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三位“知青”朋友》散文
《我的三位“知青”朋友》散文
——獻給中國20世紀經歷了“上山下鄉”運動的知青前輩們
隨著二十世紀的逐漸遠去和消逝，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千百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正在逐漸地淡出人們的記憶。有人說，知青是最幸運的一代，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代。因為知青的經歷是罕見的，艱苦的農村勞動，曾經貽誤了數以萬計知青們的大好學習時光；但同時又說知青是幸運的，因為艱苦的農村實踐，也激發了這數以萬計的知青們對知識的渴望，對生活的熱情、對未來寄予的美好希望。
我的三位知青朋友，一位是我的姐姐，一位是我的老師，一位是我的領導。
她們同一年出生，她們同一年成為中國“上山下鄉”運動中的知識青年；她們有著同樣的知青歲月；她們有著同樣的生活熱情；她們有著同樣的知青情懷；她們有著同樣優秀的知青品質。她們擁有同樣克難奮進的知青精神；她們恪守著對黨和事業同樣的知青忠誠；她們同是我忘年的良師益友，她們所擁有的共性優秀，是一代知青的集中體現；她們共同所擁有的在艱苦環境下頑強的學習力、在落後農村樂觀向上的生活態度和對國家、對事業的忠誠讓我敬佩，讓我感動，讓我這個現代知青真正懂得了珍惜擁有今天美好生活的現實意義。
我的第一個知青朋友——-家中的大姐。
我出生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的山西省，當我剛剛有所記憶時，中國歷史上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一直延續到80年代的，那場轟轟烈烈的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已經接近尾聲。在童年的記憶裡，“知青”這個詞總是很多次出現，因為我的第一個知青朋友，是比我大了17歲的姐姐，1974年在我還沒有出生時，大姐就已經響應黨的號召，奔向廣闊農村，去幹當時所說的大有可為的事業了。
大姐是我們家五兄妹中的老大，童年的記憶中，每逢現在的秋收夏忙時節結束後，大約在上午9點半左右，我總能見到大姐擔著滿滿兩筐分來的玉米、紅薯或者南瓜什麼的，像個農民一樣回家。這時，母親總是忙著給姐姐做早飯。因為山西的農村，每天只吃兩頓飯，早飯總是在忙完農活後再吃，時間是在上午9點到10點之間，另一頓飯是在下午4點到5點之間進行，中飯和晚飯都合為這一頓了，所以，象大姐她們這代插隊山西農村的城裡孩子，知青歲月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都很飢餓。
當時在山西插隊的北京知青比較多，姐姐這些當地的知青和北插的那些知青比，因為家在不遠的當地，所以，可以藉著回家送農產品的機會，吃頓不是玉米麵撇撇和著山藥蛋絲的飽飯。但常回家就會耽誤掙工分，所以這時工分的事由北插的知青代勞，然後姐姐這些當地知青，從家回去時，給她們帶去家裡做好的蒸麵條或者餃子，以示感謝，大家也都覺得這樣都能樂得其所，很公平。
每次大姐給我講這段知青歲月時，我總覺得她們象影片《紅色娘子軍裡》的吳瓊花，可誰又是“南霸天”呢？想不明白我問大姐：“姐，那你們為什麼不向知青負責人提出來你們吃不飽的事呢？你們為什麼要在農村掙工分啊？你們為什麼不上學而去農村種高粱啊？你們為什麼不回家住，而要和農民住在一起啊？北京沒有山西的臨汾好嗎？那些北京的哥哥姐姐為什麼離開天安門來山西啊？你們怎麼不像爸爸媽媽那樣去工廠上班掙錢啊？”每當這個時候，大姐總是很認真又有些慷慨陳詞地回答說：“我們那個時候，哪能像現在的孩子這麼隨心所欲啊，想幹什麼就幹什麼。十六七歲的我們，聽黨指揮，跟黨走，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到廣闊農村去做大有可為的事業，這是我們的責任和義務，沒有人覺得苦，也沒有人覺得不應該，雖然有時吃不飽，但我們在農村也學到了許多學校學不到的生存本領，那時的我們是多麼年輕、充滿了朝氣和熱情，好像沒什麼可以難得倒我們的……”
每次大姐說到這時我就特別感動。雖然，我沒有經歷過她們那個時代，雖然我對姐姐講述的知青年代時的國家政策不能評價對錯，但知青身上所特有的那種吃苦耐勞的精神和適應各種生存環境的能力無疑是在廣闊農村培養和鍛煉出來的，知青們苦中作樂、樂觀向上的生活勇氣和不打任何折扣的執行力，是我和我們這代真正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青年所不具備的。
大姐曾是國企多經產業的單位負責人，姐夫是她的插友，兩個兒子現在都已經大學畢業即將走上工作崗位。
我的第一位知青朋友，她現在生活的很殷實、很滿足，並很美滿。
知青歲月中的記憶留給姐姐這代知青們的是一支永遠難忘的歌，歌中有她們這代人舞動青春的樂符。在那段蹉跎歲月裡，象姐姐一樣的知青們用汗水和眼淚、苦澀和艱辛、希望和憧憬在中國歷史上譜寫了一支令幾代人都難以忘懷的知青之歌！
我的第二個知青朋友————-初中英語老師。
1985年我和二姐、哥哥隨父母工作調動回到了故鄉安徽。當時大姐已經成家，三姐在山西讀書，就都留在了那裡。我和大姐從此也就被地域的距離遠遠地隔開了。一直以來，在家中兄妹五人中，童年的我和大姐有著特殊的感情，在大姐插隊回家等待分配工作的那段日子裡，呆在家中做伴的總是我們一大一小姊妹倆個，和大姐在一起的感覺真的很好，只有那時，我覺得自己才有被當做大人一樣被重視的成就感。我們在一起時，大姐給我唱知青年代的歌，還用綢子鎖上花邊，給我紮在辮子上，我也常常把自己會唱的歌唱給大姐聽，和大姐說一些當時模仿大人而來的，根本不懂是什麼意思的時事政治。每次我和大姐在一起時，總能幹些平時母親不允許象我這麼小的孩子乾的家務活，而且不管幹的好壞，大姐總是給我以誇獎和鼓勵。和大姐在一起時，我就像是和自己同齡朋友在一起，平等而快樂，那種被人認可的信任，感覺真的很好。大姐對我總是有求必應，有時母親不能滿足的要求，大姐也總會想辦法來滿足我。這種特別深的親情和友情，在回到安徽的很長一段時間裡，一直很令我懷念，也特別想念大姐，常常在許多不眠的夜晚，悄悄流下思念的淚水。
1986年，也是我回到安徽的第二年，小學畢業的我，以優異的成績考進所在地的重點中學，開始認識了我的第二個知青朋友——我的初中英語老師。
我的知青英語老師是一位對學生特別好的老師，她的言行舉止有著許多和大姐相似的地方，她的英語教的特別好，好的後來我們班無論是學習好的還是學習一般的學生，無論是調皮的男生，還是外向的女生都喜歡上她的課。她教我們英語時，沒有現在教學中固定模式的程式化，她總是會在恰當的講課過程中，給我們穿插些她們在知青歲月中自學英語的故事。例如，有一次她們在幹農活時偷著看“手抄本”，那時的手抄本很多就是我們現在看的外國名著，有的上面還有英文備註，一看這些手抄本，知青們就忘了幹農活，就會被當時知青們插隊所在地的農民生產隊長逮到，生產隊長很多是文盲，不要說英語，連漢字也識不了幾個。那次生產隊長逮住她們這群正在看手抄本的知青後，見到手抄本上面曲曲彎彎的英文，就問是啥意思，她們這些知青就胡弄生產隊長說，那是教她們鋤地的圖樣，生產隊長立刻嚴肅地對她們說：“那是啥樣子？擠扭拐彎的，照那樣能學會鋤地？把那拐彎的地方都給畫直了，再學！”當時我們聽了笑成一片，而我的知青老師也透過講述這段知青歲月中知青們見縫插針的學習故事，來告訴我們英語的重要性和無知的可悲，從而來調動同學們學習的積極性。
初中三年的接觸中，我和許多的同學都和英語老師成了好朋友，她們家也是兄妹五人，她在家排行老二，她常對我們說，她們插隊那會兒，是多麼渴望學習啊，她說，那時說她們是知識青年，不如說她們是需要繼續學習知識的青年。後來我瞭解到老師朋友是在1979年知青回城後，第一年參加全國高考，考取安徽師範大學外語系的。她常常把大學四年留給她的印象和知青四年留給她的記憶作比較，然而每次比較的結果，都是我們在靜靜地聽她講那發生在知青歲月裡的故事，聽她有聲有色地描繪她們留在知青歲月裡的青春之夢。
老師如今已經當上了奶奶，由於她出色的教學業績，現在仍被當地多家中學聘請。老師的愛人是她大學時的同學，老師的兒子和媳婦也和老師一樣，都是中學老師。
我的第二位知青朋友，她現在生活得很忙碌、很平凡但很幸福。
知青歲月裡的廣闊農村，也許曾是老師這代知青夢開始的地方，那裡是記錄她們青春的歡笑和淚水的地方，那段歲月有著太多大學所不能給予的難忘情懷和豐富閱歷，也正是在夢開始的地方，知青歲月賦予了她們這代人只爭朝夕的學習精神和積極進取的不竭動力。
我的第三個知青朋友——-工作中的上上級領導。
因為我的第三個知青朋友是我的上上級領導，所以，我和她最終能成為朋友，這主要得益於我的領導朋友始終不變的那代知青們所共有的真誠、善良和質樸的優秀品質。
初相識，那是在2000年的夏末秋初，工作在基層農電的我代表市級供電系統去參加全省電力系統舉辦的“女職工建功立業展風采”演講比賽，當時同行帶隊的領導就是我的第三個知青朋友————-我的上上級領導。
初見到她時，白皙的皮膚、精緻的髮型和她不算太高的個頭以及細膩的待人接物，讓我一直認為她是南方人。後來接觸後，才知道她是地道的安徽人，而且是生長在我目前居住的小縣市裡的安徽人，不僅如此，她還曾在我們這個被稱為安徽西伯利亞小縣市的最北邊的農村插隊四年！她也是知青，而且和姐姐、老師是同齡同年的上山下鄉的'插隊知青！這讓我很意外。因為她的相貌不象知青。由於她當時是我們上級主管單位的工會主席，所以職務的差距、工作的距離、以及業務的歸口，這些都讓我對她因敬畏而有距離。
然而，就在那次演講比賽結束後，我覺得她突然離我很近，象大姐、象老師，有時還有點像母親。這種感覺也成為我們倆後來能搭建起忘年友誼之橋的最初基石。
2000年的那次演講比賽，是我有生以來職業生涯中的第一次大型比賽，之前自己從未參加過這麼大場面的比賽，對於演講的技巧、服裝、髮型、化妝等一系列前期工作也均無任何經驗可談。當時緊張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去比賽的一路上，我忐忑不安，大氣不敢出，更不敢說什麼。我的領導朋友真的很善解人意，她好想看出了我的緊張和不安，一路上故意找些話題和我攀談，她告訴我說，她曾是我現在居住地的知青，我們是老鄉。她安慰我說：“你不要緊張，你們都是受過高等教育，見過大場面的年輕人，一定會演講的很好的”。她一邊說，一邊回憶般地講述著她們插隊時的一些事情。她說那時她也經常作為生產隊副大隊長上臺“演講”，但那時不叫演講，叫大會發言講話，當時來聽她“演講”的人，有高學歷的上海知青，也有當地大字不識的農民，有年齡比自己大的，也有和自己同齡的，還有和她父親同齡的人，有工人、有農民、有學生、有幹部，但情不情願都得來，因為這是個政治態度問題。說到這時，她的幽默和極富感染力的語言，讓我們聽的人都笑了，車裡的氣氛開始活躍起來，我覺得自己的心也一下子和她拉近了許多。
在經歷了5個多小時的歡樂而輕鬆的行程後，終於到達了比賽報到的地方，安排好我們住宿後，她親自帶我去上街選購參賽衣服、鞋子，甚至還把她上千塊錢的衣服拿出來讓我試，那種近距離的接觸，讓我消除了把她當做上上級大領導的距離感和疏遠感，她的無微不至的關心和指導，讓當時的我突然有再次找到了自己童年時和大姐在一起的那種被呵護、被信任的感覺。
那次演講我取得了全省三等獎不錯的成績。返程時，她說了許多稱讚和鼓勵我的話，這又讓我想起和姐姐在一起時幹了那些大人不允許幹我乾的家務活時，姐姐給予我的鼓勵和誇獎。我突然覺得眼睛溼潤了，心裡有種熟悉而久違的溫暖。
比賽結束後，當我們驅車回到地級公司時，已經是晚上8點了，領導朋友和另一位工會幹事都住在當地，而我要回到家，還得兩個多小時的路程。我的知青朋友豪爽地留我她家去住，她說天黑了，即便有車送她也不放心。她的話象暖流在我心底流過，以前外出總是父母或者大姐這樣對我叮囑，那時母親去世還不到一年的時間，當再次聽到這熟悉的叮囑，淚水在黑暗的車廂裡從我的心裡一直滑落到腮邊。
那晚我沒有住到她家，一是因為和她在一起，我總有許多往事化成淚滴不聽話的滑落，我不想讓她看到一起難過；二是我聽同往的工會幹事說，加上我那次比賽外出的時間，她已經快十天沒回家了。我真的不忍再去叨擾她。
現在我們已成為很要好的朋友，而她依然還是我的上上級領導，在她的朋友中，還有許多像我一樣工作和生活在基層和農村的普通人，但我們每一個人在和她相處時都很融洽、很舒服。每一次的相處無論是在工作還是生活上，我們都能從她那裡學到許多現代人身上所缺乏的東西————善良、質樸、敬業、樂觀、善解人意、懂得感恩。她常說，她曾經插隊農村，是基層質樸的農民培養了她們這一代知青，那時，不管生活環境多麼艱苦，知青的待遇還是比農民要高，但質樸的農民依然和她們真誠相處，教會她們許多課本上學不到的東西。她感謝家鄉、感謝知青歲月裡那些純樸善良的人們。
她上海的那些插友回憶說她插隊時像個男孩子，挑井水、幹農活，她沒有不會的。我常常想：如果不瞭解她的人，一定會認為她出生在普通農民的家裡才這樣訓練有素。其實，在她插隊時，她的父親就已經相當於現在的處級幹部，母親也已是科級國家公務員，而她是家中兄妹四人中唯一的女兒。
知青歲月的艱苦勞動，對於出生如她這樣的幹部子弟來說沒有一點矯情做作，沒有一點別乎他人的優越，工作中她總是把知青所特有的執著和堅韌表現的淋漓盡致，生活中她總是把知青特有的淳樸、善良全部化作朋友相處時的包容和對生活的熱情。
也許正是因為有她這樣善解人意、善良、真誠又樂觀向上的一代幹部家庭出生的知青，才會讓艱苦的知青歲月留下更多讓人回味的記憶。
我的這位領導朋友如今是全省唯一一名地級公司分管農電的女副總，她的愛人是一名軍人出生的國家公務員，他的兒子現在美國攻讀博士。她常常對我說她很懷念插隊時的那些歲月、那些插友、那些難忘的老鄉，她感謝知青年代和那個年代的人曾經對她的培養和幫助。
我的第三位知青朋友，她現在生活的很充實、很精彩，也很快樂。
也許隨著時光的流逝，在我們這代人的記憶裡，身邊的知青已經成為我們聽時的故事，而我的三位知青朋友，如今卻還是那故事中經典的代表，她們是中國大地上不同地域、同一時期、有著相同年齡的知識青年，偏遠山村的鄉愁，密密的樹林、連綿的雨季和日復一日的繁重農活給了她們理想、意志、道德、良知的薰陶，讓她們理解了社會，讓她們至今依然擁有一顆正直善良的心和泥土曾帶給她們的那份別緻的生活底蘊。
我深深為我的三位知青朋友祝福，我深深為那些曾經歷了中國“上山下鄉”運動的所有知青前輩們祝福，祝福他們：革命人永遠年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