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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應臺短篇散文

龍應臺短篇散文

  龍應臺溫柔纖細,深情動人,被譽為華人最有力的一支筆,針砭時事,鞭辟入裡,以有情眼光觀察社會。接下來小編蒐集了龍應臺短篇散文,僅供大家參考,希望幫助到大家。

  篇一:不相信字典

  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後來一件一件變成不相信。

  曾經相信過愛國,後來知道“國”的定義有問題,通常那循循善誘要你愛國的人所定義的“國”,不一定可愛,不一定值得愛,而且更可能值得推翻。

  曾經相信過歷史,後來知道,原來歷史的一半是編造。前朝史永遠是後朝人在寫,後朝人永遠在否定前朝,他的後朝又來否定他,但是負負不一定得正,只是累積漸進的扭曲變形移位,使真相永遠掩蓋,無法復原。說“不容青史盡成灰”,表達的正是,不錯,青史往往是要成灰的。指鹿為馬,也往往是可以得逞和勝利的。

  曾經相信過文明的力量,後來知道,原來人的愚昧和野蠻不因文明的進展而消失,只是愚昧野蠻有很多不同的面貌:純樸的農民工人、深沉的知識分子、自信的政治領袖、替天行道的王師,都可能有不同形式的巨大愚昧和巨大野蠻,而且野蠻和文明之間,竟然只有極其細微、隨時可以被抹掉的一線之隔。

  曾經相信過正義,後來知道,原來同時完全可以存在兩種正義,而且彼此牴觸,冰火不容。選擇其中之一,正義同時就意味著不正義。而且,你絕對看不出,某些人在某一個特定的時機熱烈主張某一個特定的正義,其中隱藏著深不可測的不正義。

  曾經相信過理想主義者,後來知道,理想主義者往往經不起權力的測試:一掌有權力,他或者變成當初自己誓死反對的“邪惡”,或者,他在現實的場域裡不堪一擊,一下就被弄權者拉下馬來,完全沒有機會去實現他的理想。理想主義者要有品格,才能不被權力腐化;理想主義者要有能力,才能將理想轉化為實踐。可是理想主義者兼具品格及能力者,幾希。

  曾經相信過愛情,後來知道,原來愛情必須轉化為親情才可能持久,但是轉化為親情的愛情,猶如化入杯水中的冰塊──它還是冰塊嗎?

  曾經相信過海枯石爛作為永恆不滅的表徵,後來知道,原來海其實很容易枯,石,原來很容易爛。雨水,很可能不再來,滄海,不會再成桑田。龍應臺散文原來,自己腳下所踩的地球,很容易被毀滅。海枯石爛的永恆,原來不存在。

  二十歲之前相信的很多東西,有些其實到今天也還相信。

  譬如國也許不可愛,但是土地和人可以愛。譬如史也許不能信,但是對於真相的追求可以無止盡。譬如文明也許脆弱不堪,但是除文明外我們其實別無依靠。譬如正義也許極為可疑,但是在乎正義比不在乎要安全。譬如理想主義者也許成就不了大事大業,但是沒有他們社會一定不一樣。譬如愛情總是幻滅的多,但是螢火蟲在夜裡發光從來就不是為了保持光。譬如海枯石爛的永恆也許不存在,但是如果一粒沙裡有一個無窮的宇宙,一剎那裡想必也有一個不變不移的時間。

  那麼,有沒有什麼,是我二十歲前不相信的,現在卻信了呢?

  有的,不過都是些最平凡的老生常談。曾經不相信“性格決定命運”,現在相信了。曾經不相信“色即是空”,現在相信了。曾經不相信“船到橋頭自然直”,現在有點信了。曾經不相信無法實證的事情,現在也還沒準備相信,但是,有些無關實證的感覺,我明白了,譬如李叔同圓寂前最後的手書:“君子之交,其淡如水,執象而求,咫尺千里。問餘何適,廓爾忘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

  相信與不相信之間,彷佛還有令人沉吟的深度。

  篇二:山路

  五萬人湧進了臺中的露天劇場;有風,天上的雲在遊走,使得月光忽隱忽現,你注意到,當晚的月亮,不特別明亮,不特別油黃,也不特別圓滿,像一個用手掰開的大半邊葡萄柚,隨意被擱在一張桌子上,彷彿尋常家用品的一部分。一走進劇場,卻突然撲面而來密密麻麻一片人海,令人屏息震撼:五萬人同時坐下,即使無聲也是一個隆重的宣示。

  歌聲像一條柔軟絲帶,伸進黑洞裡一點一點誘出深藏的記憶;群眾跟著音樂打拍,和著歌曲哼唱,哼唱時陶醉,鼓掌時動容,但沒有尖叫跳躍,也沒有激情推擠,這,是四五十歲的一代人。

  老朋友蔡琴出場時,掌聲雷動,我坐在第二排正中,安靜地注視她,想看看又是好久不見,她瘦了還是胖了?第一排兩個討厭的人頭擋住了視線,我稍稍挪動椅子,插在這兩個人頭的中間,才能把她看個清楚。今晚蔡琴一襲青衣,衣袂在風裡翩翩蝶動,顯得飄逸有致。

  媒體湧向舞臺前,鎂光燈爍爍閃個不停。她笑說,媒體不是為了她的歌而來的,是為了另一件事。然後音樂靜下,她開口清唱:是誰在敲打我窗/是誰在撩動琴絃。蔡琴的聲音,有大河的深沉,黃昏的惆悵,又有宿醉難醒的纏綿。她低低地唱著,餘音繚繞然後戛然而止時,人們報以狂熱的掌聲。她說,你們知道的是我的歌,你們不知道的是我的人生,而我的人生對你們並不重要。

  在海浪一樣的掌聲中,我沒有鼓掌,我仍舊深深地注視她。她說的事,是五十九歲的導演楊德昌的死。她說的人生,是她自己的人生;但是人生,除了自己,誰可能知道?一個曾經愛得不能自拔的人死了,蔡琴,你的哪一首歌,是在追悼;哪一首歌,是在告別;哪一首歌,是在重新許諾;哪一首歌,是在為自己做永恆的準備?

  擋了我視線的兩個人頭,一個是胡志強的。一年前中風,他走路時有些微跛,使得他的背影看起來特別憨厚。他的身邊緊挨著自己大難不死的妻,少了一條手臂。胡志強拾起妻的一隻纖弱的手,迎以自己一隻粗壯的手,兩人的手掌合起來鼓掌,是患難情深,更是歲月滄桑。

  另一個頭,是馬英j的。能說他在跟五萬個人一起欣賞民歌嗎?還是說,他的坐著,其實是奔波,他的熱鬧,其實是孤獨,他,和他的政治對手們,所開的車,沒有R擋,更缺空擋。

  我們這一代人,錯錯落落走在歷史的山路上,前後拉得很長。同齡人推推擠擠走在一塊,或相濡以沫,或怒目相視。年長一點的默默走在前頭,或遲疑徘徊,或漠然而果決。前後雖隔數里,聲氣婉轉相通,我們是同一條路上的同代人。

  蔡琴開始唱《恰似你的溫柔》,歌聲低迴流蕩,人們開始和聲而唱:

  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就像一張破碎的臉

  難以開口道再見就讓一切走遠

  這不是件容易的事我們卻都沒有哭泣

  讓它淡淡的來讓它好好的去

  我壓低帽簷,眼淚,實在忍不住了。今天是七月七號的晚上,前行者沈君山三度中風陷入昏迷的第二晚。這裡有五萬人幸福地歡唱,掌聲、笑聲、歌聲,混雜著城市的燈火騰躍,照亮了粉紅色的天空。此刻,一輩子被稱為才子的沈君山,一個人在加護病房裡,一個人。

  才子當然心裡冰雪般的透徹:有些事,只能一個人做。有些關,只能一個人過。有些路啊,只能一個人走。

  篇三:目送

  華安上小學第一天,我和他手牽著手,穿過好幾條街,到維多利亞小學。九月初,家家戶戶院子裡的蘋果和梨樹都綴滿了拳頭大小的果子,枝丫因為負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樹籬,鉤到過路行人的頭髮。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場上等候上課的第一聲鈴響。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媽媽的手心裡,怯怯的眼神,打量著周遭。他們是幼兒園的畢業生,但是他們還不知道一個定律:一件事情的畢業,永遠是另一件事情的開啟。

  鈴聲一響,頓時人影錯雜,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麼多穿梭紛亂的人群裡,我無比清楚地看著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個嬰兒同時哭聲大作時,你仍舊能夠準確聽出自己那一個的位置。華安揹著一個五顏六色的書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斷地回頭;好像穿越一條無邊無際的時空長河,他的視線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會。

  我看著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門裡。

  十六歲,他到美國做交換生一年。我送他到機場。告別時,照例擁抱,我的頭只能貼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長頸鹿的腳。他很明顯地在勉強忍受母親的深情。

  他在長長的行列裡,等候護照檢驗;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著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終於輪到他,在海關視窗停留片刻,然後拿回護照,閃入一扇門,倏忽不見。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頭一瞥。但是他沒有,一次都沒有。

  現在他二十一歲,上的大學,正好是我教課的大學。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願搭我的車。即使同車,他戴上耳機──只有一個人能聽的音樂,是一扇緊閉的門。有時他在對街等候公交車,我從高樓的視窗往下看:一個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內在世界和我的一樣波濤深邃,但是,我進不去。一會兒公交車來了,擋住了他的身影。車子開走,一條空蕩蕩的街,隻立著一隻郵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識到,我的落寞,彷彿和另一個背影有關。

  博士學位讀完之後,我回臺灣教書。到大學報到第一天,父親用他那輛運送飼料的廉價小貨車長途送我。到了我才發覺,他沒開到大學正門口,而是停在側門的窄巷邊。卸下行李之後,他爬回車內,準備回去,明明啟動了引擎,卻又搖下車窗,頭伸出來說:“女兒,爸爸覺得很對不起你,這種車子實在不是送大學教授的車子。”

  我看著他的小貨車小心地倒車,然後“噗噗”駛出巷口,留下一團黑煙。直到車子轉彎看不見了,我還站在那裡,一口皮箱旁。

  每個禮拜到醫院去看他,是十幾年後的時光了。推著他的輪椅散步,他的頭低垂到胸口。有一次,發現排洩物淋滿了他的褲腿,我蹲下來用自己的手帕幫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糞便,但是我必須就這樣趕回臺北上班。護士接過他的輪椅,我拎起皮包,看著輪椅的背影,在自動玻璃門前稍停,然後沒入門後。

  我總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機場。

  火葬場的爐門前,棺木是一隻巨大而沉重的抽屜,緩緩往前滑行。沒有想到可以站得那麼近,距離爐門也不過五米。雨絲被風吹斜,飄進長廊內。我掠開雨溼了前額的頭髮,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記得這最後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瞭解到,所謂父女母子一場,只不過意味著,你和他的緣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斷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漸行漸遠。你站立在小路的這一端,看著他逐漸消失在小路轉彎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篇四:今日獨立

  我一般不太願意在畢業典禮這麼隆重的場合上演講。原因之一,今天在座的人都不是為了聽演講而來的;方帽子撥穗才是真正的期盼,所以很容易對演講者心生厭惡。原因之二,大學畢業典禮被認為是人生的重大時刻,一個演講要揹負這麼超負荷的深刻意義,我覺得難以承受。原因之三,場合太嚴肅、太隆重了,我就會想起馬克吐溫遇到這種場合的做法──他會在最莊嚴肅穆的一刻,讓一隻髒兮兮的小土狗突然躥上臺來對著演講的人汪汪叫,讓他手足無措。

  但我還是決定來。不怎麼嚴肅的理由是,你們將來都是醫生,當我年老的時候,很可能有一天我會落在你們手裡,請幫我多翻幾次身。比較嚴肅的理由是,醫生不只是職業,它是一種志業,跟“人”的關係密切,很多的人會依靠、依賴你們。所以,我想我應該來。

  但是,如果你們期待我今天要講的題目是“如何做一個好醫生”,你猜錯了。我不會那麼笨,跟在座的醫學院的傑出教授們去比賽講這個題目,我一定輸,我是行外人。

  事實上,你們今天坐在這裡的身份,究竟是什麼呢?難道僅只是“未來的醫生”這樣一個單一身份──不可能吧?我想,一定有很多更寬的可能來界定今天坐在這裡的你;譬如說,今天是你在經濟上依賴別人的最後一天,也是你人生獨立的第一天。或者說,從今天起,你不再被當做某個學校的學生,某個人的兒女,而是你單獨的自己──成功也是你,失敗也是你,墮落時誰也救不了你;從今天起,不再有別人為你負責。我們甚至也可以說,今天的你,是一個人,站在制度性學習的終點,自主性學習的起點?

  我不認為對醫學院的畢業生就非談“如何做一個好醫生”不可,因為,職業只是一個人的人生中的一部分,絕不是全部。在你做醫生的時候,你必定同時還有好幾重身份,這些身份,不見得比你醫生的身份來得不重要:你是一個國家的公民──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個好公民?你一定是人家的妻子或丈夫或堅決不婚的情人夥伴──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個成熟的負責的伴侶?你一定還有幾十年的時間是人家的兒女──你是否知道如何做一個好兒女?你可能很快成為別人的父親或母親──你又是否知道如何做好父親和母親?更關鍵的,今天是你的“獨立日”──你是否知道如何做好一個獨立的、完整的人呢?

  因此,今天是什麼日子?我認為,是你們從幼兒園到大學長達二十多年“制度性”教育的畢業典禮,同時是“自主性”教育的開學典禮。

  我今天的題目是,“制度性教育該教而沒有教的兩件事”。

  篇五:雨兒

  我每天打一通電話,不管在世界上哪個角落。電話接通,第一句話一定是,我是你的女兒。如果是越洋長途,講完我就等,等那六個字穿越渺渺大氣層進入她的耳朵,那需要一點時間。然後她說,雨兒?我只有一個雨兒。

  對,那就是我。

  喔,雨兒你在哪裡?

  我在香港。

  你怎麼都不來看我,你什麼時候來看我?

  我昨天才去看你,今早剛離開你。

  真的?我不記得啊。那你什麼時候來看我?

  再過一個禮拜。

  你是哪一位?

  我是你的女兒。

  雨兒?我只有一個雨兒啊。你現在在哪裡?

  我在香港。

  你怎麼都不來看我,你什麼時候來看我?

  到潮州看她時,習慣獨睡的我就陪她睡。像帶孩子一樣把被子裹好她的身體,放周璇的《天涯歌女》,把燈關掉,只留下洗手間的小燈,然後在她身邊躺下。等她睡著,我再起來工作。

  天微微亮,她輕輕走到我身邊,沒聲沒息地坐下來。年老的女人都會這樣嗎?身子愈來愈瘦,腳步愈來愈輕,聲音愈來愈弱,神情愈來愈退縮,也就是說,人逐漸逐漸退為影子。年老的女人,都會這樣嗎?

  我一邊寫,一邊說:幹嘛那麼早起?給你弄杯熱牛奶好嗎?

  她不說話,無聲地覷了我好一陣子,然後輕輕說:你好像我的雨兒。

  我抬起頭,摸摸她灰白色稀疏的.頭髮,說:媽,千真萬確,我就是你的女兒。

  她極驚奇地看著我,大大地驚訝,大大地開心:就是說嘛,我看了你半天,覺得好像,沒想到真的是你。說起來古怪,昨天晚上有個人躺在我床上,態度很友善,她也說她是我的雨兒,實在太奇怪了。

  昨晚那個人就是我啊。我把冰牛奶倒進玻璃杯中,然後把杯子放進微波爐。遠處隱隱傳來公雞的啼聲。

  那你又是從哪裡來的呢?她一臉困惑。

  我從臺北來看你。

  你怎麼會從臺北來呢?她努力地想把事情弄清楚,接過熱牛奶,繼續探詢,如果你是我的雨兒,你怎麼會不在我身邊呢?你是不是我養大的?是什麼人把你養大的呢?

  我坐下來,把她瘦弱的手捧在我掌心裡,看著她。她的眼睛還是很亮,那樣亮,在淺淺的晨光中,我竟分不清那究竟是她年輕時的鋒芒餘光,還是一層盈盈的淚光。於是我從頭說起:你有五個兒女,一個留在大陸,四個在臺灣長大。你不但親自把每一個都養大,而且四個裡頭三個是博士,沒博士的那個很會賺錢。他們全是你一手栽培的。

  眼裡滿是驚奇,她說:這麼好?那你是做什麼工作的?今年幾歲?結婚了沒有?

  我們從盤古開天談起,談著談著,天,一點一點亮起,陽光就從大武山那邊照了進來。

  有時候,我讓女傭帶著她到陽明山來找我。我就把時間整個調慢,帶她臺北一日遊。第一站,洗溫泉。泡在熱氣繚繞的湯裡,她好奇地瞪著滿堂裸身的女人目不轉睛,然後開始品頭論足。我快動作抓住她的手,才能阻止她伸手去指著一個女人,大聲笑著說:哈,不好意思啊,那個雨人好肥喔。

  第二站,搭公交車,紅五號,從白雲山莊上車。一路上櫻花照眼,她靜靜看著窗外流蕩過去的風景,窗玻璃映出她自己的顏容,和窗外的粉色櫻花明滅掩映;她的眼神迷離,時空飄忽。

  到了士林站。我說:媽,這是你生平第一次搭捷運,坐在這裡,給你拍一張照片。

  她嫻靜地坐下,兩手放在膝上。剛好後面有一叢濃綠的樹,旁邊坐著一個孤單的老人。

  你的雨兒要看見你笑,媽媽。

  她看著我,微笑了。我這才注意到,她穿著黑衣白領,像一箇中學的女生。

  篇六:十七歲

  我到劍橋演講,華飛從德國飛來相會。西斯羅機場到劍橋小鎮還要兩個半小時的巴士車程,我決定步行到巴士站去接他。細雨打在撐開的傘上,白色的鴿子從傘沿啪啪掠過。走過一棟又一棟16世紀的紅磚建築,穿過一片又一片嫩青色的草坪,到了所謂巴士站,不過是一個小亭子,已經站滿了候車躲雨的人。於是我立在雨中等。

  兩隻鴛鴦把彼此的頸子交繞在一起,睡在樹蔭裡。橫過大草坪是一條細細的泥路,一排鵝,搖搖擺擺地往我的方向走來,好像一群準備去買菜的媽媽們。走近了,才赫然發現她們竟然不是鵝,是加拿大野雁,在劍橋過境。

  接連來了好幾班巴士,都是從西斯羅機場直達劍橋的車,一個一個從車門鑽出的人,卻都不是他。傘的遮圍太小,雨逐漸打溼了我的鞋和褲腳,寒意使我的手冰涼。等候的滋味──多久不曾這樣等候一個人了?能夠在一個陌生的小鎮上等候一輛來自機場的巴士,裡頭載著自己十七歲的孩子,挺幸福。

  他出來的時候,我不立即走過去,遠遠看著他到車肚子裡取行李。十七歲的少年,兒童臉頰那種圓鼓鼓的可愛感覺已經被刀削似的線條所取代,稜角分明。他發現了我,望向我的眼睛既有感情卻又深藏不露,很深的眼睛──我是如何清晰地還記得他嬰兒時的水清見底的歡快眼睛啊。

  我遞過一把為他預備的傘,被他拒絕。“這麼小的雨。”他說。“會感冒,”我說。“不要。”他說。細細的飄雨濡溼了他的頭髮。

  我頓時失神;自己十七歲時,曾經多麼強烈憎惡媽媽堅持遞過來的雨傘。

  放晴後,我們沿著康河散步。徐志摩的康河,原來是這種小橋流水人家的河,蜿蜒無聲地汨汨穿過芳草和學院古堡。走到一條分支小溪溝,溪邊繁星萬點,葳蕤茂盛的野花覆蓋了整個草原。這野花,不就是《詩經》裡的“蘼蕪”,《楚辭》裡的“江離”?涉過濃密的江離,看見水光粼粼的小溪裡,隱約有片白色的東西飄浮──是誰不小心落了一件白襯衫?

  走近看,那白襯衫竟是一隻睡著了的白天鵝,脖子卷在自己的鵝絨被上,旁邊一隻小鴨獨自在玩水的影子。我跪在江離叢中拍攝,感動得眼睛潮溼;華飛一旁看著我泫然欲泣的樣子,淡淡地說,“小孩!”

  到國王學院對面吃早餐,典型的“英式早餐”送來了:炒蛋、煎肉、香腸、蘑菇、烤蕃茄……又油又重,我拿起刀叉,突然失聲喊了出來,“我明白了。”

  他看著我。

  “原來,簡單的麵包果醬早餐稱做‘歐陸’早餐,是相對於這種重量‘英國’早餐而命名的。”

  他笑也不笑,說,“大驚小怪,你現在才知道啊!”然後慢慢地塗果醬,慢慢地說,“我們不稱英國人歐洲人啊,他們的一切都太不一樣了,英國人是英國人,不是歐洲人。”

  走到三一學院門口,我指著一株瘦小的蘋果樹,說,“這號稱是牛頓那棵蘋果樹的後代。”他說,“你不要用手去指,像個小孩一樣。你說就好了。”

  從中世紀的古街穿出來,看見幾個衣著鮮豔的非洲人圍成一圈在跳舞,立牌上貼著海報,抗議辛巴布威總統的獨裁暴力統治,流亡國外的人數、經濟下跌的指標,看起來怵目驚心。我說,我只注意蘇丹的殺戮,不知道辛巴布威有這樣的嚴重獨裁。他說,“你不知道啊?辛巴布威本來被稱為‘非洲的巴黎’呢,經濟和教育都是最先進的,可是木蓋博總統的高壓統治,使辛巴布威現在幾乎是非洲最落後的國家了,而且饑荒嚴重,很多人餓死。”

  經過聖約翰學院,在一株巨大的栗子樹上我發現一隻長尾山雉,興奮地指給華飛看──他卻轉過身去,離我五步之遙,站定,說,“拜託,媽,不要指,不要指,跟你出來實在太尷尬了。你簡直就像個沒見過世界的五歲的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