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的生平故事分享
北宋名臣范仲淹一生奔波仕途，屢遭同僚牴牾，甚至他的朋友、同窗、老師對他言事無忌也頗多爭議。
劃粥斷齏與少年志氣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蘇州吳縣人，誕生於河北成德軍(今河北省正定縣)節度掌書記官舍。其父範墉，曾任成德軍、武信軍(今四川遂寧市)、武寧軍(今江蘇徐州市)掌書記。范仲淹兩歲喪父，家道中落，當時母親謝氏還十分年輕，母寡兒孤，貧無所依，便帶著兒子改嫁淄州長山(今山東鄒平縣)朱文翰，范仲淹改姓名為朱說，並在朱家長大成人。朱文翰做過地方小官吏，對繼子並未冷眼看待，“既加養育，復勤訓導”，寄予厚望，期成大器。范仲淹在洞庭湖畔的澧州安鄉(今湖南安鄉縣)度過了他的少年時光，接受了啟蒙教育。
范仲淹一生讀書不輟，特別是多次遷居的青少年時代，每遷一地，都留下了讀書的遺蹟，也留下了許多讓人感動的苦讀故事。在安鄉時，范仲淹曾讀書於當地太平興國觀，寒暑不倦。清朝翰林張明先詩言：“荒臺夜夜芭蕉雨，野沼年年翰墨香”，以“書檯夜雨”這清寂而優美的詩意，概括了范仲淹這段少年攻讀生活。
隨著學識的增加，范仲淹開始由要我讀書變成了我要讀書，雖然常常忍飢挨餓，但他不以為意。宋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前後，范仲淹隨繼父生母回到繼父的故鄉淄州長山，讀書於長白山醴泉寺，每天的飲食僅僅一碗稀粥，先冷卻，然後分成四塊，早晚各兩塊，再配以鹽拌韭菜末，“劃粥斷齏”成了他勵志苦讀的深刻寫照。
如果說長白山醴泉寺讀書是他自覺讀書的表現，那麼多年以後他到南京應天書院求學，則是為自立而讀書了。幼年喪父乃人生大痛，當范仲淹知道自己是範姓之子時，不異於當頭棒喝。事情是這樣的，因為朱氏兄弟奢華浪費而不知節儉，范仲淹曾多次勸阻，有一天朱氏兄弟被勸說得不勝其煩，便脫口而出說，我們用朱家的錢，與你何干?他聽此言十分疑惑，自己不就是朱家子孫嗎?疑駭之下他四處打聽自己的身世之謎，最後才知道自己是姑蘇範氏之子。范仲淹是個烈性漢子，他毅然決定自立門戶，並立即離開朱家，負琴攜劍，求學南京，唯一的目的就是發奮讀書、學成迎母。這時，他二十三歲。
在應天書院求學，由於與朱姓決裂，生活一度沒了著落，有一頓沒一頓的，異常艱難。《范文正公年譜》上說他“詢知家世，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者，公自刻益苦”，還說“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未嘗解衣就枕。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饘粥不充，日昃始食”。范仲淹孜孜求學，倦怠時以涼水澆臉，飢餓時以稀粥為食，日夜與詩書相擁，五年未解衣就枕。南京留守的兒子與范仲淹同窗，十分同情范仲淹，便把他的苦讀情況告訴了自己的父親。留守很受感動，讓兒子送些美食給他，但范仲淹婉然拒絕了，說不是不感謝你的深情厚誼，但自己喝粥習慣了，也不覺得苦，一旦享受豐盛的飲食，以後喝粥就索然無味了，表達出清貧自甘、清苦亦樂的豁達。還有一次，宋真宗幸臨南京，南京萬人空巷，應天書院師生也傾巢而出，爭睹聖顏，只有范仲淹巋然不動，繼續讀書。有人回來後問他為什麼不去一睹皇帝風采，范仲淹說，將來晉見也不晚，可見其抱負的遠大。
十年寒窗，范仲淹“大通六經之旨”。大中祥符八年(1015)，二十七歲的范仲淹進士及第，即奉母侍養，完成了他人生的第一個理想，也開始了他偃蹇動盪、赤心報國的仕宦生涯。進士後，他在《寄鄉人》詩中說“鄉人莫相羨，教子讀詩書”，對自己的苦讀生活也僅只淡淡地一筆帶過。
先憂後樂與忠君、愛國、惜民
在范仲淹的仕宦生涯中，身前後世影響最大的有兩件事，一是御邊，二是新政。宋仁宗康定元年(1040)，西夏戰事復燃，范仲淹臨危受命，先以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今陝西西安市)，後遷龍直學士、陝西經略安撫副使，知延州(今陝西延安)。御邊的過程中，范仲淹在戰略上主張：“嚴邊城，使之久可守;實關內，使無虛可乘”，採取修固邊城、精練士卒、招撫屬羌、孤立西夏的辦法，積極整頓軍備，堅持以守為攻，爭取最後的勝利。當時，范仲淹的御夏方針，為許多朝臣和將帥所不理解，一時被譏為怯懦。仁宗急於求成，採用了主動出擊的建議，結果在好水川和定川砦二戰中損兵折將，大敗虧輸。痛定思痛，仁宗才決定改而採取范仲淹的守策。事實證明，范仲淹堅持的戰略是著眼現實和長遠的最佳御夏方案，在范仲淹和韓琦的主持下，邊城日固、士氣日盛、軍備日精，陝西四路立體縱深攻防體系初步構築完成，戰局開始有了變化，西夏再也不敢小覷宋軍，當時民謠可以為證：“軍中有一韓(韓琦)，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範(范仲淹)，西賊聞之驚破膽。”此後，宋夏於慶曆四年(1044)和議，戰爭進入相持階段，范仲淹穩妥積極的防禦戰略取得實效。
宋仁宗趙禎是一位期望成就一番偉業的皇帝，但他最大的毛病在於好大喜功、急於求成、善始不終。與西夏的戰爭久不能勝，使他認為強內才能安外，固本才能邦寧。這也並非不正確，只是時機把握不準。當戰事稍停，他不顧西線戰略功虧一簣的危險，於慶曆三年(1043)四月，緊急調任范仲淹和韓琦為樞密副使，不久又擢范仲淹為參知政事，開天章閣，詔命條對時政，徵求改革弊政的措施。范仲淹應詔上《答手詔條陳十事》，首先就指出：“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提出“明黜陟、擇官長、厚農桑、修武備”等十項改革措施，拉開了“慶曆新政”的序幕。這些改革措施中，除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三項外，其餘都為改革吏治的措施，這也確是給內外交困的宋王朝對症下藥、正本清源。但“擇官長”、“明黜陟”、“抑僥倖”等措施施行後，影響了許多官員的既得利益，改革受到了多方面的攻擊，加上仁宗的有始無終，朝廷大臣的瞻前顧後，守舊勢力的頑固阻撓，使十項改革措施只實行了六項就半途夭折，“慶曆新政”以失敗告終。
范仲淹的施政抱負雖然受到阻撓，但他憂國憂民的精神是一貫的，他為民務實的奮鬥是持之以恆的。任職泰州(今江蘇泰州市)時，由於捍海堤年久失修，每當海潮氾濫，往往農田洗盪，牲畜無存。看到百姓不堪其苦，他心急如焚，不斷上書建議修復捍海堤，一番周折後，最終得到了朝廷的支援。經過官民三年艱苦卓絕的奮戰，在天聖二年(1024)，一條一百五十里的捍海大堤終於橫亙在洪水猛獸面前，外逃居民紛紛重返故園，生產迅速得以恢復。通州(今江蘇南通市)、泰州、楚州(今江蘇淮安市)一帶從此水旱無憂，當地百姓深深感念范仲淹的功績，將捍海堤取名“范公堤”。
寧死不默與不以利害為趨舍
范仲淹早年立志，敢說敢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是他糾偏勘誤不闢禍患的信念。
范仲淹入仕後，清楚地看到了宋王朝安享太平下的體制弊端，他不斷向朝廷提出建議，這些建議，條條符合現實，條條都是治弊的`猛藥，體現了范仲淹作為一個政治家的睿智目光和心憂天下的報國情懷。早在天聖三年(1025)，當還是小小的大理寺丞時，位卑言輕的范仲淹便給垂簾聽政的章獻太后和仁宗，呈上了一份《奏上時務書》，提出救文弊以厚風俗，整武備以御外患，重館選以養人才，賞臺諫以開言路等建議;天聖五年(1027)，范仲淹在丁母憂期間，他“不以一心之戚，而忘天下之憂”，冒哀給朝廷上了一份萬言書《上執政書》，針對貧病交加的時弊，他提出了“固邦本，厚民力，備戎狄”等六條改革主張。據說，宰相王曾收到萬言書後，大為賞識，立即授意晏殊推薦范仲淹應學士院試。
范仲淹立身孤高，報國奉行“以言為先”，而且次次都是藥石之言，以致危言多犯，屢言屢貶。天聖八年(1030)，范仲淹上疏《乞太后還政奏》，請章獻太后“卷收大權，還上真主”，讓“春秋已盛”的仁宗親政，加上這之前他還諫阻仁宗率百官行拜太后壽儀，觸怒章獻太后，被貶河中府(今山西永濟市)通判。范仲淹的言行，也使曾推薦他的晏殊擔心連累到自己，他把范仲淹叫去嚴加責備。為此，范仲淹給晏殊寫了封長信說：“事君有犯無隱，有諫無訕。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反映了他寧死不默的一貫精神。
明道二年(1033)，章獻太后駕鶴歸西，親政後的仁宗希望有所作為，拔擢了一批太后垂簾時受到壓制的官員。范仲淹也由陳州(今河南淮陽縣)通判召還，擔任了諫官。諫官的職責就是提意見，不久，仁宗因為寵幸尚氏、楊氏二妃，準備廢黜郭皇后，范仲淹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率眾臺諫到垂拱殿門，伏奏郭後不可廢，結果被押解出京城，貶知睦州(今浙江建德市)。即使狼狽如此，范仲淹還在《睦州謝上表》中反覆勸說仁宗：“有犯無隱，人臣之常;面折廷爭，國朝盛典。”
景佑二年(1035)冬，范仲淹由知蘇州提拔為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判國子監進京。歸來後的范仲淹，論事愈急。當時，呂夷簡任首相，頗為專權。范仲淹便把一些要員的晉升情況繪製成《百官圖》上呈仁宗，指著上面開列的百官晉升順序說“某為超遷，某為左遷，如是為公，如是為私，意在丞相”，直言宰相用人不當，用權謀私。這把位居人臣之極的呂夷簡氣得七竅生煙，暴跳如雷，反在仁宗面前訴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這次，他又落職饒州(今江西鄱陽)。
歷經三度貶職，范仲淹絲毫不見收斂，他那近似固執的堅持，源於他特立獨行的性格，源於他憂國憂民的情懷，源於他許國忘身的精神。
近名與氣節
范仲淹一生見賢思齊，不斷以往哲先賢的思想、品德和功績勉勵自己。他在《上資政晏侍郎書》中說“信聖人之書，師古人之行”，又在《蒙以養正賦》中說“學默默以存志，將乾乾而希聖。庶幾進退之間，保君子之中正”，表達了要像先聖一樣，在得失進退間，不失其高尚的情操。所以他始終“內守朴忠，外修景行”，以潔身自好和為國事功要求自己，企望在現實世界中成就最高的道德理想。然而，由於他竭力事功而諫言無忌，進退自如而操守過潔，使他在當時成了一個備受爭議的人物，王安石甚至指責他“好廣名譽，結遊士以為黨助，甚壞風俗”。
范仲淹確實愛名，但他愛的是竭誠報國之名，愛的是經綸濟世之名，愛的是心若介石之名。正因為他愛名如寶，雪操冰心，註定了他無論是重用為股肱之臣，還是貶謫為偏遠小吏，始終“不以譭譽累其心，不以寵辱更其守”。唐末五代以來，馮道、範質之輩充斥於朝，不以國破君亡為恥，反以連任“貳臣”為榮。尤其是馮道，歷五朝四姓十主而釣臺穩坐，自命“常樂老”，洋洋自得。宋初士風沿襲五代，積習難改，士大夫不顧廉恥、不守節操、曲學阿世者遍佈朝野。范仲淹作為位起於布衣的至性至真君子，一生砥礪名節，不易操守。他滿懷至誠，固執大道，認為“名可巽而道不可屈，懷可卷而節不可降”，他誓言“定應松柏心無改，自信雲龍道不孤”。正因為名節和操守的堅持，使他能始於潔行而不耽於憂戚，見於大節而不屈於名利，所以他忤逆天威依然諫諍於朝廷，“三黜專城”依然救民於水火，眾口鑠金依然矢志不渝，正如他自己所說：“素心直擬圭無玷，晚節當如竹有筠”。朱熹對他給當朝士風的精神影響和作用也給予了高度評價，說：“本朝忠義之風，卻是自範文正作成起來也。”
宋仁宗皇佑四年，六十四歲的范仲淹舊疾纏身，感覺大限將至，便向宋仁宗呈上《遺表》，念念不忘仍是社稷長遠，邦國興衰，他以將死之言規勸仁宗：“伏望陛下調和六氣，會聚百祥，上承天心，下徇人慾。明慎刑賞，而使之必當;精審號令，而期於必行。尊崇賢良，裁抑僥倖，制治於未亂，納民於大中。”還對“事久弊，則人憚於更張”深感憂慮，對自己“功未驗，則俗稱於迂闊”深表遺憾，至於自己身後之事，卻隻字未提，表現出他一生堅守的大忠和大節。范仲淹經天緯地之才用之未盡，憂國憂民之志屈而未伸，他的遺憾是泣血的遺憾，正如韓琦在《范文正公奏議序》中感嘆：“不幸經遠而責近，識大而合寡，故其言格而未行，或行而復沮者，幾十四五。”真是未了之英雄，至性之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