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與荊楚文化傳統
一、“哀怨感傷、發憤抒情”的主題思想
柳宗元被貶永州後，楚地的文化氛圍、《楚辭》中包含的那種楚民族的哀怨色調和悲涼氣息感染著他，使他不由自主與屈原產生了精神上的共鳴。他的詩文以“哀怨感傷、發憤抒情”為主題，或抒寫蒙冤遭貶、懷才不遇，或記述登高遠望、懷鄉戀土，或寫山水，暗寄高志，發揚著自屈原以來的荊楚“騷怨”傳統。如《閔生賦》中“肆餘目於湘流兮，望九之。波淫溢以不返兮，蒼梧鬱其蜚雲。重華幽而野死兮，世莫得其偽真。屈子之微兮，抗危辭以赴淵。”既提到楚地的風俗、物景如湘江、九山等，深厚的文化底蘊如《楚辭》、舜帝的傳說、湘妃的神話等對他心靈的巨大觸動，又從重華、屈原的“野死”、“赴淵”和孔孟的作為等的描述中，自陳不幸的遭遇，表達憤然不平的心境。
屈原所處時代，內有奸小人誤國，外有強秦相侵，楚王朝處於岌岌可危的狀態，屈原身為楚國的貴族大夫，不能發揮自己的才幹令國家強盛，反而遭讒被流放，遠離都，這種遭際使他的詩歌大起大落，顯得格外悽和悲怨。
柳宗元沒有那種長歌當哭的氣勢和一瀉千里的激越之情，但他感同身受，一開始貶謫後的憂懼和哀痛使他心境難寧，他自稱“人”，“居是州，恆惴慄。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回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始得西山宴遊
記》)借出游來排遣胸中的鬱悶和惴惴不安，這種心情與屈原那登高、涉江時感嘆春秋代序、時不我待而功業未成的憂患和惶恐何其相似!“將沉淵而隕命兮，蔽罪以塞禍。惟滅身而無後兮，顧前志猶未可。”(《懲咎賦》)這種因憂懼和哀痛而想要自殺的念頭和屈原也是如出一轍，儘管原因略有不同，但是這種哀怨感傷的感情基調始終貫徹在其永州的詩文之中。如《懲咎賦》中“既受禁而不能即死者，以為久當自明。”又如《閔生賦》中，以“閔吾生之險厄兮”開頭，抒發了作者“氣沉鬱以杳渺兮，涕浪浪而常流”的悲傷情懷。後來，他慢慢適應了荊楚之地的生活，借出遊、寫作等活動來排解自己的苦悶。“僕悶即出遊。”(《與李翰林建書》)“投跡山水地，放情詠離騷”(《遊南亭夜還敘志七十韻》)等都可以看出，他的心態慢慢趨於正常，到《田家三首》關注並參與農民的勞動生活，再到《同劉二十八院長寄州張使君》中與老人、小孩的親密相處，都說明他已經融入了當地的生活，適應了荊楚之地炎熱的氣候環境。他既被荊楚之地的文化和傳統薰染，又慢慢對荊楚文化做出了開拓性的貢獻。
《離騷》中，屈原自敘身世，宣稱自己是高陽之苗裔，伯庸之後代，身份高貴，名字高潔，品德高尚，充分表現其對楚先民自潔自愛的認同和繼承;再對自己的品德和才能進行定位，表達了高度自信和銳意進取精神。而當“美政”思想在現實面前無法實現時，屈原陷入了進與退、堅守與逃避的痛苦選擇，發出“何方圓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的問句。而最終他選擇了“亦餘心之所向兮，雖九死其尤未悔”，對自己的理想忠貞不渝。《漁父》篇中虛設的對話就是屈原兩難境地中做出的堅守選擇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