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執著地批判“國民性”原因
魯迅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他不但是偉大的文學家，而且是偉大的思想家和偉大的革命家。魯迅執著地批判“國民性”原因是什麼呢？接下來小編帶你們探討一下這個問題。
魯迅執著地批判“國民性”原因 篇1
現在有些人似乎很“愛國”，說魯迅批判國民性把中國人說得太醜了。他們可能並不瞭解魯迅所批判的國民性的具體內涵，也不瞭解魯迅是在什麼背景下進行這種批判，直觀地對魯迅的批判方式表示反感，不能接受，甚至擔心會醜化了中國人，傷害民族的自尊與自信。魯迅的確畢生致力於批判國民性，這也是他所理解的實現文化轉型的切要的工作。他寫小說、雜文，時時不忘揭露批判我們中國人的劣根性，說得最多的有奴性、面子觀念、看客心態、馬虎作風，以及麻木、卑怯、自私、狹隘、保守、愚昧、等等。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談得最多的一是“看客”，二是“奴性”。例如在《娜拉走後怎樣》中說，“群眾，——尤其是中國的，——永遠是戲劇的看客。犧牲上場，如果顯得慷慨，他們就看了悲壯劇;如果顯得觳觫，他們就看了滑稽劇。北京的羊肉鋪前常有幾個人張著嘴看剝羊，彷彿頗愉快，人的犧牲能給與他們的益處，也不過如此。”“在中國，尤其是在都市裡，倘使路上有暴病倒地，或翻車摔傷的人，路人圍觀或甚至於高興的人盡有，肯伸手來扶助一下的人卻是極少的。這便是犧牲所換來的壞處。”(《經驗》)
還有“奴性”，也是魯迅認為國民性中最嚴重的病態。大家回想一下，在魯迅的小說中，將兒子的命運寄寓在人血饅頭上的懦弱的華老栓(《藥》)，一心想躋身於長衫客行列的落魄的孔乙己(《孔乙己》)，因丟了辮子被女人當眾辱罵的憂愁的七斤(《風波》)，在多子、饑荒、苛稅等壓榨下苦得像個木偶人的閏土(《故鄉》)，都是鄉土社會中的卑怯者，他們對於身受的壓迫忍辱受屈逆來順受。《祝福》中到土地廟捐門檻贖罪的祥林嫂，《在酒樓上》中敷敷衍衍模模糊糊無聊地生活著的呂緯甫，《孤獨者》中親手選了獨頭繭將自己裹在裡面的魏連殳，《離婚》中懾於七大人威光的愛姑，也都是社會生活中的卑怯者，雖然他們面對坎坷的命運和人生也有過不平和抗爭，但最終都屈服於文化傳統和社會環境，這些都是奴性思想的體現
魯迅憎惡中國人的奴性性格，更憎惡他們以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論睜了眼看》)魯迅憎惡他們能以瞞和騙從奴隸生活中尋出“美”來。魯迅深深地憎惡國民的奴性性格。黑格爾說中國沒有哲學，而馮友蘭說每個中國人都是哲學家，三種不同的思想方式，讓中國人無論遇到什麼都能在內心挺過去，那就是忍，忍的結果就是妥協，被奴役而心安理得。
魯迅聲稱他“論時事不留面子，砭錮蔽常取型別”。這對於凡事都比較講面子、講中庸的傳統社會心理來說，的確不合，又特別有悖於“家醜不可外揚”的古訓。但作為一個清醒而深刻的文學家，一個以其批判性而為社會與文明發展提供清醒的思想參照的知識分子，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真是我們民族更新改造的苦口良藥。因此，重要的是理解魯迅的用心。如果承認魯迅的批評是出於啟蒙主義的目的，而啟蒙又是我們民族進入現代化必經的“鳳凰涅槃”的需要，那麼就不會再擔心國民性批判會喪失民族的自尊，相反，會認為這種批判正是難能可貴的民族自省，是文化轉型的前提和動力。
我們讀《阿Q正傳》，看小說中那些“醜陋的中國人”的處世行為與心理表現，會感到不舒服，甚至噁心，這真是給我們的同胞揭了短，露了醜。但仔細一想，這又是何等真實的刻劃，是一種毫無偽飾的真實。我們也就理解魯迅所說，其目的就是要寫出“國民沉默的魂靈”來。中國人的一些共同的精神疾患久矣，我們司空見慣了，見怪不怪，也都麻木了，魯迅卻要真實說出。透過魯迅的創作我們重新發現了自己，發現我們周遭的許多落後的行為習慣，乃至心理模式、民風民性。比如“以祖業驕人”，總是向後看，擺“先前闊”;比如“比醜”心理，癩瘡疤也可以作為驕傲的資本;比如自欺欺人的健忘症，不能正視失敗和衰落的精神勝利法;比如那想睡上秀才娘子寧式床的狹隘的“革命”理想，等等，是魯迅筆下阿Q等角色的表現，何嘗不是我們社會生活中習焉不察的精神弊病?魯迅是深刻的，但他又並非居高臨下。他總是帶著自己深切的生命體驗，帶著無限的悲憫和無奈，去表現和批判他所置身的那個病態社會。魯迅痛切地感到中國社會、中國文化存在看這種嚴重的病，所以他要批判中國的國民性，“哀其不幸，怒其不爭”。魯迅沒有開什麼藥方，藥方不是文學家能開的，魯迅只是看病。他把中國人這個老病根給看出來了，這就是非常偉大的地方。我們今天讀魯迅的小說、雜文，還是能看到許多國民性弊病的揭示，感到這些病現在也還有些嚴重，這就是魯迅的深刻，魯迅的厲害。
魯迅為何那麼執著批判國民性?這和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現實的深刻認識有關。他在1907年前後就已經有過立國必須立人的思想。“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墳·文化偏至論》，即只有尊重和發揚人的個性，才能夠使“國民”真正走向覺醒。可以說，“立人”貫穿魯迅思想的一生。在魯迅那裡，“人的個體精神自由”是“作人”還是“為奴”的最後一條線。魯迅對“精神勝利法”等國民劣根性批判，目的並不直指向經濟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個體人格的現代化，即“個人”的自覺、自主與自決，也就是說，魯迅想要解決的，是一個古老民族的現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礎問題。
其實，對國民性的關注並非魯迅獨有。晚清以降，象梁啟超、嚴復這些先驅者，都提倡過類似的口號。嚴復編《天演論》引入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崇優勝劣汰的新價值觀，其衡量種族優劣的指標中就包括“民力、民智、民德”。嚴復從進化論演繹出的.“鼓民力”之說，在急於適應和滿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需求中，中國過去的觀念以及相應的國民性格都成了民族生存的障礙。在嚴復的時論中，國民性改造的願望就迅速清晰起來，雖然他還沒有使用這個詞語。
梁啟超1900年在給康有為的一封信中提出：“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於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而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雲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鉗制於他人。今日非施此藥，萬不能愈此病。”梁啟超沒有直接用改造國民性這個概念，而是提出“開民智”。1902年梁啟超開辦《新民叢報》，從刊名可猜測梁啟超還是把國民性改造視為“第一急務”了。孫中山在對中國國民性的檢討上，與嚴復、梁啟超並無大別，而且他們一致將其原因都歸之於千年專制所造成的積習。但嚴復以中國民智未開不適於共和的立場，被孫中山譏為“曲學之士”，孫中山質問的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這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的立場。改造國民性其實是晚清以降思想家和先驅者思考中國之命運的一種趨勢，魯迅接續了這種思潮，並付諸實踐。改造國民性並非給中國人丟臉，並非全盤拋棄傳統，而是很實在的一種精神建設工作。
魯迅對國民性的認識是清醒的，但也常常感到無力。他說自己的文章如同一箭之入大海。我們對魯迅的苦心是缺少理解的。幾十年來，不斷聽到這樣的說法，諸如“國民性”是個偽問題，這一問題太玄虛，不易把握。有的批評魯迅“文化至上”，是唯心主義。對魯迅前期思想的評價一直很謹慎。
這些年又有人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中國的強盛，當代中國人的文化生存條件會好起來，國民素質自然也回提高。但是事實卻是，經濟發展了，精神生活卻空前枯竭，國民素質並未得到提高。這也說明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工作還是有現實意義的。
有一點值得注意，魯迅和百年以來眾多知識分子不同，他對國民性的思考與批判，不只是給別人動手術，往往也是給自己開刀。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建立在嚴峻的自審意識和痛苦的自我剖析的基礎之上的，所謂抉心自食，魯迅的文章與作品中常常看到的是，伴隨著國民性批判，是對自我深層人性和陰暗面的探索和挖掘。當前，我們不缺乏“批判”，缺乏的就是魯迅那樣的自審意識和懺悔意識。今天學習魯迅，就是像魯迅那樣對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歷史的現代化程序進行認真的自我反省和歷史懺悔。
魯迅作品是富於批判性的，是民族的自我批判，是刮骨療瘡，很痛苦的。我們看魯迅的作品，有時候會覺得很悶，很沉重、難受。他寫的那些沉重悲哀的東西，老是纏繞著你，甚至讓人不得安寧。你們讀魯迅如果有了這種感覺，就是讀懂了一點魯迅，慢慢接近了魯迅。魯迅不是給十七八歲的少男少女預備的，讀魯迅要有一定的生活經驗，有較多的人生歷練。現在的年輕人包括大學生，可能不那麼喜歡魯迅的作品，主要因為他們還缺少人生的歷練。
魯迅執著地批判“國民性”原因 篇2
魯迅為何那麼執著批判國民性?這和他對中國傳統文化及中國現實的深刻認識有關。他在1907年前後就已經有過立國必須立人的思想。“人立而後凡事舉;若其道術，乃必尊個性而張精神”(《墳.文化偏至論》，即只有尊重和發揚人的個性，才能夠使“國民”真正走向覺醒。可以說，“立人”貫穿魯迅思想的一生。在魯迅那裡，“人的個體精神自由”是“作人”還是“為奴”的最後一條線。魯迅對“精神勝利法”等國民劣根性批判，目的並不直指向經濟和政治操作，而是指向個體人格的現代化，即“個人”的自覺、自主與自決，也就是說，魯迅想要解決的，是一個古老民族的現代生存方式和精神基礎問題。
其實，對國民性的關注並非魯迅獨有。晚清以降，象梁啟超、嚴復這些先驅者，都提倡過類似的口號。嚴復編《天演論》引入社會達爾文主義，推崇優勝劣汰的新價值觀，其衡量種族優劣的指標中就包括“民力、民智、民德”。嚴復從進化論演繹出的“鼓民力”之說，在急於適應和滿足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生存需求中，中國過去的觀念以及相應的國民性格都成了民族生存的障礙。在嚴復的時論中，國民性改造的願望就迅速清晰起來，雖然他還沒有使用這個詞語。
梁啟超1900年在給康有為的一封信中提出：“中國數千年之腐敗，其禍極於今日，推其大原，皆必自奴隸性而來，不除此性，中國萬不能立於世界萬國之間。而自由雲者。正使人自知其本性，而不受鉗制於他人。今日非施此藥，萬不能愈此病。”梁啟超沒有直接用改造國民性這個概念，而是提出“開民智”。1902年梁啟超開辦《新民叢報》，從刊名可猜測梁啟超還是把國民性改造視為“第一急務”了。孫中山在對中國國民性的檢討上，與嚴復、梁啟超並無大別，而且他們一致將其原因都歸之於千年專制所造成的積習。但嚴復以中國民智未開不適於共和的立場，被孫中山譏為“曲學之士”，孫中山質問的是：“俟河之清，人壽幾何。”這是政治家和思想家不同的立場。改造國民性其實是晚清以降思想家和先驅者思考中國之命運的一種趨勢，魯迅接續了這種思潮，並付諸實踐。改造國民性並非給中國人丟臉，並非全盤拋棄傳統，而是很實在的一種精神建設工作。
魯迅對國民性的認識是清醒的，但也常常感到無力。他說自己的文章如同一箭之入大海。我們對魯迅的苦心是缺少理解的。幾十年來，不斷聽到這樣的說法，諸如“國民性”是個偽問題，這一問題太玄虛，不易把握。有的批評魯迅“文化至上”，是唯心主義。對魯迅前期思想的評價一直很謹慎。
這些年又有人認為，隨著經濟的發展和中國的強盛，當代中國人的文化生存條件會好起來，國民素質自然也回提高。但是事實卻是，經濟發展了，精神生活卻空前枯竭，國民素質並未得到提高。這也說明魯迅改造國民性的工作還是有現實意義的。
有一點值得注意，魯迅和百年以來眾多知識分子不同，他對國民性的思考與批判，不只是給別人動手術，往往也是給自己開刀。魯迅對國民性的批判建立在嚴峻的自審意識和痛苦的自我剖析的基礎之上的，所謂抉心自食，魯迅的文章與作品中常常看到的是，伴隨著國民性批判，是對自我深層人性和陰暗面的探索和挖掘。當前，我們不缺乏“批判”，缺乏的就是魯迅那樣的自審意識和懺悔意識。今天學習魯迅，就是像魯迅那樣對民族性格的改造和民族歷史的現代化程序進行認真的自我反省和歷史懺悔。
魯迅作品是富於批判性的，是民族的自我批判，是刮骨療瘡，很痛苦的。我們看魯迅的作品，有時候會覺得很悶，很沉重、難受。他寫的那些沉重悲哀的東西，老是纏繞著你，甚至讓人不得安寧。你們讀魯迅如果有了這種感覺，就是讀懂了一點魯迅，慢慢接近了魯迅。魯迅不是給十七八歲的少男少女預備的，讀魯迅要有一定的生活經驗，有較多的人生歷練。現在的年輕人包括大學生，可能不那麼喜歡魯迅的作品，主要因為他們還缺少人生的歷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