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之“時”探析
“時”是《周易》中非常重要的哲學觀念，在《易傳》中多次出現，是《周易》的重要思想觀點和文化內涵。下面是小編整理的關於《周易》之“時”探析的相關內容，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周易》中出現“時”字有五十多處，可以說時的觀念是《周易》哲學的中心觀念。對其豐富深刻的思想內涵，可以從三個方面去理解。
一、“天時”之“時”
《彖傳》日：“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由此可見《周易》中時的觀念最初來自對天道的認識。《繫辭傳》又說：“變通配四時”，“交通莫大於四時”。時間就是日月推行，“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寒暑相推而歲成焉”。由此可見，周易之時的觀念首先來源於對天時的認識。
《說卦傳》言：“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言萬物之絮齊也。
‘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日：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日：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
‘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歸也，故日：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也。故曰，成言乎‘艮’。”這段話充分體現了以八卦配四時、配八方、配節氣來說明萬物的產生與時間和空間的關係，可見《周易》不僅強調四時，還把節氣與卦象相配。
二、順天應“時”
《周易》對時的認識雖來自於天道自然，然而在《周易》中時的意義卻不止於此。《繫辭傳》日：“六爻相雜，唯其時也。”意思是說每一卦都有六爻相互交雜而成，而六爻相雜卻彰顯出特定的時機和事物。王弼指出：“夫卦者，時也：爻者，適時之變者也;…卦以存時，爻以示變”(《周易略例》)。可見《周易》之時不僅指天道天時，還有時機、時刻、順時而動的意思。六十四卦中的豫、隨、頤、大過、坎、遁、睽、蹇、解、、革、旅等十二卦尤其體現了這一點。
如《遙彖》卦，有陰氣漸長而上侵陽剛之象。雖然未到昏暗不可交通之時，但其趨勢已經顯露，這就需要隨順時勢而採取行動，這裡的意思是指順時退避。《坎彖》卦下坎上坎，是重重危機險阻之意。王弼注日：“若天險地險，不可暫無，此謂人之設險，用有時也。若化治平治，內外輯睦，非用險也：若家國有虞，須設險防難，是用有時也。”(《周易註疏》)。天險地險為非常之態，因此當人處於重重險境之時，不可輕舉妄動，須要行為謹慎，把握好時機，方能發揮良好作用，轉危為安得以脫險。程頤在論《大過大象》時說：“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逐世無悶也。天下非之而不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逐世無悶也。”(《周易註疏》)。由此可見，
《大過》之“時”不是正常狀態，是一種非常情況。因此，在這樣一種非常狀況下，必須要有特殊舉措來應對。明白所處的機遇，把握好時機，謹慎行事是《大過》卦蘊含的深意。
總之，《易傳》認為，時遇是人不能主觀地，隨意地去選擇的，只能以生而遭逢的時遇為出發點，只能順應當前時機。但並不意味著人在時遇面前完全是被動的，恰恰相反，人在明時之後可以自主的順天而乘時，應時，人完全可以透過對時的主動回應，而使自己能夠駕弩現實的時遇。
三、與“時”偕行
《周易》認為人首先要奉天明時，然後要順天應時，人的一切行動都要符合當前的形勢，要順乎當前的時機。然而《周易》對時的認識還不止於此，它認為順天應時的最高境界和最理想的狀態則是與時偕行。《乾文言》曰：“終日乾乾，與時偕行”，《坤文言》日：“承天而時行”，《大有彖》曰：“應乎天而時行”，《遁彖》日：“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艮彖》日：“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小過彖》日：“過以利貞，與時行也”，以及《乾文言》日：“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乾乾因其時而惕”，《坤六三象》日：“含章可貞，以時發也”，《豐-彖》日：“天地盈虛，與時訊息”，《繫辭下傳》日：“變通者，趣時者也”、“待時而動”等等，而《乾文言》日：“亢龍有悔，與時偕極”，《節九二小象》日：“不出門庭，失時極也”等，則是從反面給予的警誡。這些辭句，都含有與“時”相配合而行動，要審時度勢，“行”與“時”相符合的意思。
如《損彖》認為：“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無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意思是二簋雖然是微薄之物，但若是隨時而行，也未嘗不可。不僅在祭祀上應有時，而且具體到普通事物的減損增益，盈滿虧虛，都應該應時而行，都應該順其時機自然而行。這種自然規律映照於人事，就是為人處事應與時偕行。又如《益彖》：“益，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無疆。天施地生，其益無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意思是說益卦為損上益下之道，就像上天施降恩惠於大地，大地受惠而生機盎然，然而增益之道，不可濫行泛施，應該適時而行。正如王弼所說：“益之為用，施未足也;滿而益之，害之道也。”(《周易注益卦》)由此可見，損與益要適時適度，則損與益無所不當，反之不合時宜，損其不當損而益其不當益。則損益皆誤。應力求與天地之序，天地之時相隨，調整個人的行為以達到人事相宜，與時偕行的和諧境界。
總之
“時”之觀念，在《周易》經傳的思想體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從明曉天時，到順天應時，到與時偕行，《周易》層層深入的揭示了“時”的豐富內涵。宇宙自然，萬物生命與社會人生等等都離不開“時”這個大背景，都要知時、應時、與時偕同。，因此周易重時，貴時的'用意是告訴人們要清楚我們賴以生存的客觀世界，要把握和適應各種機遇和變化，以便在大自然和社會的制約中獲得儘可能多的自由。
成書背景
中國早期社會由於生產力低下，科學不發達，先民們對於自然現象、社會現象，以及人自身的生理現象不能作出科學的解釋，因而產生了對神的崇拜，認為在事物背後有一個至高無上的神的存在，支配著世間一切。當人們屢遭天災人禍，就萌發出借助神意預知突如其來的橫禍和自己的行為所帶來的後果的慾望，以達到趨利避害的目的。在長期的實踐中發明了種種溝通人神的預測方法，其中最能體現神意的《周易》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
成書時間
成於西周
顧頡剛關於《周易》卦爻辭製作年代的考證結論，認為周初作。李學勤也認為顧頡剛此文“推定經文卦爻辭‘著作年代當在西周初葉’”，“為學者所遵信，可以說基本確定了《周易》卦爻辭年代的範圍，是極有貢獻的”。
成於戰國
大多學者認為《易傳》成書於戰國。易傳的成書問題，自歐陽修《易童子問》與蘇軾之後，數百年來已經罕有人再信是孔子所做了，錢穆、顧頡剛、馮友蘭、郭沫若、李鏡池等等海內外的學者名家均斷定司馬遷《史記》的說法不足信。其稱易傳為孔子所做，若非司馬遷之誤，就必是漢儒劉歆所偽竄。根據《易傳》的內容來看，應是在孟子、荀子的性命天道之學出現以後的作品，有明顯的黃老道家與陰陽家色彩。
成於西漢
顧頡剛根據箕子和康侯兩條卦爻辭，指出《周易》卦爻辭為文王所作的傳統說法不可信[8]。顧頡剛繼《周易卦爻辭中的故事》之後作《論易繫辭傳中觀象制器的故事》，是對其所說《周易》卦爻辭所無的觀象制器故事的專門考論，意在證明《繫辭傳》觀象制器章講到古史帝系人物的話是西漢後期人的說法。
關於《繫辭傳》與《世本》的關係，胡適指出，“《世本》所據傳說，必有一部分是很古的，但《世本》是很晚的書，《繫辭》不會在其後”，“《世本》不採《繫辭》，也許是因為《繫辭》所說製作器物太略了，不夠過癮。《繫辭》那一章所說，只重在制器尚象，並不重在假造古帝王之名。若其時已有蒼頡沮誦作書契之傳說，又何必不引用而僅泛稱‘後世聖人’呢？”
周易作者
《漢書·藝文志》在描述《周易》的成書過程時，稱“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三聖，即伏羲，文王和孔子。
否定孔子作《易經》的大學問家很多，如歐陽修、龔自珍。當代學者錢玄同精心考據後認為“孔丘無刪或製作‘六經’之事。”魯迅在《漢文學史綱要》中斷言：“誰為作者殊難確指，歸功一聖亦憑臆之說”。清儒家學者幾乎一邊倒認為“孔子以前不得有經”，康有為則認為：“凡‘六經’皆孔子所作”。
根據現代學界研究，一般認為，《周易》（64卦及卦爻辭）為周初周人所作，重卦出自文王之手，卦爻辭為周公所作。
名稱由來
馬王堆帛書《周易》又稱《易經》，分為經部和傳部，經部之原名就為《周易》，是對四百五十卦易卦典型象義的揭示和相應吉凶的判斷，而傳部含《文言》、《彖傳》上下、《象傳》上下、《繫辭傳》上下、《說卦傳》、《序卦傳》、《雜卦傳》，共七種十篇，稱之為“十翼”，是孔門弟子對《周易》經文的註解和對筮佔原理、功用等方面的論述。
春秋時，就有《周易》提法，在《春秋左傳》這部史書當中，多次提到“周易”，但從當時人們運用的《周易》看，只包括六十四卦的卦畫（符號）卦爻辭。
戰國時，以解釋《周易》為宗旨的《易傳》成書。《周易》和《易傳》並稱為《易》，如《莊子》所謂“易以道陰陽”、《荀子》所謂“善為易者不佔”之“易”包含了《易傳》。
西漢以降，漢武帝為了加強中央集權制，採納了董仲舒“獨尊儒術”的建議，把孔子儒家的著作稱為“經”。《周易》和《易傳》被稱為《易經》，或直接稱為《易》。自此以後，《周易》、《易經》、《易》混合使用，有稱《周易》，有稱《易經》，有稱《易》，其實含義一致，均指六十四卦及《易傳》，一直沿用至今，仍然沒有嚴格區分。有的學者為了區分《周易》經傳之不同，稱六十四卦及卦爻辭為《周易古經》，稱註釋《周易古經》的十篇著作（易傳）為《周易大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