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文化選擇
導語：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文化界人格最複雜、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整體上看，郭沫若在會通中外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建構、定型的生態文化人格，對其創作個性的形成與演變影響至深。以下是小編整理郭沫若的文化選擇，歡迎大家閱讀!
郭沫若是20世紀中國文化界人格最複雜、最具爭議性的人物之一。有研究者甚至慨嘆對郭沫若的聚訟紛紜“恐怕會延續到以後的世紀”。整體上看，郭沫若在會通中外文化資源的基礎上建構、定型的生態文化人格，對其創作個性的形成與演變影響至深。可以說，正是生態人格與政治人格的頡頏互競，形塑了郭沫若深具世紀性特徵與文化複雜性的人格結構。具體而言，這種生態文化人格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中外文藝融冶的浪漫詩心、四方八面展拓的球形天才、文化創造激盪的青春品性。對郭沫若而言，這種獨特的創造人格具有堅實的世界觀意義，它深層建構了作家的心理及文格，因而成為破解“郭沫若現象”的阿里阿德涅綵線。
一、中外文藝融冶的浪漫詩心
(一)傳統詩學與人格塑形
郭沫若的文化人格定型於二十歲之前的國內生活。在這段生命弧線上，郭沫若主要完成了舊學根底的訓練與古代文藝的研習，孕育了素樸的詩性人格與主情的個性氣質。特別是母親的“詩教”與塾師沈煥章的“詩刑”(從對對到作詩)，在幼年時期就培養了他對文學的興趣。郭沫若坦言，私塾期間熟讀四書五經的唯一好處，便是“教人能接近一些古代的文藝”。按照沈先生教誨，他從讀《詩品》《詩經》《唐詩三百首》《千家詩》等起步，逐漸登堂入室，遍覽歷代名家。其中，歷代詩作中尤以《詩經》、屈原作品與唐詩對其影響最大。他青睞《詩經》中帶有濃郁原始風味與民間生活氣息的《國風》，喜歡屈原雄渾的詩品與人品，酷愛唐代詩人王維、陶淵明、孟浩然、李白、柳宗元的詩，“特別是他們對大自然的詩意描繪和富於幻想的浪漫主義詩風，更引起他極大興趣”，他曾評價陶淵明、王維的詩有 “深度的透明，其感觸如玉”，稱譽李白詩篇富於神思奇想、色彩絢麗。在詩學方面，他表示發矇時讀得最早、最喜歡的《詩品》是其詩學觀的“原型”。正如他後來所申明的：“在十歲以前我所受的教育只是關於詩歌和文藝上的準備教育。這種初步的教育似乎就有幾分把我定型化了。”在這種詩藝陶冶下，郭沫若初步形成了對中國古典詩學兩大主導詩風——沖淡與雄渾的欣賞與偏愛。
劉毅青指出：“中國詩學是從自然審美開始，對自然的直觀構成了中國人的審美起點。同時，中國詩歌的想象是一種自然的聯想，想象並沒有脫離自然的直觀，想象與直觀之間並不是對立的，這在中國詩學就表現為比興藝術的高度融合。”顯然，早期郭沫若的詩學取向、心理構造也可從自然審美、感性直觀等生態視角得到確認。馬秀琴就認為：“感受大自然詩性的內蘊和品格，是郭沫若作為詩人的一個突出特點。”故而當樂山、成都的“新式學堂”無法饜足他對新學新知的渴盼，古詩、古文就成了他洩憤排憂、安妥靈魂的最後棲居地。不僅如此，日常生活中他還以古詩為媒，風流自命、倜儻不羈。這不僅加深了他與中國古典文學(文化)的原有聯絡，更強化了他與自然、與抒情文學的感情共鳴。郭沫若曾對這段國內求學生涯作過如下總結，“這使我在四川陷到了二十歲，類似強迫地奠定了我的對於舊文藝的基礎。”劉易斯(Lewis)認為，“在社會和地理流動幾乎不存在的時期，以及文化變遷速度很低的時期，文化趣味與社會階級聯絡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文化趣味是在孩童時代和青少年時代獲得的，在長大成人之後幾乎沒有什麼變化。”郭沫若在留日之前，在川省的生活環境大致就是一潭死水，而在他性格形成的青少年階段，就身處這一較封閉的文化空間，這在某種程度上決定了其早年文化趣味、人格精神的終身性。正因如此，當青年郭沫若來到社會和地理流動頻繁，文化變遷速率加快的鄰邦日本時，儘管能夠與那裡崛起的和上升的文化風格相匹配，卻未能根本改變其飽讀詩書的才子性格。故此，十年留日期間，他棄醫從文的動力，譯介、效法世界文豪的眼光，向“東方未來的詩人”(田漢語)的跨越， “開一代詩風”的文化資本(如浪漫主義、自然本位、藝術直覺、宇宙意識、生態情結等)，無不可證之以中國抒情文學的詩學尺度，或可由此追溯其創造的靈感與源頭。
(二)世界文藝與“六經注我”
郭沫若與世界文化(文藝)的淵源可追溯至童年時代。戊戌變法後，歐風美雨洗禮神州大地。塾師沈煥章銳意改革、引進新學，採用格致、地理、地質、東西洋史、修身、國文等新式教科書，在峨眉山下的偏僻鄉陬“獨能開風氣之先”。②此外，家塾中還有省城讀書的兄長所採集的《啟蒙畫報》《經國美談》、《新小說》、《浙江潮》等新學書刊;在樂山讀書期間，有機會閱讀梁啟超譯的《義大利建國三傑傳》、嚴復譯的《天演論》與《群學肄言》、“林譯小說”等，他對《迦因小傳》、《英國詩人吟邊燕語》(通譯《莎士比亞戲劇故事集》)感印很深，尤其對司各特(Scott)的《撒喀遜劫後英雄略》(通譯《艾凡赫》)發生“銘感”，稱該書對自己後來的文學創作傾向“有決定的影響”;在成都求學時，透過學校的英文課本讀到美國詩人朗費洛(Henry Wadsworth Lorgfellwow)的《箭與歌》，令其領悟到“詩歌的真實的精神”。然而，在郭沫若的性格塑形期發生的這種影響儘管深遠，但相較他留日期間對東西方文化的廣博汲取，國內所受的世界文藝陶冶則更多地體現在導引層面。 東瀛留學期間(分為東京時期、岡山時期、福岡時期)，特別是從岡山時期開始，郭沫若大量閱讀了泰戈爾、海涅、歌德、席勒、雪萊、惠特曼等人的詩作，以及北歐文學、法國文學和俄國文學，並編譯了《泰戈爾詩選》《海涅詩選》，翻譯了《浮士德》(第一部)、雪萊的《雲鳥曲》《西風歌》等詩作。他傾心泰戈爾詩作的清新平易與創作的泛神論，醉心海涅詩歌的“豐富的人間性”與“近乎自然”的情調，親近歌德的泛神論與“主情主義”，喜歡席勒歷史劇對詩意真實性的強調，推崇雪萊“從心坎中流露出來的”詩風，陶醉於惠特曼《草葉集》那雄渾、豪放、宏朗的格調……顯然，上述文學巨匠之所以為郭沫若所鍾愛，是因為二者之間有著較為相似的藝術個性，有著發生“視域融合”的文化交集，即他們都相當重視自然審美意識與生命意識，極具生命創造個性、浪漫抒情氣息與生態整體主義精神。盧卡奇曾以國別為單位對此作過如下闡釋：“任何一個真正深刻重大的影響是不可能由任何外國文學作品所造成，除非在有關國家同時存在著一個極為類似的文學傾向——至少是潛在的傾向。這種潛在的傾向促成外國影響的成熟。因為真正的影響永遠是一種潛力的解放。”郭沫若接受世界文藝的“期待視野”無疑也可作如是觀。也只有從藝術家主體性質出發，我們方能理解為什麼“在眾多的西方文學流派和燦若天上星辰的西方文學家中，以惠特曼、歌德等人為主要代表的浪漫主義流派，對他的詩歌創作影響最大”。正是在會通中外詩學資源的美學體悟中，他跨向了更高的詩學追求，既不滿足“詩麗而不雄”的海涅，也不滿足“詩雄而不麗”的惠特曼，而以雄麗兼備的歌德為典範，在與時代精神的關聯中“雜取種種”，“化”出了一個全新的抒情主體，這個主體“愛自然的壯美，也愛自然的幽遠”，“愛自然的歡樂、奔騰，也愛自然的恬適，清寧”，這個主體橫絕天宇、變化萬千、氣勢磅礴、激情四射，向外能吞下宇宙，向內能自噬其體，一如詩人所創造的“女神”“鳳凰”“山嶽”“海洋”“太陽”“宇宙”“天狗”“匪徒”，掌控著超越所有時空的絕對自由、無限活力，不僅實現了對“雄”且“麗”的詩美追求，也實現了偉大詩魂對晦暗人間的無窮超越。
二、四方八面展拓的“球形天才”
(一)人格發展的圓滿境界
談郭沫若的創作主體，不能不論他的“天才觀”。這一方面是因為“創造社批評家程度不等地標榜‘天才’，而他們中間最大的天才是郭沫若”;另一方面緣於郭沫若超越中外既定結論，創造性地提出了“球形天才”觀，並以此為文化自覺，“在思維能力、熱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藝和學識淵博方面”建構自己的完滿人格。關於天才，歷來有神秘主義與經驗主義兩種解釋模式：西方古代以柏拉圖、西塞羅等為代表的一派帶有濃重的超驗與儀式色彩，呈現不可知論的神學特徵;而以賀拉斯、琉善等為代表的一派則強調天才與技藝或天才與後天培養之間的聯絡，反映了靈感論、天才論向知識與經驗的邁進。近代以來，康德、席勒、叔本華等人的天才論，儘管突出天賦異稟的主體地位，但更大的價值顯然在於他們由此出發深入分析了天才的想象力、認識能力、瘋狂心理等心靈特質。與上述從神學、哲學角度觀察天才不同，郭沫若拒絕天才的神秘主義與先驗主義解釋，注重從人才學、教育學角度闡述天才屬性。他更接近克羅齊對天才與非天才的界說，肯定“天才是人”， “他與凡人的區別只有數量的相差，而沒有品質的懸異”，雖然“天才所得於自然的是‘天賦獨厚’”，但決不是生而知之，不學而能，天才精神的發展需要機會，能發展人的天賦的是教育，這樣郭沫若就從天才轉向了教育，提出“教育的至上的目標便是使人人完全發展其所有的天賦”。如是觀之，我們方可理解他的下述觀點，“天才多半由於努力養成。天才多半由於細心養成。我們所說的天才多半是由一人的成果來論定的。大概一個人的智力能有所發明發見的，我們便可說他是天才了。”這是郭沫若“天才論”的民主主義內涵。
他的“天才論”的另一特色在於闡明瞭天才型別及其不同的發展方向，尤其表達了對“球形天才” 的崇拜與企慕。用他的表述即是：“天才的發展有兩種型別：一種是直線形的發展，一種是球形的發展。直線形的發展是以它一種特殊的天才為原點，深益求深，精益求精，向著一個方向漸漸展延，展延到它可以展延到的地方為止：如象純粹的哲學家，純粹的科學家，純粹的教育家，藝術家，文學家……都歸此類。球形的發展是將它所具有的一切的天才，同時向四方八面，立體地發展起去。”他以孔子與歌德為例，對“球形天才”的“放射性”特徵給予了具體說明。從他對孔子是政治家、哲學家、教育家、科學家、藝術家、文學家的解讀，對歌德在解剖學、物理學、繪畫、音樂、法學、政治、外交、哲學、倫理、教育諸領域的推崇，從“歌德是個‘人’，孔子也不過是個‘人’”(孔子要見南子，不刪“淫奔之詩”，主張自由戀愛、實行自由離婚)，“他們的靈肉兩方都發展到了完滿的地位”的盛讚，可知郭沫若理想中的文化人格就是這種“其大則天”、“人中的至人”，二人充分實現了“人之為人的特性”——“本性的豐富性、微妙性、多樣性和多面性”，是人性圓滿、自由發展的典範。近代以來，西方哲人或呼籲人們走向“審美的人”、“遊戲的人”，或號召人們返歸自然，來克服文明異化，走向人性健全與生態和諧。顯然，在救贖人性、通向“完人”方面，“球形天才”的人才觀、人性觀與此不謀而合，它多面發展、立體走向的身心進路有利於發展人性，實現人生的最大價值。正如馬修·阿諾德所言，救贖人類的力量不在宗教，“得到救贖是指人性臻至和諧的完美，而這種境界只有透過完全、充分地培育人性的許多方面才能達到”。
(二)“球形天才”的多維面相
如同孔子與歌德一樣，橫貫數個領域，才如大海，成就巨大的郭沫若也是當之無愧的“球形天才”。振葉尋根，觀瀾索源。郭沫若的球形天才特點，一在文化藝術才能的全面性，一在跨學科的傑出創造。
就全面性而言，郭沫若青少年成長經驗與文化教育的多樣與豐盈，提供了他在文藝與學術各領域多元發展的文化資本。留日期間，對球形人格的文化自覺，又使他能夠透過文化形式或思想內容的關聯，水到渠成地完成文藝與文化、舊學與新學、東方與西方之間的溝通與整合，實現從文藝到社會人生，再到各種哲學社會科學的學科跨越;在哲學思想方面，他根據對《王文成公全集》的哲學體悟，“被導引到老子，導引到孔門哲學，導引到印度哲學，導引到近世初期歐洲大陸唯心派諸哲學家，尤其是斯皮諾若(Spinoza)”;在文藝、文化方面，他根據個人趣味涉獵了泰戈爾、海涅、歌德等中外詩人的創作，經泰戈爾通向印度古代哲學，經歌德認識了荷蘭哲學家斯賓若莎，這兩條途徑又將他引領到泛神論。透過諸如此類的聯絡與交叉，郭沫若球形天才的知識地圖初步繪製成型。 就郭沫若球形天才的創造個性來看，最大亮點就是他能在彼此無關的學科中均取得巨大成就，這一特徵引導我們對人類認識潛力與創造極限的發問，尤其體現在他的《女神》寫作與史學研究領域。從其文化成果的重大性上看，他是中國現代文化轉型之際，能夠“回憶”古代“軸心期”潛力，帶有鮮明神話原型思維的浮士德型精神主體。天馬行空的《女神》詩人之所以能搖身一變成為古史大家(在沒有任何專業基礎的情況下)，是因為這兩個領域的思維本性存在某種“共性”。原型根源於遠古的歷史與傳統，以無意識和象徵的方式貯存和折射歷史，“自發地顯現在神話、童話、民間故事、宗教冥想、藝術想象、精神幻想的狀態中”。《女神》思維“正面的和負面的屬性以及各種屬性的組合聯合在一起”，具有對立統一性和二重矛盾性，帶有原始初民意識未分化的混沌色彩。這使詩人能夠透過神話學母題、上古歷史與藝術的生動素材、泛神論的生命意象，“將個人的命運納入人類的命運”，將“表達的思想從偶然和短暫提升到永恆的王國之中”，讓整個人類的聲音在我們的心中迴響。這成就了《女神》獨特的感受方式與抒情方式。而郭沫若之所以能在古史領域建樹卓著，除了自幼熟讀四書五經，能熟練駕馭基本史料，以及學過醫，懂得運用近代自然科學的研究方法外，更得益於集體記憶與原型動力的深層推助，這是偉大天才的直觀思維遠勝概念思維，而由事物的生動印象指導他們的行動的結果。在公元前800年至公元200年，特別是公元前500年左右的歷史“軸心期”，人類形成了極其豐富的精神創造與軸心文化模式，“直至今日，人類一直靠軸心期所產生、思考和創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飛躍都回顧這一時期，並被它重燃火焰”。現代文化轉型期是中國文化的再一次崛起，郭沫若沉潛先秦之前的古史研究，可視作軸心期文明穿越重重歷史，在時代與個人的交匯點上發生的碰撞與覺醒，這是文化巨人郭沫若的軸心期情結。郭沫若在古史研究的另一優勢在於，《女神》的神話思維架構了他讀破古文字的橋樑，他之所以能用一兩天的功夫，從一片墨黑的甲骨文拓片中解密那些白色的線紋，用劉悅坦的解釋即是，“因為郭沫若的思維方式與原始思維相通”，因而在具體考證古文字時能“以我之自由精神直接與古人相印證”從而“求得其真相”。榮格曾言原型“在歷史程序中不斷髮生並且顯現於創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現的任何地方”，“它本質上是一種神話形象”。進而，郭沫若以古文字闡釋為前提，根據第一手材料，建構起融古文字學、考古學、古文獻學為一爐的治史特色，這是其天才創造的原動力。綜上，郭沫若的“球形天才”結構，“有遠古原型的一面，有現代創新的一面，是現代向遠古的螺旋式復歸。它是審美歷史生成的方法，結晶的方法，有著自由自然性。”
三、文化創造激盪的青春品性
(一)青春中華
晚清以來，受西方現代思想的影響，重塑“中國形象”成為有識之士表達社會使命感的中心話題，在以康有為的《大同書》、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夢》、蔡元培的《新年夢》、陸士諤的《新中國》、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等為代表的晚清“現代烏托邦”想象中，未來社會以全新的美妙幻景展現在人們面前，晚清文學“首先拉開了這一個世紀的中國形象重構的序幕”。“五四”新文化運動“是二十世紀中外文化交流與碰撞中所形成的第一個高峰，真實地記錄下了現代中國人在現代文化心理建構方面最初的覺醒過程和精神面貌”，這個時期全民熱情激動，知識階級青春洋溢，“新潮”、“少年中國”、“新生活”、“新社會”等呼喚光明與新生的社團大量產生，人們“競相歌頌新生、青春、少年中國，歡呼著新世紀的曙光”，面對這種欣欣向榮的階級特質，欒梅健就表示“人們似乎還找不出另外的.一個階級，能像‘五四’時期那樣的自由、多樣，那樣生氣撲人，煥發著青春的鮮豔色彩”。因而“青春中華”成為“五四”時期國家想象的主旋律。這種對中國的青春重構，不僅在文化學、心理學上體現為青春象徵，更滲透著社會對青年的發現與前所未有的文化期待。李大釗曾言：“胎孕中之中華，則斷不許老輩以其沉滯頹廢、衰朽枯窘之血液，侵及其新生命。蓋一切之新創造，新機運，乃吾青年獨有之特權。”魯迅也強調，掀掉人肉筵席，廢除吃人的舊制度，“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深感共鳴的青年郭沫若曾大聲疾呼：“偉大的使命壓在我們的雙肩，要我們同心協力地扛舉起來。”可以說，新世紀“青春中華”的覺醒，五四青年的狂飆突進，共同催生了“20世紀的動的和反抗的精神”。而郭沫若無疑是感應時代跳蕩，喊出世紀最強音的領銜者。正如有研究者所言：“郭沫若的出現才使文學革命達到了巔峰狀態，他破壞一切否定一切的態度符合社會革命的目標，他狂放的激情使‘五四’青年一代為之激動，他特立獨行的風格真正表現出了啟蒙者無法企及的個性解放，他的自由新詩打破了之前的舊格律的束縛，可以說直到‘郭沫若時代’才真正達到了文學革命的預期目的，從而強有力地推動新文學運動程序，促成古典文學的近現代化轉型。”這就是“五四”青春中華與青春文化的偉大魅力，它“反映了覺醒的青年知識分子要求告別過去、開闢未來、改造中華的文化心態”。
(二)青春人格
郭沫若的青春文化人格不僅代表了五四時代疾風驟雨般的時代性格，更具有超越生理學而通向文化學、心理學的認識價值，即他的一生都充滿著“青春”光彩，這在人類文化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在個人振幅與國家民族命運保持高度一致的“生命哲學”中，郭沫若的青春人格呈現如下特徵：對青春文化的共鳴，極端的叛逆性、善變性，旺盛而長青的求知慾與創造力，童心未泯的性格。
首先，這種青春人格是一種努力汲取青春文化並創造青春文化的人格。這表現在青少年郭沫若對新學新知有著極度渴慕，注重吸收我國傳統文化中富於生態智慧、剛健素樸的內容，如《詩品》《詩經》《莊子》《易經》《史記》《西廂記》等，傾力採借歐洲文藝復興以來極富審美救贖與解放功能的知識財富，如浪漫派、生命哲學、泛神論、個人主義、馬列主義等;還表現在郭沫若在個人文化創造中的情緒本位與青春自覺，例如，“為了凸顯其詩風的昂揚激烈，為了盡現其詩意中生命的莊嚴和情緒的端方，為了維護漢語白話詩歌的原創性，為了建立白話新詩的藝術規範”，他在編選《女神》時“幾乎將他那時候已經寫成、譯成並已發表出來的一半捨棄了”。從中可見他對創造青春文化的自覺，以及對培植個人青春品格的努力。
其次，郭沫若的青春人格結合了極端的叛逆性與善變性。對其叛逆性，郭沫若將出生時的“腳先下地”，稱作其一生成為“反逆者的第一步”，讀私塾時的逃學，上小學、中學時帶頭鬧學潮，三次遭斥退，投身締造新社會的政治運動，好做“翻案”文章等，骨子裡的叛逆個性賦予郭沫若以反抗權威、張揚個性的大膽與決絕。同時，他的叛逆又與他的善變相輔相成。郭沫若身上濃縮了幾代知識分子的身影，影響現代中國的各種文化思潮幾乎都能從他身上找到端倪。正是藉助善變，在學術領域“他的見解和發現最快、最多”，所以這種“善變”，“是不固執，是時時接收新事物，通權達變，緊跟歷史潮流”。
再次，旺盛的求知慾與創造力是郭沫若又一耀眼的青春人格特徵。郭沫若的勤學善思可從他學貫東西中見出，也可從他亡命日本期間由古文字學的門外漢一躍躋身古文字研究大家中見出，直到晚年他還在文章中說：“我們一定要打破陳規，披荊斬棘，開拓我國科學發展的道路。既異想天開，又實事求是，這是科學工作者特有的風格。讓我們在無窮的宇宙長河中去探索無窮的真理吧!”③同時，與他的求知慾相伴的就是他的創造力，郭沫若十二歲時就寫下了《茶溪》《邨居即景》等詩歌，且不說他在文學、翻譯等領域的著作等身，耽是日本十年(1928—1937)他就寫出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銅器銘文研究》等煌煌十五種著作，晚年(1971)仍完成了學術作品《李白與杜甫》，郭沫若長達七十餘年的創作生命，卷帙浩繁的文化藝術著述，無不生動地記錄了他永不枯竭的創造力量，永遠年輕的文化思想。
最後，郭沫若的青春性還表現在他的童心不泯。郭沫若是青春爛漫，永葆赤子之心，“不知老之將至”之人，老舍曾在《五十歲的老小孩》一文這樣評價郭沫若：“沫若先生是個五十歲的小孩，因為他永遠是那麼天真、熱烈，使人看到他的笑容，他的怒色，他的溫柔和藹，而看不見，彷彿是，他的歲數。”郭沫若自己也說過：“年齡是可分成生理上的年齡和精神上的年齡兩種。雖然沒到老年而精神已經衰老了的人，我們也可以叫他做老年;但是許多前進的人，不怕到了七八十歲，他在精神上，卻還是個青年。”無疑，這可視作他對自己青春人格的夫子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