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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論《孟子》的論辯技巧對魯迅小說的影響論文

淺論《孟子》的論辯技巧對魯迅小說的影響論文

  [論文關鍵詞]孟子 論辯 魯迅 小說

  [論文摘要]論辯是魯迅小說的重要因素,是魯迅小說的重要藝術特徵,論辯性不僅體現在魯迅小說的敘述描寫中,而且體現在對人物的刻畫中,體現在主題構成與藝術構成中,體現在魯迅小說的各個藝術層面。

  論辯,或者辯論,是不同觀點的雙方,為了各抒己見,所進行的證明與反駁。論辯的歷史作用與現實意義,歷代理論家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我國古代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劉勰就在《文心雕龍·論說》中寫到:“一人之辯,重於九鼎之寶;三寸之舌,強於百萬之師。”一個人論辯的價值,比國寶九鼎還貴重;三寸之舌的力量,比百萬雄師還強大。劉勰對論辯的評價,已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論辯,特別是歷史性的大論辯,往往是社會大變革的號角。

  一、孟子的論辯技巧

  孟子,名軻,戰國時代首屈一指、技壓群雄的論辯大師,一位天才的雄辯家·《孟子》的犀利、《莊子》的恣肆、《荀子》的渾厚和《韓非子》的峻峭,被稱為先秦散文的“四大臺柱”。孟子論辯文章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氣象恢弘、博大壯觀、剛柔相濟、析義極精。

  第一,形象說理。在《孟子》中則具體體現為善於巧喻。孟子“喜以比喻宣達他的意見”,“堪稱比喻聖手”。綜觀《孟子》全書261章,其中93章總共使用比喻159種。《孟子》文中或以物喻理,深入淺出,或以事喻理,情理顯豁;或以寓言喻理,入木三分,從而化抽象為具體可感,化深奧為淺近通達,從而增強孟子抽象論理的現實性,為孟文說理蓄勢,使得孟子的論辯“開闢抑揚,高談雄辯,曲盡其妙……一縱一橫,論者莫擋。”

  第二,欲擒故縱。“將欲敗之,必姑輔之;將欲取之,必姑予之。”舌戰用兵本無二致,訂謀施計必須審時度勢。以擒為目的,以縱為手段,為了擒敵之目的,必須先付出縱的代價。如《孟子·梁惠王章句下·第六章》,孟子先以“臣”“士”作喻,遠離討論話題,陷齊宣王於彀中,隨即話鋒一轉,矛頭直指宣王,擒之於話鋒之下,使得宣王“顧左右而言他”。孟子憑藉“縱”字訣,使整個論辯過程迂迴曲折,搖曳生姿。“一反墨文說理之艱澀”“真是極盡曲折變化之能事。”

  第三,避虛就實。孟子的核心思想是“王道”“性善”,是實,其餘皆屬細枝末節。是虛。論辯的核心是不能變的',因此,對手的話題不在二者範圍之內,對孟子來說便是“虛”。如何將虛過渡到實,孟子自有其語言上的太極推手,如《齊桓晉文之事》一章,齊宣王崇尚“霸道”,開頭便問“齊桓晉文之事”,孟子則以“仲尼之徒無道齊桓之事……無以,則王乎?”這樣一段立場鮮明的回答,不僅表明了對霸道的態度,又機智委婉的將談話引向了王道。這種話題轉換藝術使得孟子能夠在論辯不利的情況下反守為攻,轉敗為勝。

  二、魯迅小說中的論辯技巧

  首先,在魯迅小說中,常常有一些句子意味深長,常常給人以深刻印象,顯示著魯迅特有的思致與筆調。達到形象說理的效果。例如,《孤獨者》中魏連殳在絕望中折斷傲骨,“躬行我先前所憎惡,所反對的一切,拒斥我先前所崇仰,所主張的一切了”,也包含了對“先前的我”與“現在的我”的思辯,而這一思辨式的描寫對於小說中的人物,對於整篇小說的內容而言,無疑是非常重要的。那種對靈魂的拷問,那種包含著極度痛苦和憂憤的對自己人生道路的總結,使人物性格得到了更深的表現,也使小說籠上了一層深深的人生之慨。而且體現著魯迅對他的人生體驗的論辯式的總結,體現著魯迅式的思維。

  其次,在魯迅小說中,欲擒故縱跟避實就虛也隨處可見。《祝福》小說中“我”與祥林嫂關於死的有無的對話之後,作者這樣描寫“我”的心理:“我這答話怕與她有些危險。她大約因為別人在祝福的時候,感到自身寂寞了,然而會不會有別的意見呢?——或者是有了什麼預感了?倘有別的意思,又因此發生別的事,則我的答話委實該負若干的責任。但隨後也就自笑,覺得偶爾的事,本沒有什麼深意義,而我偏要仔細推敲,無怪教育家要說是生著神經病,而況明明說過‘說不清’,已經推翻了答話的全域性,即使發生什麼事,與我也毫無關係了。”這段話簡直就是自己和自己的辯論。如果將其中的連詞加點則不難看出這段沉痛中透著一絲幽默的推測與辯解,是曲盡思路翔回曲折之妙的,實在是議論文的運思和筆法;這種論中有辨,辯中有論的心理描寫正體現著魯迅的特色。

  總之,論辯是魯迅小說的重要因素,是魯迅小說的重要藝術特徵。論辯性不僅體現在魯迅小說的敘述描寫中(特別是心理描寫中),而且體現在對人物的刻畫中,體現在主題構成與藝術構成中,體現在魯迅小說的各個藝術層面。魯迅藝術思維的論辯性,並不是一種簡單的創作現象,而是一種複雜的精神現象,是魯迅自己的思想品格與多方面的影響的合力造成了他的這一思維特徵,而最終卻由他的小說創作以最適切的被充分小說化了的方式體現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