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一代新詩風的郭沫若
郭沫若新詩應運而生，以《女神》破除一切陳規舊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發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話詩那種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強烈情感的平實詩風。
一
中國現代新詩，在晚清“詩界革命”到“五四”前後的初期白話詩的歷史過渡中產生。龔自珍以“欲為平易近人詩，下筆情深不自持”的姿態，首開近代詩風。而戊戌變法前後，更有黃遵憲、梁啟超、譚嗣同等大力鼓吹“詩界革命”，提出“以文為詩”的口號，試圖對整個舊體詩的結構加以變革，從而發出了新詩運動的強力先聲。新詩則挾“詩界革命”之威而一馬當先，成為“五四”文學革命先驅。新詩的第一批名篇，如沈尹默的《月夜》、劉半農的《相隔一層紙》、胡適的《鴿子》，在語言形式上突出了新詩的特質及新詩的建立過程。而1920年3月胡適的《嘗試集》作為中國第一部新詩集，表現出不怕失敗，勇於創新的大膽嘗試，反映了新詩逐步由舊詩的違格、再構，直至誕生出全新的新詩的具體過程，揭示了早期新詩從舊體詩中逐步蟬蛻的過渡性特徵。也就表現出這一時期新詩的最大意義尚侷限於突破文言這一語言的牢籠，僅僅只是在形式上的突破。雖然“五四”前新詩人對舊派詩的批評是義無反顧的，意欲徹底打破舊體詩虛假的、腐朽的、僵化的形式枷鎖。他們是勇敢的，卻又是天真的。以至於從1917年到1920年，白話新詩不但很少能捉真實的詩意，相反卻難以擺脫對於舊詩詞虛假的依附。
但“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徹底的反封建民主革命，它使新文學具備了極為先進、科學，乃至龐雜的思想基礎。民主科學、人道、個性、共產主義等各種大異於“文以載道”“代聖賢立言”舊封建文學傳統的新思想、新觀念，當然不會僅僅滿足於語言形式的變換，它強烈要求新詩在突破語言的藩籬之後乘勝進擊，開拓奮進，成為時代主體精神之強力載體。面對時代的呼喚，應運而生的就是郭沫若的新詩，尤其是他的作品《女神》以破除一切陳規舊套的自由奔放形式、火山爆發般的叛逆激情取代了初期白話詩那種平坦自然而又缺乏想象和強烈情感的平實詩風。故而聞一多在《女神之時代精神》一文裡大讚“《女神》真不愧為時代第一個肖子”。它的'問世，迅速結束了“五四”詩壇上的“嘗試”時代，一代詩風，引領新詩踏上新里程。
二
郭沫若的家庭既給他以豐富充足的傳統文化滋養，又給他帶來了民主、變革的新鮮氣息。他生在四川樂山的沙灣鎮，家中頗為富足，因而享受了家塾殘酷的封建“教刑”，而山中聚集的講義氣、劫富濟貧的“土匪”曾在少年心中留下了深刻印象，成為叛逆性格的萌芽。在小學和中學，都由於反叛的行徑，數次被學校“斥退”。到了年青時代，使他極為反感並造成莫大痛苦的包辦婚姻，更激發了他對舊禮教的痛恨。長兄郭橙塢是民主革命派，辛亥革命後，曾任川邊駐京代表，促成了郭沫若出川和留學日本。
郭沫若天資聰慧，感覺敏銳，長於想象，感情異常豐富而易衝動，性格外向直露，浪漫開放，極富詩人天資。在日本，他接受了西學的浸淫，飽嘗弱國子民的屈辱，也受到愛情滋潤。各種西方思潮都引起他的興趣：革命民主主義，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無神論，還有東方印度的“梵”。在文學上， “我接近了太戈爾、雪萊、莎士比亞、海涅、歌德、席勤”(《我的學生時代》)。而中國根深蒂固的傳統文化精神卻依然在郭沫若的個性意識中牢固地佔據著一席之地。屈原及楚辭在他眼中即是兩千年前的“五四”，而陶潛、王維則被等同為泰戈爾式的沖淡。總之，“五四”時處於日本的郭沫若，文化精神上簡直豐富到了繁雜的境地。而這正是“五四”時代精神之所在：西學東漸，除舊佈新，感情激盪，充滿理想。可以說，郭沫若的思想、經歷、才情、愛情都合上了時代的節拍。所以，“偉大的詩人在寫他自己的時候就是在寫他的時代”(艾略特語)。
《女神》可謂“五四”時代中國國民大覺醒、大奮起，是狂熱追求個性解放朝代潮流的集中體現。詩集中抒情主人公主體意識空前勃發，個性極度張揚，反對一切對於個性的束縛。作為醫學院的大學生，他率真地用自然科學的公式將其對於詩的理解提煉為一個公式：詩=(直覺+情調+想象)+(適當的文字)。特別把文字(語言)放在最後，僅僅作為形式(form)來考慮，而把直覺、情感和想象當成最為重要的因素。成就了他“狂飆突進”式的詩歌激情。請看《天狗》中的“我”：“我是一條天狗呀!我把月吞了，我把日吞了，我把一切的星球來吞了，我把全宇宙來吞了，我便是我了……”這是何等巨大、強有力，是何等充滿自信的人啊，是人的偉大與尊嚴的象徵，是勃發的主體意識與泛神思想結合的龐然巨物。他蔑視一切神的權威，能夠踏破一切神定的規矩，砸碎一切禮教的束縛。藉此目空一切的狂想，在令人敬仰、俯伏的宇宙萬物面前，詩人所具有的，也就是一種超自然的審美了。《立在地球邊上放號》中面對滾滾而來的洪濤，面對具有無限魔力似要將整個地球掀翻的太平洋，也只有超乎自然的“我”才能欣賞了。
如此時代、巨人、狂情，當然唯有激越奔放的浪漫主義方式才能承載了。故郭沫若源於盧梭、歌德，深受華茲華斯影響的“情緒”化“自我表現”，以惠特曼式的浪漫主義作為噴火口，在《女神》中展現“五四”狂飆突進式的時代精神，形成了火山爆發般內在熱情的“自然流露”，是“生底顫動”“靈底喊叫”(《三葉集》)，是岩漿之噴射熾熱。《鳳凰涅磐》《女神之再生》更顯示出翻江倒海之磅薄氣勢、驚濤拍岸之亢揚情調;兼之精采絕倫的奇異想像，美妙奇特的神化色彩，成就了現代新詩中最為出類拔萃的浪漫主義傑作。
《女神》在現代新詩建設中的特別貢獻還在於突破了華夏農本生活的陸地文明傳統，引進了西方特異的藍色文明――海洋精神。炎黃子孫世代以農為本，海岸即成了陸地文明的生存界限。古代詩人筆下的海洋多是煙波縹緲，神秘莫測，可望而不可及。故古典詩歌津津樂道的是寧靜、詳和的田園風光。唯見山野田疇各安其位，村落鄉民怡然自得;江河川流，月出日落。而郭沫若生性好奇、敏銳、大膽。他漂洋過海，留學扶桑，傍海而居。讀的是西洋書，愛的是東洋女，其審美視點發生了質的改變：由觀海、渡海直至全身心投入洋中“浴海”，與大海來“一個圓形舞蹈”!“我在這舞蹈場中戲弄波濤!我的血和海浪同潮”(《浴海》)。在他筆下，無限的大洋鼓動著“男性的音調”，起伏翻騰，動盪不息，茫茫一片，毫無參照，在中國詩史上首次真實地展現出了大海的真切景況和全新意象。1919年9月，郭沫若最先發表在《學燈》“新文藝欄”中的就是《抱和兒浴搏多灣中》和《鷺鷀》，給萌動中的國民帶來了撼破傳統的心靈感應。 這一海洋精神貫注於《女神》之中，建構起了一種全新海潮般滾動不息的動態美。郭沫若自言為“氣韻”。他一改古典詩美中詞語與詞語、意象與意象間的微妙關合;沒有“詩眼”之類需要白髮苦呤的細細錘鍊，而代之以整個詩句間不息的推動。恰如海潮般起伏動盪，其中傳達出具有整體性的美的情愫。這種由西洋文明促成的審美心態與動態詩美構建的短暫統一，是郭沫若對新詩的最大貢獻，實際上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如《筆立山頭展望》中寫的雖是靜止的現代都市，但在詩人眼裡，整個城市都沸騰了一般，競成了躁動的海洋。他如《晨安》《立在地球邊上放號》等，均充盈著難以為常人所名狀的海洋神韻，令後世仰止，難於為繼。
三
透過上面梳理的一些材料，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五四”時期中國現代新詩拓進中郭沫若詩作所帶來的新風尚。
1 “時代的肖子”
《女神》在新詩壇出現，如亙古洪荒，洶湧澎湃，氣吞山河，橫掃一切;或是“天狗”，要把日月星辰，全宇宙都“吞”了;忽為“爐中煤”，“有火一樣的心腸”。他的詩篇以極大的激情抒寫溫暖、光明、太陽，這正反映了“五四”時代的需要，而“五四”的時代精神反過來又賦予詩人以激越的情調。他從時代的制高點上，對古老民族在“五四”高潮中的偉大覺醒作了色彩鮮明的象徵性反映。最為突出的是《爐中煤》，詩人自喻為正在爐中燃燒的煤，而把祖國比作“年青的女郎”。作為“先驅者”，被時代所驅使，為了民族，去實現人生的價值。其異常活躍豐富、大膽奇特的想象，彷彿詩歌插上了翅膀騰飛起來。這使得新詩的詩性特徵由此特別突出，從而大大提升了中國新詩的質素。它真實體現了“五四”時代所要求於新詩的情感大解放和詩體的大解放，創立了自由體詩的格局。它所體現的浪漫主義精神、美學原則及其獨特的審美傾向，照亮了整個“五四”新詩壇。聞一多在《女神之時代精神》一文裡寫道：“若講新詩，郭沫若君的詩才配稱新呢，不僅在藝術上他的作品與舊詩詞相去最遠，最要緊的是他的精神完全是時代的精神――20世紀底時代的精神。有人講文藝作品是時代底產兒。《女神》真不愧為時代第一個肖子。”
2 轉型期的大“雜家”
接受外國文化思潮的影響，郭沫若是龐雜的。泛神論、民主主義、進化論，意象派、浪漫主義，印度的佛教與泰戈爾哲學等，兼收幷蓄，為我所用。只要反封建，一切政治、社會、宗教、科學、文藝、教育的“匪徒”均在禮讚之列。然而，《女神》反對偶像崇拜的詩歌並不是泛神論和盧梭民主思想的抽象演繹，而是活生生的藝術形象。他的詩作流注著一種敢於對偶像統治世界宣佈“否定一切”的叛逆激情。這個否定了一切天上的和人間的偶像，沖決了一切精神羅網的自我形象，在詩人的思想和藝術境界中，居於很崇高的地位，他是被當做偶像，當做神來讚美的。在斯賓諾莎那裡，神是大自然。在郭沫若這裡是不受人為的教條束縛的個性――泛神論成了“泛我論”。《女神》及其後幾部詩集拓展了新詩廣闊的領域，使中國詩歌最終完成了從古典向現代的歷史性變遷。只是在作詩的初期受泰戈爾清新平和詩風的影響，致力沖淡，也寫了一些幽婉恬靜的自然風光，如《天上的街市》。
3 傳統的“叛逆者”
透過新異的海洋精神展現，歌頌象徵工業革命、近代文明的無限壯麗的自然生命力。“不斷的毀壞，不斷的創造，不斷的努力”，詩人以“無限的太平洋鼓奏著男性的音調”，彷彿“無限的太平洋提起他全身的力量來要把地球推倒”。歌唱“力的詩歌，力的律呂”，充滿男性的陽剛;在詩情演澤的節奏上，他全力鼓奏著對於黃色農業社會陌生的藍色海韻。意味著被兩千多年封建傳統抑制的人的慾望、人的要求，面對西太平洋勃發的創造活力與人性的恣肆狀態，表現出對人的自由、個性、權利、尊嚴的追求與嚮往，達到前所未有的力度與廣度。他以前無古人的情感力量，衝擊著封建精神大廈，他那洪鐘大呂般的詩歌，奏出了不可遏止的、撼人心魄的音調，真正體現了人類情感解放在中國的實現。中國詩人幾千年來未曾有過的情感宣洩，在“五四”那一個時辰，透過郭沫若的新詩徹底爆發了出來。
當然，在新詩的創作中，郭沫若也不自覺地反映了中華古典詩歌的內在底蘊。馮文炳就這一點在《談新詩》中指出：“郭沫若的新詩裡楚國騷豪的氣氛確是很重。”秉承了遠古的自然雄性與粗獷。
最後，郭沫若顯然是在具備一定偶然因子的促使下，在較短時期內對新詩的發展作出了特異的貢獻，而後即消失在新詩的進一步建設與發展之外，其中奧秘，本文淺有涉獵，而深層析解，尚待同人共切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