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進酒城下路》詩詞賞析
城下路，悽風露，今人犁田古人墓。岸頭沙，帶蒹葭，漫漫昔時、流水今人家。黃埃赤日長安道，倦客無漿馬無草。開函關，掩函關，千古如何，不見一人閒？六國擾，三秦掃，初謂商山遺四老。馳單車，致緘書，裂荷焚芰、接武曳長裾。高流端得酒中趣，深入醉鄉安穩處。生忘形，死忘名，誰論二豪、初不數劉伶？
這首詞也是一篇以詠史來詠懷的作品，但所詠史事，並非某一歷史事件，而是一種在古代社會中帶有普遍性的歷史現象；所詠懷抱，也並非與這一歷史現象相契合，而是與之相對立，所以與多數的詠史即詠懷的作品的格局、命意都有所不同。
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為了實現自己的野心和貪慾，總是不斷地爭城奪地，至少也是爭名奪利。這種爭奪的結果，不但使廣大人民遭殃，也使統治階級中某些道德和才能出眾的成員受到壓抑和排斥。賀鑄就是其中的一個。他這類的作品，就是針對這種普遍存在的歷史現象而發出的不平之鳴。作品中所表現的對於那樣一些統治者及其幫忙、幫閒們的鄙視，是有其進步意義的。但由於階級性和世界觀的限制，他又只知道向“醉鄉”中逃避，即採取不合作的態度，這種消極的生活態度和思想感情又顯示了這種進步意義的侷限性很大。
以憤慨、嘲諷的口吻來描寫歷史上那些一生忙著追求權勢和名利的'人，佔了這首詞的大部分篇幅。但起筆卻從人事無常寫起，這樣，就好比釜底抽薪，把那些熱衷於富貴功名的人都看得冷淡了，從而為下文揭露這些人的醜態，埋下伏線，同時，也為作者自己最後表示的消極逃避思想埋下伏線。
自然界的變化，一般比人事變化遲緩。如果自然界都發生了變化，那人事變化之大就可想而知了。滄海桑田的典故，就是說的這種情況。本詞一上來六句，也是就自然與人事兩方面合寫這個意思。詞句用顧況《悲歌》“邊城路，今人犁田昔人墓；岸上沙，昔時流水今人家”，而略加增改。前三句寫陸上之變化，墓已成田（用《古詩》“古墓犁為田”之意），有人耕；後三句寫水中之變化，水已成陸，有人住。下面“黃埃”二句也從顧況《長安道》“長安道，人無衣，馬無草”來，接得十分陡峭。看了墓成田，水成陸，人們該清醒了吧，然而，不。他們依舊為了自己的打算，不顧一切地奔忙著。函谷關是進入長安的必由之路。關開關掩，改朝換代，然而長安道上還是充滿了人渴馬飢的執迷不悟之徒。歇拍用一問句收束，譏諷之意自見。
過片兩句，“六國擾”，概括了七雄爭霸到秦帝國的統一，“三秦掃”，概括了秦末動亂到漢帝國的統一。“初謂”四句，是指在秦、漢帝國透過長期戰爭而完成統一事業的過程當中，幾乎所有人都被捲進去了。是不是也有人置身局外，即沒有在這種局勢中為自己作些打算的人呢？詞人說，他最初還以為商山中還留下了東園公、角里先生、綺裡季、夏黃公這四老。誰知道經過統治者寫信派車敦請以後，就也撕下了隱士的服飾，一個跟著一個地穿起官服，在帝王門下行走起來了。（商山四皓最初不肯臣事漢高祖，後被張良用計請之出山，保護太子，見《史記·留侯世家》。南齊周彥倫隱居鍾山，後應詔出來做官，孔稚珪作《北山移文》來譏諷他，中有“焚芰制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之語。又漢鄒陽《上吳王書》中句：“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這四句專寫名利場中的隱士，表面上很恬淡，實則非常熱中。隱居，只是他們的一種姿態、一種向統治者討價還價的手段，一到條件講好，就把原來自我標榜的高潔全部丟了。上面的“初”字、“遺”字和下面的“裂”字、“焚”字、“接”字、“曳”字，不但生動準確，而且相映成趣，既達到嘲諷的目的，也顯示了作者的幽默感。不加評論，而這般欺世盜名的人物的醜態自然如在目前。
“高流”以下，正面結出本意。《醉鄉記》，隋、唐之際的王績作，《酒德頌》，晉劉伶作，都是古來讚美飲酒的著名文章。在《記》中，王績曾假設“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於醉鄉，沒身不反，死葬其壤，中國以為酒仙。”在《頌》中，劉伶曾假設有貴介公子和搢紳處士各一人，起先反對飲酒，後來反而被專門痛飲的那位大人先生所感化。高流，指阮、陶、劉、王一輩人，當然也包括自己在內。末三句是說，酒徒既外生死、忘名利，那麼公子、處士這二豪最初不贊成劉伶那位先生，又有誰去計較呢？肯定阮、劉等，也就是否定“長安道”上的“倦客”、“裂荷焚芰”的隱士。（“生忘形”，用杜甫《醉時歌》：“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死忘名”，用《世說新語·任誕篇》載晉張翰語：“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均與“高流端得酒中趣”切合。）方伯海《〈文選 〉整合》評《酒德頌》雲：“古人遭逢不幸，多託與酒，謂非此無以隱其幹濟之略，釋其悲憤之懷。”這首詞以飲酒與爭權勢、奪名利對立，也是此意。
張耒《〈東山詞〉序》曾指出賀詞風格多樣化的特點：“夫其盛麗如遊金、張之堂，而妖冶如攬嬙、施之袂，幽潔如屈、宋，悲壯如蘇、李，覽者自知之。”這首詞和前幾首截然不同，也可證明此點。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蘇軾的作品在詞壇出現以後，其影響是相當廣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