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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故鄉》看魯迅小說的民族憂患意識

從《故鄉》看魯迅小說的民族憂患意識

  導語:魯迅一生為中華民族的覺醒而疾呼吶喊,他關心社會低層民眾的生存現狀,其作品以封建制度下舊中國的社會生活為背景,批判地揭露了愚昧陳腐思想對人們精神的束縛與摧殘,具有很高的現實性和民族性,小說《故鄉》就是其中的代表。

  魯迅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乃至世界文壇上有極大成就的作家之一。他出生在以傳統農業為主要生產方式的舊中國,自幼跟隨鄉村保姆的生活,讓他有機會接近並熟悉農民的困苦處境,更使得日後的從事文學創作中倍加關注受封建舊思想、舊觀念影響最深的農村社會,對廣大農民的生存疾苦傾注了最深切的關懷和最熾熱的同情。魯迅是一個善於把農民問題放在重大社會事變中表現的作家,創作了很多以農村生活為題材的作品,反映農民深受剝削壓迫和急需革命又缺乏民主主義革命意識間的矛盾,提出一個擺在革命者面前的現實問題:如何把佔中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中國農民從混沌中解放出來,提高他們的思想覺悟,引導他們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因此,在他的作品裡總能看到一幕幕“吃人”與“被吃”的人生悲劇,盡現舊中國“大小無數的人肉筵宴”,激發人們起來“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宴、毀壞這廚房”,體現了其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

  下面就以《故鄉》為例來看魯迅小說中所表現出的強烈民族憂患精神。

  《故鄉》是一篇描寫20世紀20年代辛亥革命前後農民生活和精神現狀的作品,寫於1921年1月,發表於5月的《新青年》雜誌,後收入小說集《吶喊》。作品取材於1919年返鄉舉家北遷時與童年時的農民朋友章運水見面的親身經歷。以進步知識青年“我”回故鄉的見聞為線索,透過二十年間典型環境和典型人物性格的巨大反差,對比出兩個不同時期的生活畫面,同時又將這種差異加以烘托和渲染,反襯出現實故鄉的蕭條和慘敗,揭示了動盪社會中人們精神面貌的可悲變化及造成這種變化的深刻社會根源。

  小說一開始就是兩段景物描寫,營造出瀰漫全篇的環境氛圍。家道中落,“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也已經變賣,不得不搬家,於是“嚴寒回到相隔二千餘里,別了二十餘年的故鄉”,卻看到“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勾勒出舊中國農村破產後的衰敗景象,讓“我的心不禁悲涼起來”。這與“我”記憶中那個有著“深藍色的天空、金黃的圓月、海邊沙地上的碧綠西瓜”的童年故鄉完全不一樣了。童年故鄉是美麗的,“但要我說出他的佳處來,卻又沒有言辭了”,或許是兒童純真心靈的直接感受,只因有著“我”和閏土孩提時代難忘的稚趣生活而異常的美麗,深植於心底。作品透過“我”對兒時美好回憶的概述,呈現出一幅童年唯美的意境畫,是作者對真、善、美理想世界無限渴求的自然流露,更是對兒童天性與成年世界認識間矛盾衝突的揭示,體現了魯迅對兒童問題的深切關注。

  小說寫“我”回到家裡,見到了許多親屬和故人,尤為著重描寫兒時的夥伴、貧苦農民的典型――閏土。相隔二十年後再見閏土,完全變成了另外一種樣子,“先前的紫色圓臉已經變作灰黃,而且加上很深的皺紋;眼睛也像他父親一樣,周圍都腫得通紅;頭上是一頂破氈帽;身上只一件極薄的棉衣,渾身瑟索著;手也不是我所記得的紅活圓實的手,粗又笨而且開裂似樹皮樣”。二十年前的閏土,在“我”的記憶裡是一個朝氣蓬勃、生機煥發的“小英雄”,“他見人很害羞,只是不怕我”,“心裡有無窮無盡的稀奇事,都是往常的朋友所不知道的”。眼前這突然呈現的外貌變化不僅再現了一個人由稚嫩到衰老的生理過程,而且暗含著一個純樸農民可悲的精神裂變。小說有兩處細節描寫揭示了閏土這個人物形象的性格特徵及這巨大精神變化之後發人深思的社會問題。一是二十年前的“我”與閏土是哥弟相稱,但二十年後的今天,當“我”在與閏土見面後仍舊稱呼他“閏土哥”時,他的表現卻是“臉上現出歡喜和淒涼的神情,動著嘴唇,沒有出聲,態度終於是恭敬起來,分明的叫道:‘老爺’……”。剎那間的神態變化,包含了豐富的內心活動。原本兩個童年摯友幾十年後的重逢,喜悅與興奮不言而喻,本可以盡情釋放的情懷,在此刻嘎然而止,取而代之的是“一層可悲的厚障壁”。二是寫閏土不但以“老爺”這樣稱呼“我”,而且還讓其子水生也這樣“給老爺磕頭”,對此“我”打了一個寒噤,說不出話來。“我”的母親讓閏土隨便一些,與先前那樣“哥弟相稱”,閏土卻絕對不肯答應,說:“老太太真是,這成什麼規矩”,“那時是孩子不懂事,現在則不成”。小說正是透過這些樸素無華又細緻傳神的描寫,讓讀者清醒地看到封建制度所形成的禮法關係及維繫這種禮法關係的封建等級觀念已深深紮根於這個被壓迫、被奴役農民的精神和思想,成為不可動搖、無法改變的生活準則。

  小說裡寫閏土,並沒有細緻地描述他二十年來的辛酸經歷,只有寥寥幾筆,將他前後兩個時期的兩幅肖像和兩種性格展現了出來,讓人物漫長的生活道路和辛酸歷程高度而集中地壓縮在這外部特徵和精神面貌的巨大變化之中,如:在“我”搬家剩下的東西中選香爐和燭臺等細節描寫,看起來雖只是些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瑣事,卻正好表明了閏土受封建舊思想侵蝕的程度和無法與自己命運抗爭的悲哀。生長在舊中國的農村,沒有機會接受教育,因循守舊、沒有文化,使得成年閏土對社會現實和個人苦難不能正確地認識,只好將社會動盪和苦難困境歸咎於天地鬼神,希望用服從和祭拜的方式來感動“神靈”,寄予“神靈”來改變自己命運的封建宿命思想表現得淋漓盡致。作品寫閏土不僅承認統治階級所規定的最根本的制度,相信階級地位的不可動搖,上下界限的不可逾越,尊卑觀念的不可破壞,而且還依賴於統治階級愚民政策最得力的工具――鬼神,從一個側面揭示了人物性格和命運發展的主觀必然性,深化了人物的悲劇色彩,讓讀者能更深層次的去理解人物在作品中所體現出的思想內涵。

  此外,作者還試圖透過閏土這樣一個普通農民前後二十年的鉅變來找到複雜社會變遷及人物悲慘命運的深刻社會根源。閏土的悲劇不是因為他個人有什麼過失,也不是因為他比別人特別不幸,和其他農民一樣,他辛苦繁忙地勞作著,誠實安分地生活著,卻仍免不了遭此慘變。閏土他不到四十歲就有了六個孩子,並且“孩子們都會幫忙了”,但全家還仍是“不夠吃”,“種出的東西都折了本”。小時候的閏土戴著銀項圈,童年生活也有著天真活潑的歡樂氣氛。可隨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的不斷加深,國內階級矛盾日益銳化,軍閥混戰連綿不斷,地主階級加緊剝削,處在社會低層的農民的生活更加貧困,童年那個有生命力的閏土也伴隨著成長的磨難消逝了。所以作品在寫二十年後的閏土時完全沒有了田園牧歌式的輕快筆調,而是換以低沉傷痛的筆觸抒發出自己的憤恨與憂慮。如對四十來歲閏土的景況是這樣描寫的:“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透過對人物環境的客觀分析,得出一個不容置疑的.結論:像閏土這樣貧苦農民的悲慘遭遇並非他個人所造成的,而是整個社會對他們的欺壓所致,且這種悲劇命運具有很明顯的普遍性。因此,作者在講述回鄉故事的同時,更多的是在向讀者說明這樣一個道理:在當時社會環境下,解決億萬貧苦農民困苦生活和悲慘命運並不是他們個人自身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乃至整個民族急需解決的首要問題,要想民族獨立、民族解放,就必須先解放被壓迫在最低層的農民階級。

  小說最後以“我”在離開故鄉的船上的思考作為全篇的結束。在想起與閏土隔絕般的相見時,“我”希望後輩們“應該有新的生活,為我們所未經生活過的”,直截了當地指出了閏土之前數輩農民的生活境遇不能再這樣一代代的延續下去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廢除舊制度、打破封建枷鎖束縛的革命鬥爭迫在眉睫。這種亢奮情緒的大膽流露不正是魯迅強烈民族憂患意識最純粹的表現嗎?他跨越了歷代文人對百姓關注只停留在物質生活層面的思想侷限性,選擇了一條從精神層面為苦難百姓探尋解放的新路。尤其是小說結尾那句經典名言:“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力圖喚起像閏土一樣的舊中國低層百姓的覺醒,“號召人們行動起來,從只有荊棘的地方踐踏和開闢出一條路來”。

  魯迅就是這樣一個“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在黑暗中前行,在風雨裡戰鬥的猛士,作品具有強烈的震撼力,是“在高的意義上寫實主義者”。在他看來,“凡是愚弱的國民,即使體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壯,也只能做毫無意義的示眾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為不幸的。所以我們第一要著就是在於改變他們的精神”。因此,他一生致力於文化批判和社會政治批判,專心於對人的心靈剖析和療救,不僅是《故鄉》,而且還有《祝福》、《社戲》、《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阿Q正傳》等,都不同程度地描寫了舊中國農村破產的慘敗景象,揭露當時的“吃人”社會,痛斥舊思想、舊禮教帶給農民精神上的傷害。正是因為有著對國家、民族和社會強烈的責任感,他選擇東渡求醫、治病救人;正是因為有著對中國社會現狀深刻的思考和大丈夫救國救民的宏圖偉願,他後來又做出了棄醫從文、拯救靈魂的驚人之舉。在魯迅身上所表現出的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影響和激勵著無數有志於中國革命和解放事業的人們,他是我們民族舊思想鬥爭中的一面旗幟,是中國新文化運動的主將,不愧為“二十世紀最憂患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