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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的散文

名字的散文

  《我與日記》

  我喜歡寫日記,厚厚的20幾本日記,錄下了20幾年的風霜雨雪;雖算不上是皇皇鉅著,卻也凝集了半生心血、半生履痕。

  日記既是個人檔案也是歷史記錄。知青生活並非全是苦澀,大學時代也並非都是歡樂:舊友新朋都在這裡“備案”,工作波折、生活坎坷也盡現其中。流年似水,日記給我留下了昨天的一頁。茶餘飯後翻翻陳年老帳,讓人感慨萬千,“夜闌臥聽風吹雨,鐵馬冰河入夢來”,日記能把我載回再不復返的青春時代。

  日記頗可淨化情緒。工作、生活不會總是一帆風順,正如老父所言:“一生順遂、毫無波折,算不得完整的人生。”有氣不能憋在心裡,據說國外有一種“感情渲洩公司”,你對什麼人有意見,無處撒氣,便可去那裡租一個模擬橡皮人,任憑責打洩恨。中國並無這類公司,為取得心理平衡,自我渲洩,寫日記便是個好辦法:一篇日記盡吐胸中煩悶,齷齪骯髒之氣,從筆端流注紙上,長噓一口氣,一切都將過去,日記和生活都將翻開新的一頁。

  日記又可提高寫作水平。雖然日記的讀者是自己,但對提高寫作水平也頗多助益。初寫日記時,不過是一段段“流水帳”,時間長了才覺著過於平淡,需要冶煉詞句,增強表現力。“夕陽芳草尋常物,解來都作絕妙辭”,老舍的《四世同堂》、巴金的《家》、《春》、《秋》也都是普通生活的昇華。當然,比喻未必恰當,但藉助日記提高表達水平倒是實情。

  日記還是交流情感的工具。我的日記是當年女朋友最喜歡的課外讀物,常讓她讀得如醉如痴。如今成家立業,再無花前月下可記,不再吸引別人,但妻子卻經常“偷”讀並樂此不疲,從中找出喜怒哀樂與我分享。即便是夫妻,也難免有諱言之事:何況八小時之外,忙家務,忙讀書。共同閒暇的時間畢竟有限,日記便成了夫妻間交流感情的又一渠道。

  50度春秋,有一半時間可尋到舊日的足跡。記日記、讀日記是人生一大享受。媳婦是別人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我愛我的日記。

  《情書》

  看當今青年男女好開放,大馬路上卿卿我我、摟脖子抱腰,嘴對嘴地說情話,真令我輩羨慕。記得當知青時,戀愛有悖屯墾戍邊宗旨,只能暗地裡進行。悄悄寫份情書,偷偷送出去。這一紙情話掩去了直言的羞澀,也避開了被回絕的尷尬。當然,情書也鬧過不少笑話。

  大勇一米八的大個兒,白白淨淨,足以讓好多姑娘視為“白馬王子”。雖然連裡三令五申不許搞物件,但敢犯“天條”者不乏其人。同車下鄉的李姑娘,雖容貌醜陋,卻暗暗愛上了大勇,偷偷寫了一紙情書,乘人不備塞到大勇手裡。大勇展開一看嚇得靈魂出竅,趕緊塞入褲袋不敢言聲。越怕出事兒越出來,早上去廁所,掏手紙時,竟將情書帶落地上。事有湊巧,同屋二狗也去廁所,見一方信紙在廁所地上,拾起一看竟樂得忘了此行的目的',吐口唾沫將情書貼在廁所牆上,就回去報信兒。一時間小夥子們似逐臭蒼蠅,都拎著褲子跑廁所看情書。待大勇下工回來,情書事件已張揚開了。晚上,連長為此開會,分析階級鬥爭新動向。李姑娘沒臉見人,尋死覓活,大勇違反紀律,成了批判物件;二狗亦自覺沒趣。沸沸揚揚鬧了一個多月,可惜有情人難成眷屬。

  時臨歲尾,大家打點行裝準備回家過年。北京知青常緒,突然收到一封開頭稱謂“常緒哥”的纏綿情書,信尾沒有署名,但寫著往雞西去信的地址。其實常緒一直鍾情於雞西知青劉姑娘,一見情書大喜過望,無須贅言,必定是劉姑娘有意了。常緒回北京後,一封封情書按地址寄往雞西,但一直石沉大海不見迴音。待過完春節知青歸隊,“常緒哥”將北京帶回的年貨,一股腦送到劉姑娘跟前,劉姑娘莫名其妙,但出於禮貌盡數收下,又少不得回送些禮物。常緒忘乎所以,自以為大功告成矣,頻頻出入劉姑娘的宿舍,以劉姑娘相好自居。忽一日劉姑娘患病,常緒奉湯水於榻前,結果讓劉姑娘一頓搶白罵了出去。常緒咽不下這口氣:“明明是她寫情書勾引我,又反悔無情”。姑娘大哭不止,矢口否認寫過什麼情書。常緒氣憤不過,拿出情書讓大家辯認。幾位雞西知青一看落款,是另一位吳姑娘家地址。原來吳姑娘暗中愛著常緒,不好明說,寫了這紙情書,誰知落花有意,流水無情,常緒誤以為劉姑娘情書,結果演繹出一場“亂點鴛鴦譜”。一紙情書差點鬧出人命。

  往事如煙,雖已是青年時代的舊話,卻似陳年老酒,開啟瓶蓋就能嗅到一股醇香,能勾起老知青們對青春的眷戀吧。

  《名字》

  翻閱報紙,見有一則報道,說是中國人重名現象十分嚴重,重名率最高的是叫王淑珍的,僅北京市就有王淑珍一萬三千名,由此想到了關於名字的話題。

  實在替中國人遺憾,方塊字成千上萬,咋就那麼死心眼兒,非在這一兩個字裡轉圈子。尤其近些年,都以單名為時髦,於是給生活增加了諸多不便。也真是沒辦法,在摯友中,叫張×的就有兩位,一嘮起某人來,還得在名字前面註明性別、特徵:本單位千餘人中,叫王×的就有三位,點名報到,要註明是哪個科室的王×,否則要張冠李戴。於是我想,倘若將名字都增至四五個字,便能少去許多重複?但至今無人敢破這“祖制”,也許怕添上幾字成了日本名兒,便有崇洋媚外的嫌疑。於是都在這俗不可耐的一兩個字中間擠。至此倒羨慕起人家外國人的名字了:有姓氏、有本名、還有父名,一大嘟嚕,重名的機率就少了許多。中國名字就得再加上男、女、老、少之類的標誌,高矮胖瘦之類的區別,某某單位之類的註釋,可就比外國人的名字複雜多了。

  其實名字也是一門學問,有人研究名字,總結出許多有意思的規律:譬如“發財”、“連富”之類,多是解放前的“產物”,雖未必真能如其所願,但畢竟也是一種希望;叫“建國”、“勝利”之類名字的,年齡多在四十歲左右,建國初期都願趕這時髦。三年自然災害前後出生的,叫“躍進”、“超英”的不少,文革那些年叫“紅衛”、“衛東”的挺多。中國人的名字,往往帶有時代的烙印。記得文革初期曾興過一段改名的熱潮,將名字改得革命化,以表示革命到底的決心。據說因了江青的主意,好些名人都改了名,真實與否已無可考證。

  我的名字實在也說不出有什麼“講兒”,據說報戶口時尚無名字,是位老鄰居隨口所賜,一直沿用至今,所幸至今未發現有重名者。還真得感謝那老鄰居的高瞻遠矚,故在報刊雜誌上發表點作品,儘可自然自得地屬上自己的大名,沒有版權所有被冒名頂替的後顧之憂,倘若署名“王淑珍”,想必事情就麻煩了。

  當年下鄉、上學一走十多年,“少小離家老大回”,鄰人對我的名字便生疏了,叫小名兒不好意思,大號又叫不出來,見面介紹便常用“老康家大兒子”一帶而過,雖然心裡老大不高興,卻也無可奈何。這些年好容易自己混出了點小名聲,實指望能用自己的名字,誰知女兒漸大,天天在門口玩,與鄰人廝混得熟了,鄰人對我的稱呼又改成了“康莊他爸”,其實名字只是一個人的代號,由他去叫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