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的號是什麼
李商隱(公元813—858)，男，漢族，字義山，故又稱李義山，號玉溪()生、樊南生(樊南子)，晚唐著名詩人。國公杜的表兄弟。他祖籍懷州河內(今河南省焦作市下轄沁陽市、博愛縣)，生於河南陽(今鄭州陽)。19歲因文才深得牛黨要員太平軍節度使令狐楚的賞識，引為幕府巡官。25歲進士及第。26歲受聘於涇源節度使王茂元幕，闢為書記。王愛其才，招為婿。他因此遭到牛黨的排斥。此後，李商隱便在牛李兩黨爭鬥的夾縫中求生存，輾轉於各藩鎮之間當幕僚，鬱郁而不得志，後潦倒終生，46歲便憂鬱而死。
晚唐詩歌在前輩的光芒照耀下有著大不如前的趨勢，而李商隱卻又將唐詩推向了又一個高峰，是晚唐著名的詩人，杜牧與他齊名，兩人並稱“小李杜”。李商隱又與李賀、李白合稱“三李”。與溫庭合稱為“溫李”，因詩文與同時期的段成式、溫庭風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裡排行第十六，故並稱為“三十六體”。其詩構思新奇，風格麗，尤其是一些愛情詩與無題詩寫得纏綿悱惻，為人傳誦。但部分詩歌過於隱晦迷離，難於索解，至有“詩家總愛西昆好，獨恨無人作鄭箋”之說。因處於牛李黨爭的夾縫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最後抑鬱寡歡而死，死後葬於鄭州陽(今陽蓿窪村)。據《新唐書》有《樊南甲集》二十卷，《樊南乙集》二十卷，《玉奚生詩》三卷，《賦》一卷，《文》一卷，部分作品已失傳。有《李義山詩集》。
【出身家世】
李商隱曾自稱與唐朝的皇族同宗。經張採田考證，確認他是唐代皇族的遠房宗室。[2]但是沒有官方的屬籍檔案證明此事，因而可以認為李商隱和唐朝皇室的這種血緣關係已經相當遙遠了。李商隱數次在詩歌和文章中申明自己的皇族宗室身份，但這並沒有給他帶來任何實際的利益。
李商隱的家世，有記載的可以追溯到他的高祖李涉。李涉曾擔任過最高階的行政職位是美原(治今陝西富平西北)縣令;曾祖李叔恆(一作叔洪)，曾任安陽(今屬河南)縣尉;祖父李，曾任邢州(治今河北邢臺)錄事參軍;父親李嗣，曾任殿中侍御史，在李商隱出生的時候，李嗣任獲嘉(今屬河南)縣令。
【生卒年考】
商隱生年，馮浩主元和八年(813年)說，張採田主元和七年(812年)說。這是當今學者通常採用的說法。大部分學者贊成的是馮浩說，其最主要的是文選《上崔華州書》所云：“中丞閣下：餘生二十五年矣。”馮浩題注曰：“開成元年十二月，《紀》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為華州防禦使，例兼御史中丞憲銜，固有中丞閣下之稱。”書上於開成二年(837年)春初，詩人二十五歲。以此上推商隱生於元和八年。至於卒年，關涉詩人晚年行蹤和創作，尤須一辨。
【早年生活】
在李商隱10歲前後，他的父親在浙江幕府去世，他和母親、弟妹們回到了河南故鄉，生活貧困，要靠親戚接濟。在家中李商隱是長子，因此也就同時揹負上了撐持門戶的責任。後來，他在文章中提到自己在少年時期曾“傭書販”，即為別人抄書掙錢，貼補家用。
李商隱早年的貧苦生活對他性格和觀念的形成影響很大。一方面，他渴望早日做官，以光宗耀祖。事實上，他也確實努力承擔起家族的責任。成年後，李商隱曾利用為母親守孝的時間，將寄葬在各地的親屬靈柩遷葬到陽。陳貽認為這是除了受宗法思想支配外，還由於從小孤貧，家道衰微，因此更加看重骨肉之情。另一方面，早年的經歷使他養成憂鬱、敏感、清高的性格，這些特徵既大量地從他的詩文中流露出來，也表現在他曲折坎坷的仕途生涯。
李商隱的啟蒙教育可能來自他的父親，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則是他回到故鄉後遇到的一位同族叔父。這位堂叔父曾上過太學，但沒有做過官，終身隱居。據李商隱回憶，這位叔父在經學、小學、古文、書法方面均有造詣，而且對李商隱非常器重。受他的影響，李商隱“能為古文，不喜偶對”。大約在他16歲時，寫出了兩篇優秀的文章(《才論》、《聖論》，今不存)，獲得一些士大夫的讚賞。這些士大夫中，就包括時任天平軍節度使的令狐楚。
令狐楚是李商隱求學生涯中又一位重要的人物，他本人是體文的專家，對李商隱的才華非常欣賞，不僅教授他體文的寫作技巧，而且還資助他的家庭生活，鼓勵他與自己的子弟交遊。在令狐楚的幫助下，李商隱的體文寫作進步非常迅速，由此他獲得極大的信心，希望可以憑藉這種能力展開他的仕途。在這一時期(大和四年，公元830年)的《謝書》中，李商隱表達了對令狐楚的感激之情以及本人的躊躇滿志：“微意何曾有一毫，空攜筆硯奉龍韜。自蒙夜半傳書後，不羨王祥有佩刀。”
【應舉之路】
在唐代，缺乏門第背景的知識分子希望在仕途有所發展，主要的入口有兩個：科舉和幕府。前者被認為是進入官場的資格，是官方對其行政能力的認可;後者是一些有勢力的官僚自己培養的政治團隊，如果表現出色，也往往可以透過這些官僚的舉薦成為朝廷正式的官員。中晚唐時期，很多官員都既有考取科舉的資格，也有作為幕僚的經歷。
文宗開成二年(837年)，李商隱考取了進士資格。在此之前，他已經失敗過多次。李商隱初次應舉的年份難以考證，有人相信甚至在10年之前——即文宗太和二年(828年)——李商隱就開始了他漫長而艱苦的應舉之路。與大多數缺乏權勢背景的考生一樣，李商隱並不指望一舉成功。他流傳下來的詩文中沒有提及當時的情形，這多少說明他對於初試的失敗不是非常在意。然而，隨著失敗次數的增多，他漸漸開始不滿。在《送從翁從東川弘農尚書幕》詩中，他將沒有錄取他的考官(太和七年，)比喻成阻撓他成功的小人：“鸞皇期一舉，燕雀不相饒。”
應舉的失敗不會讓李商隱反省自己學識不足。早在太和四年，曾經與他一起遊學的令狐就考中進士。這顯然不是因為令狐的學識才華比李商隱優秀，而是由於他父親令狐楚的影響力。權貴們互相提攜，大量錄取上流社會關係網中的考生，在唐代科舉中是很普遍的現象。許多缺乏靠山的考生都會在考試之前就去刻意結交關係，或者想出種種辦法引起考官及名流的注意。據李商隱自述，他在這方面是比較低調的(《與陶進士書》)，但如果說他不曾對令狐楚寄予希望，可能性也不大。從李商隱在開成元年寫給令狐的一封信中“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固不動”之類的話，可以看出他的情緒已經相當煩了。而他於開成二年的中舉，也正是令狐父子對當值考官施加影響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