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散文的賞析
汪曾祺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下面就隨小編一起去閱讀汪曾祺散文的賞析，相信能帶給大家幫助。
汪曾祺散文的賞析一
平淡之美是道家美學思想衍生出的美學範疇，它是指一種樸素自然、平和淡遠、本真天成，不刻意雕琢，不尚修飾的藝術境界。
汪曾祺作為中國當代名家，以其頗具特色的小說和散文獨立文壇，他的作品如其人溫和、淡靜，讀他的作品浮躁的心靈在他如水般的平淡中享受一份難得的靜謐。他的小說和散文總給人一種“淡淡的滋味”，卻淡的有滋有味，真可謂是閒適沖淡中孕育著一種文化，恬淡中自有一份厚重。
汪曾祺散文我覺得最值得稱道的是那種“真”，是真情、真語言。平淡致遠，一點沒有矯揉造作的嫌疑。文風平易近人，人人看了都會明白，都能看懂。雖然樸素，但那是一種文學修辭，文學語言，不是方言，沒有在語言上的研究和大師的本領，是寫不出那樣的文字的。尤其是那種語言真是難得，是應該讓我們這些後輩好好揣摩的，一看就令人舒服，可信。由於愛好廣泛，他的散文自然就非常博雅。草木性靈、歷史文化、人物掌故、民俗風土、藝術文物……都有涉及。但最真的是寫人物的部分，尤其是對師友、家世、父親、母親等的回憶文章寫的最美，令人陶醉，表現出他的善良、和藹、真實。如《多年父子成兄弟》中對父親的回憶，父子之間是那樣自由、平等、融洽。
美食向來是中國文人感興趣的一個話題，汪曾祺素有美食家之稱，每到一處，品嚐地方風味和民間小食，每每陶醉其中，自得其樂。人皆愛美食，而懂美食，食出心得，卻難。汪曾祺深知箇中滋味，那些尋常小食一經他的點睛之筆，無不令人垂涎，感慨美食文化的博大精深。在汪曾祺筆下，飲食成為了一種文化，一種境界。最令人難以忘懷的，當數作者回憶故鄉美食的文字，如《故鄉食物》《故鄉的元宵》《端午的鴨蛋》等，這些兒時的食物，一經作者生花妙筆點染，不僅驟成妙筆，還令人頓起遊子之思。
《端午的鴨蛋》是一篇既具有生活神韻又凝結著濃烈民俗鄉情的散文。是對生活真味的悠然品讀，是對家鄉情懷的慨然詮釋。
先生以“家鄉的端午”開篇，直接切題，用“很多風俗”引出下文。於是，在他的筆下，一系列端午風俗就走入了我們的視野：系百索子、做香角子、貼五毒、貼符、喝雄黃酒、放黃煙子、吃“十二紅”等等。這人有我有，人無我有的風俗，在先生看來，都成了他最珍貴的回憶。因此，行文流水，如話家常，如數家珍，於自然、平淡中，表達了對生活的真愛和對故鄉的懷想。
最讓先生頗感自豪的還是家鄉“著名”的“鴨蛋”， “著名的鴨種”、“善於醃鴨蛋”的高郵人、大都市店鋪裡的鴨蛋、別處沒有的雙黃鴨蛋、質細而油多的高郵鹹蛋，甚至用鴨蛋做成的“硃砂豆腐”都成為他不厭其煩並引以為自豪的表述物件，以至於對對方的“肅然起敬”和“稱道”也不屑一顧。 “驚奇不已”、“確實是好”， “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鴨蛋多矣，但和我家鄉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經滄海難為水，他鄉鹹鴨蛋，我實在瞧不上。”“高郵鹹蛋的特點是質細而油多。蛋白柔嫩，不似別處的發乾、發粉，入口如嚼石灰。油多尤為別處所不及。”等等語言使先生那藏在心底的自豪和喜悅躍然紙上。甚至於引用了袁枚的文字還不甘罷休，還要羅列種種吃法，並用北京的鹹鴨蛋和故鄉的鹹鴨蛋比對。“這叫什麼鹹鴨蛋呢！”八個字元，一個歎號，直白而樸素的話語，幽默而爽朗的聲音把先生對故鄉的厚愛鋪滿了整篇文章。“吱——紅油就冒出來了。”一個拖著長音的“吱”字，就把先生孩童時吃鴨蛋的情態出神入化般地描繪出來。我們從這裡深深感受到先生對兒時生活的懷戀和追憶，以及對民俗文化的尊崇和敬畏。
汪曾祺認為：“風俗是一個民族集體創作的抒情詩。”民俗的多姿、平凡的生活、兒時的影像在他的筆下顯示出了獨具風格的魅力。而他那簡約、傳神、清新、鮮活的語言特點也給我們帶來了生活和藝術的享受。“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在作者談吃系列散文中，用疏朗清淡的筆調，寫出了人世間五行八作的見聞和風物人情、習俗民風，富於地方特色，於平淡中顯現奇崛，風格靈動淡遠，處處透著對這世界的讚美，對生活的熱愛。
汪曾祺散文的賞析二
好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讀著不累、合卷含味”的作品，尤其是有“形散而神不散”標誌的散文，更應是如此。最近，我讀了汪曾祺先生的散文集，深感他的散文匠心獨具，充滿著淡、雅、趣、情，應是這樣好作品的代表。
有二十世紀“最後一個士大夫”之稱的汪曾祺先生，其散文的語言個性突出，看似不經意，實則細經營，往往在娓娓道來中蘊含著詩情畫意。正如湖南評論家凌宇說：“汪曾祺的語言很奇怪，拆開來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種韻味”。讀汪曾祺的散文，淡、雅、趣、情皆突出。淡，就是語言恬靜質樸，讀之有一種平靜之感，有心靜如水之境，而這種平淡之中卻藏大韻味，尤其從他的大多的散文開頭部分，就可感知深刻，讀如在《趙樹理同志二三事》一文中寫到：“趙樹理同志身高而瘦，面長鼻直，額頭很高。”在《觀音寺》一文中寫到：“我在觀音寺住過一年。觀音寺在昆明北郊，是一個荒村，沒有什麼寺。”這好似在與友拉家常，平平淡淡，清清爽爽，有一種寧靜之美，而這種寧靜，正是先生對語言駕馭的嫻熟高超與生活體驗的細膩感悟。
汪曾祺先生的散文“比大白話還大白話”，讀後卻又感到很“雅”，雅在大俗之中。如在《金嶽霖先生》一文裡，有這樣一段文字：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講的題目是《小說和哲學》。不料金先生講了半天,結論卻是：小說和哲學沒有關係。有人問：那麼《紅樓夢》呢？金先生說：“《紅樓夢》裡的哲學不是哲學。”他講著講著，忽然停下來：“對不起，我這裡有個小動物。”他把右手伸進後脖頸，捉出一個跳蚤，捏在手指裡看看，甚為得意。還比如，在《跑警報》一文中，他引用了兩副對聯：“人生幾何，戀愛三角”、“見機而作，入土為安”。汪曾祺先生這種透過敘述白描，把“雅”藏在“俗”中，“俗”中現大雅，是先生散文的高明之處。
讀汪曾祺先生的作品，感到“不累”的另一個原因是文章飽含著趣味性，如他一組寫飲食、寫果實的作品，寫的有味兒，把生僻的名詞插上情趣的翅膀，讓人增知識、見世面、添口味，寫長沙的臭豆腐還引用了“最高指示：火宮殿的臭豆腐還是好吃。”這句“大白話”，更為文章通篇添趣兒。在《天山行色》一文裡，寫吐魯番葡萄，“吐魯番的葡萄全國第一，各種品種無不極甜，而且皮很薄，入口即化。吐魯番人吃葡萄都不吐皮。因為無皮可吐。--不但不吐皮，連核也一同吃下，他們認為葡萄核實好東西。北京繞口令曰：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兒，未免少見多怪。”從文境趣味性這方面相對比，汪曾祺先生應比同樣寫飲食聞名的大師周作人先生略高一籌呢。
文無情難為好文，散文貴在抒情。情在文中，文中含情，是散文的一種致高境界。有“抒情的人道主義者”美名的汪曾祺先生更是“理情”的高手。他寫家鄉江蘇高郵、寫西南聯大老師、寫同學、甚至寫飲食都把“情”注其中。他在《多年父子成兄弟》一文中，飽滿情深，寫父親，“父親是個絕頂聰明的人。他是畫家，會刻圖章，畫寫意花卉。圖章初宗浙派，中年後治漢印。他會擺弄各種樂器，彈琵琶，拉胡琴，笙簫管笛，無一不通。”寫父母的相親相愛之情，“母親去世後，父親手給她做了幾箱子冥衣――我們那裡有燒冥衣的風俗。按照母親生前的喜好，選購了各種花素色紙做衣料，單夾皮棉，四時不缺。”筆中有情，“情”現紙上，這種“情”，不僅是一個作家對親人、故鄉的愛，更展現了作家對生活的體味和筆法的把握。
汪曾祺先生1997年5月離世，在七十七歲生涯中，以寫短篇小說聞名見長，寫散文自己評價“是副業”，但他的散文卻有返璞歸真的境界，有靜幽致遠的雅緻，有淡定從容的文華，在我國文壇上應該是別具一格，聞名遐邇，這與他對創作的認識、坦誠的態度是一體相通的，他說：“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個甘於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搶行情，爭座位；才能真誠地寫出自己所感受的那點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騙讀者。”這應是汪曾祺先生散文的內建特色。
汪曾祺散文的賞析三
汪曾祺（1920年3月5日—1997年5月16日），江蘇高郵人，當代作家、散文家、戲劇家。早年就讀於西南聯大，師從沈從文。1943年開始在昆明、上海任中學國文教員和歷史博物館職員。1950年後在北京文聯、中國民間文學研究會工作，編輯《北京文藝》和《民間文學》等刊物。1962年調入北京京劇團（後改北京京劇院）任編劇。著有小散文集《蒲橋集》、《塔上隨筆》，文學評論集《晚翠文談》以及《汪曾祺自選集》等。被譽為“抒情的人道主義者，中國最後一個純粹的文人，中國最後一個士大夫”。
對於性靈散文在90年代的繁盛，汪曾祺的`功勞是首當其衝，如孫鬱所對他的評價：“他的傑出性在於，回覆了傳統的藝術品格，將非我的藝術，還原到真我的性靈世界。當代文學的這種精神上的調整，可以說是從他開始的。”他的散文似道實儒，他對文氣的推崇，他從理論到實踐對中國傳統散文和現代散文的溝通，都可作為他的貢獻。他在第一本散文集《蒲橋集》的封面上自述：“此集諸篇，記人事、寫風景、談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蟲魚、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間作小考證，亦可喜。娓娓而談，態度親切，不矜持作態。文求雅潔，少雕飾，如行雲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汪曾祺《蒲橋集·序》作家出版社 2000年7月）這段自評從他的散文的題材和行文特點兩方面作了印象式的評價，有益於我們對他的散文的欣賞。他的散文大致有以下幾個特點：
一.融自我於其中，蘊濃厚個人情趣
就像他的老師沈從文教給他寫小說要貼著人物來寫一樣，在講求“真”的散文這一文體中，他更是緊貼著文中的人、物、景、事的，融自我於其中。無論是記人類、遊記類、隨筆類、還是小品類散文，他都是透過“我”的情感浸潤的，有鮮明的個人特點。他說過“畢竟，人和自然的關係，人是主體”（《目看兩不厭》，《汪曾祺全集》卷5，406頁），他不會把自己淹沒在景物和歷史中。如凡到過泰山的文人在寫泰山時無一不寫它的雄偉渾厚，可汪曾祺在《泰山片石》中卻寫到：“我是寫不了泰山的，因為泰山太大。我對泰山不能認同。我對一切偉大的東西總有點格格不入”，我“更進一步安於微小，安於平常”。本來是寫泰山的，卻在泰山之“大”中，一下子發現了小小的“我”，於是就寫出了“我”眼中的泰山——擔山人、石刻、所食野菜，即使寫泰山的雲霧，也無一句寫其壯觀的，反倒只寫了霧所帶來的麻煩。泰山的這些小而平常之處著了汪曾祺的平淡色，還著了他的文人色，一個接一個典故，說古考據，卻沒讓人感覺到味同嚼蠟的“弔書袋”，原因即在於這些故紙堆裡的考據並非死的學問的羅列，處處以“我”的眼光和心緒量之，處處顯個人情趣。所以他入筆看似平淡，平淡中蘊藏的博學的、性情的自我又使他的散文在平淡中顯得不同凡響，別有一番悠長滋味。
二.於俗世描摹中顯不動聲色的幽默
汪曾祺的幽默讀起來平淡之極，卻能讓你在瞬間與作者對視，莞爾一笑。他對幽默的見解是：“人世間有許多事，想一想，覺得很意思。有時一個人坐著，想一想，覺得很有意思，會噗噗笑出聲來。把這樣的事記下來或說出來，便挺幽默。”汪曾祺的幽默是善意的微笑，無關其他什麼影射、批判，他在散文中常夾雜不動聲色的幽默，這使得他在說古考據中不是板起面孔的說教，而是慈眉善目的娓娓道來，時不時以幽默來調劑。《跑警報》中的“人生幾何，戀愛三角”的失戀者，侯兄送傘“貴在永恆”的故事，眾人皆逃難便有用不完的水，於是在警報中總是留守的煮食蓮子者和洗頭者，有趣，好玩，面對災難不在乎，讀者於笑中體會到我們民族生存的韌性。
《星斗其文，赤子其人》和《金嶽霖先生》等追憶逝者的散文，汪曾祺的幽默筆觸使所記人物躍然紙上，在記憶裡鮮活起來。金嶽霖聚會時捉蝨子的自嘲，80歲時坐三輪逛王府井的偶發童心……讓我們於幽默中接近人物。
一雙慧眼於世俗生活中發現樂趣，就是一種幽默。在昆明吃汽鍋雞，說成：“今天我們培養一下正氣。”（《昆明菜》《汪曾祺散文》浙江文藝出版社 349頁）“一邊談著克列斯丁娜·羅塞蒂的詩，布朗底的小說，一邊咯吱咯吱地咬胡蘿蔔”的聯大女生。（《昆明的果品》359頁）
三.文言與現代白話於一爐的獨特語言
李陀在《道不自器，輿之圓方》中這樣評價汪曾祺的語言：“把白話‘白’到了家，然後又能把充滿文人雅氣的文言因素融化其中，使二者在強烈的張力中達到和諧……”（《重讀大師——激情的歸途》人民文學出版社 第355頁 1999年第一次版）這足以概括汪曾祺的語言特色，他在語言上也顯示出了俗趣和雅化結合。汪曾祺從小便接受了儒家經典的薰陶，他的祖父為他講解《論語》，父親請當地名流向他傳授古典文學。他自己閱讀甚廣，中國古典文論、古代散文，尤其偏愛接近自己心性的晚明的性靈小品。深厚的古典文學功底，使他在語言方面簡省、本色、平淡而又不是古得讓人有隔閡之感，如素描的得其精髓，如中國畫的計白當黑。對民俗的體察，對生活之平凡人平常事的關注，又使他的語言充滿口語化，讀來不覺俗氣，反覺暢快淋漓，甚而叫絕。在《虎頭鯊、昂嗤魚、陣螯、螺螄、蜆子》一文中說到，蘇州人喜歡塘鱧魚，上海人也是，提及此魚更是眉飛色舞，吊了作者半天胃口，“後來我知道：塘鱧魚就是虎頭鯊，嗐！”一個“嗐”字，讀來過癮。類似的還有《故鄉的食物》寫到高郵鹹蛋“筷子子頭一紮下去，‘吱’——紅油就冒出來了”。“吱”字俗白，卻極精準，勾人食慾。《葡萄月令》中通篇寫種葡萄的過程，“一月，下大雪……二月裡刮春風……三月，葡萄上架……四月，澆水……五月，澆水，噴藥，打梢，掐須……六月……”。名詞的羅列，一目瞭然，事實的陳述，簡單明確，彷彿過於直白口語，但看無意，然連綴成篇，卻韻味十足，漢語傳遞的獨特魅力在這裡展現出來。融文言與現代白話於一爐，漢語的表現力被展現和增強了。
汪曾祺的散文得宋明小品遺韻，看似散淡無法的結構，駁雜的文體相混，遊刃有餘，顯出深厚老到的文學功力。對一草一木的俗世的生表達一種超然的審美，對凡俗個體顯示自己的尊重，舉重若輕，暗藏對理想和諧的人世和社會的召喚。他在散文中避開宏大的事物的思考、濾掉生活經歷中的醜，避重就輕，使他散文中顯示的人生有一種笑而卻之的退縮，也缺少了一份崢嶸血性之感，這是必須承認的侷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