給領導寫信，裝扮成小偷給紀委寫信，甚至不惜穿上花衣裳，說自己是小三，給領導的夫人寫信。有沒有用處?可能會有點，因為終究會弄髒對方的臉，讓他們打噴嚏。但力量畢竟有限，不如真槍實彈有用。雜文家的真槍實彈是什麼?就是事實和推理。人家要掩蓋事實，我們就給掀開，呈現出來;人家不講道理，我們就給他講道理。有人說，他是流氓，你跟他講道理有什麼用?但問題是，他不講道理，你也不講道理，那你和他有什麼區別?雜文家的本事就是擺事實講道理。有時道理不能講，或不能全講，講出來沒處發表，但事實擺出來就行了，有時擺事實本身就是講道理。
網上有人把中國人的邏輯缺陷，總結了五條：一曰，概念不清;二曰，不證而論;三曰，亂用類比推理;四曰，以偏概全;五曰，以聖人為依據。我看這些毛病雜文家多多少少都有。我也有。
再說文學性。這本來是中國雜文家的強項。雜文慣用的對比、聯想、影射、諷喻、雙關、誇張、反語等修辭手法都是漢語表達的優勢。我們知道，英語是很科學的，語法明晰，詞義準確，時態清楚，適合搞科研;漢語適合寫詩，它很模糊，又不講時態，常常弄得外國人一頭霧水。但漢語表達婉轉、曲折，講究言外之意、境外之象，這不正是雜文的語言風格嗎?
雜文家要學會利用漢語這種得天獨厚的條件，來充分體現雜文的文學性。我覺得還是應當多讀古人的書。先秦諸子的文章，以現在的標準看，就是“雜文”，所以魯迅說，雜文這東西“古已有之”。只有多讀書，才能將古今知識貫通起來，然後巧妙地利用知識的相關性，來達到揭露和諷刺的目的。所謂的“借古諷今、指桑罵槐、聲東擊西、言近旨遠”這些雜文家慣用的手段，更多是專制統治者壓制言論、大興文獄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一個好的雜文家就是要找出古和今、桑和槐、東和西、遠和近之間的聯絡。
當下好多人寫歷史題材的東西，不就是要比附現在或在讀者心中引發聯想嗎?這就是“知識的相關性”。但總的來說，當今的雜文家還是讀書太少，知識面窄，當然就很難建立知識之間的廣泛聯絡。因而，大部分作者做起文章來也只是就事論事，發一通牢騷、敲兩句怪話而已。有的雜文兄弟甚至直接就是靠裝瘋賣傻、撒嬌賭氣來吸引讀者的眼球的。久而久之，在普通讀者的心目中，雜文就是“砸”文，它的重要標誌就是怪怪地說話，雜文家就是牢騷滿腹，見誰都不順眼的主兒――好像天兄下凡的楊秀清。
雜文為何?
也就是為什麼要寫雜文，或，雜文是寫給誰看的?一切文藝首先都是為自己的。如果說它對別人有益，那也是在自覺自願的基礎上，能引起另一些人的精神共鳴罷了。雜文也不例外，作為文藝的一種，它首先是為滿足人類的表達需要。
過去老是強調雜文的“戰鬥性”，雜文是“匕首”“投槍”，甚至把這作為雜文的第一要素。現在看大可商榷。既是戰鬥，就得有敵人。抗戰時期，敵人當然很明確，可是和平年月，“敵人是誰”就大費周章，敵人總是在變。如果每篇雜文都是一把“匕首”“投槍”，那麼，敵人不是早就渾身血窟窿、體無完膚了嗎?雜文沒有那麼大的能力，長期以來，我們賦予了它太多的、它根本無法完成的使命。
我贊成鄢烈山先生的“公民寫作”。“公民寫作”不是要打倒誰，擁護誰;它主張為人的權利和尊嚴而寫作。首先是為自己的權利和尊嚴而寫作。
雜文家也不要企圖教導誰，改變誰。有一本書的書名起得好，《你永遠也叫不醒裝睡的人》。這世上有兩種睡覺的人：一種是真睡，真睡的人是怕打擾的;另一種是裝睡，裝睡的人是誰也叫不醒的。誰是裝睡的人?就是那些把老婆孩子送往歐美，又給我們講愛國的人;就是把貪腐來的錢存在國外，又說資本主義是萬惡的人等等。
我寫作首先是因為我喜歡，我快樂。我不想叫醒誰，也不想改變誰。我只為自己活個明白。如果說雜文有啟蒙的功效，那也首先是啟了我自己的蒙。也許有人說，人家在裝睡，你把自己的蒙啟了，有什麼用?我說，至少沒有吃虧。至於人家醒不醒，你管不了。用一句酒場上的話說，就是“我幹了，你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