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志摩詩歌的藝術技巧
徐志的詩是中國新詩園中的一枝奇葩。本文試圖勾勒出其不同時期作品的藝術技巧。縱觀其詩歌藝術技巧，從早期詩情的山洪暴發走向“三美”，直到技巧上的圓熟，徐志詩歌使用反覆、比喻、反問、排比、象徵、疊字等傳統手法和變形、含混、陌生化、移情、張力等現代手法，講求意境、音韻、節奏，格式的勻稱和整齊，為人們貢獻出了許多燴炙人口的佳作。同時，由於詩人所處的特定時代背景和布林喬亞身份使他的作品在藝術技巧的錘鍊上不免有瑕疵。對此，我們應客觀地評價和看待。
在中國現代詩歌文學史上，徐志是一個舉足輕重的人物。早在1933年，茅盾在《徐志論》中就指出：“我覺得新詩人中間志最可以注意，因為他的作品最足供我們研究。”[1]作為新月派的重鎮，其詩作可圈可點之處頗多，本文試圖勾勒出其不同時期作品的藝術技巧。
我們所熟悉的徐志的詩集有四本：《志的詩》、《翡冷翠的一夜》、《猛虎集》和《雲遊》。前三本為詩人生前親自編寫，後一本為詩人難後他人編寫。由浙江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顧永編寫的《徐志詩全編》(1988年3月第2次印刷)除收錄了上述四本詩集外，還蒐集了徐志在英留學期間的處女作、徐志散見於報刊、日記和文稿中的新舊詩作、徐志的舊體詩和譯詩，為我們提供了一份較為完整正確的徐志詩作資料，儘量客觀地反映了詩作的原貌，我們可以以此盡覽徐志不同時期的詩歌藝術技巧。
一、繽紛的花雨
徐志的詩歌創作生涯是從劍橋大學開始的。1921到1922年間，在狄更生的幫助下，徐志在劍橋大學的國王學院旁聽了一年的政治和經濟課程。正是在劍橋，徐志才真正開始寫詩。“在二十四歲以前我對於詩的興味遠不如我對於民相對論或民約論的興味。我父親送我出洋留學是要我將來進“金融界”的，我自己最高的野心是想做一箇中國的Hamilton!在二十四歲以前，詩，無論新舊，於我是完全沒有相干。”[2] “我的眼是康橋教我睜的，我的求知慾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3]集自然、愛和美於一身的康橋喚醒了久蟄於詩人體內的性靈，加之在康橋與林音的相識相戀和英國文學的浸染，從此他的思想就傾向於分行的抒寫了。
《草上的露珠兒》是迄今為止我們見到的徐志的最早的一首詩，寫於1921年11月23日。這首詩不僅表達了他當時的抱負和志趣，而且形象地傳達出他的詩緒洶湧的狀態，他開放創造的噴泉，放喉歌吟，他要做一名詩人了。“只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真有些象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衝。那就是我最早寫詩那半年，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麼半成熟的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繽紛的花雨。我那時是絕無依傍，也不知顧慮，心頭有什麼鬱積，就付託底胡亂給爬梳了去，救命似的迫切，那還顧得了什麼美醜!”[4]這些早期的詩歌，總的是調子清新，情緒高揚，反映了“青春的呼喚，燃點著希望燦燦”[5]。在藝術技巧上較多使用反覆、比喻、反問、排比、象徵、疊字等傳統手法，講求音韻、節奏，格式的勻稱和整齊，在《草上的露珠兒》、《青年雜詠》、《情死》、《夏日田間即景》、《聽槐哥納樂劇》等詩中得到體現。但整體看來，大部分詩作是詩人山洪暴發的詩情，無章法可循，語言直白優美，但也有生澀牽強之處，反映了詩人處於一種對新詩的探索階段，直抒胸，在藝術風格上尚未定型，有自由體，新格律體，也有西洋詩體，甚至還有無標點詩。
《志的詩》是徐志自己編選的第一個詩集，大都是他1922—— 1924年之間回國後的作品。這個詩集的出版，使他名聲大振。在這本詩集中可以約略見出徐志在回國初年的生活思想狀況，詩的內容或是抒發理想和表現愛情的;或是暴露社會黑暗和表達對勞苦人民的同情的;或是探討生活哲理的和寫景抒情的。在詩的藝術技巧方面，詩人自謙“在這集子裡初期的洶湧性雖已消減，但大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攔的泛濫，什麼詩的藝術和技巧都談不到。”[6]那麼，作為一名研究者，我們仍然可以從《雪花的快樂》、《沙揚娜拉》、《這是一個懦怯的世界》、《為要尋一個明星》、《我有一個戀愛》、《她是睡著了》、《石虎衚衕七號》等諸多名篇，還有值得一提的《先生!先生!》、《叫化活該》、《誰知道》、《蓋幾張油紙》、《太平景象》、《一條金色的光痕》等這些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篇什中可以看出詩人在不斷地磨鍊其詩歌技巧。
《志的詩》中除傳統手法的運用外，更注重意境的營造，語象的豐富，情感的抒發含而不露，憤而不激，變形、含混、陌生化等在詩中均有體現。《雪花的快樂》一詩中詩人運用變形的現代手法把自己幻化為一隻在半空中翩翩飛舞的執著樂觀地尋求愛與美的雪花，給人一種耳目一新的感覺。《沙揚娜拉》中含混的運用給我們留下想象的空間，那一低頭像水蓮花般嬌羞，分別時有蜜甜憂愁的日本女郎是情侶還是朋友?《落葉小唱》中語言的陌生化使我們很難分辨到底是落葉還是詩人心中的伊人。《太平景象》整首詩以人物語言構架，體現了詩人在技巧方面的大膽嘗試和創新。儘管有些作品被人詬病為洋味較濃，民族化不足，有的詩句顯得生澀和矯揉造作，在韻式和韻的運用上有不規整之處，這本詩集還是體現了徐志在摸索和試驗中不斷地顯露出他詩人的才華和詩歌的獨特風格。
二、走向“三美”
1924年至1927年，徐志的生活和思想有了一個較大的波折。1924年4月，他在北京認識了陸小曼，並與其熱戀，此事招致社會的非議和家庭的反對。徐志在十分痛苦和矛盾的心情下，於1925年3月11日啟程出國歐遊，想暫時擺脫一下生活上的苦惱和困境。他在義大利的翡冷翠(即佛羅倫斯)住了一段時間，他將他的傷悲，他的感觸，託付紙筆，寫了不少詩，後結集為《翡冷翠的一夜》。《翡冷翠的一夜》，可以看作是記敘了當時他和陸小曼之間的感情波瀾，他的'熱烈的感情和無法擺脫的痛苦。除了哈代、羅賽蒂等英國作家的譯詩外，象《西伯利亞》、《在哀克剎脫教堂前》那樣漫遊歐洲時對異鄉他國生活的感受，大都是情詩。
在這部詩集裡，同樣有一些反映當時社會現實的詩作，如《大帥》、《人變獸》、《梅雪爭春》、《“這年頭活著不易”》、《廬山石工歌》。動盪黑暗的社會現實動搖了詩人的社會理想，他的思想起了波折，“狂妄的虛潮早經銷退，餘剩的只一片粗確的不生產的砂田，在海天的荒涼裡自艾。”[7] 不少詩篇失去樂觀激情的調子，相反染上了一層憂鬱、失望、逃避現實的頹廢色彩。
在詩歌的藝術技巧上，“這比《志的詩》確乎是進步了——一個絕大的進步。”[8]這種進步體現在新月派所倡導的“三美”上，即音樂的美(章節)、繪畫的美(詞藻)和建築的美(節的勻稱和句的均齊)。新月詩人陳夢家在《紀念志》一文中曾寫道：“他(志)向我說過《翡冷翠的一夜》中的《偶然》、《丁當—清新》幾首詩劃開了他前後兩期的鴻溝。他抹去了以前的火氣，用整齊柔麗清爽的詩句，來寫出那微妙的靈魂的秘密。”我們不妨以《蘇蘇》為例來看詩人在詩歌創作上的功力和匠意。《蘇蘇》全詩4節，每節4行。每節的第一行字數相同，第四行句式相同。前兩節第一句和第四句押相同的韻，二三句運用反覆。後兩節第一句和第四句押相同的韻，第二句和第三句押相同的韻。整齊中有變化，韻律悽美。野薔薇、暴風雨、墓碑、草、清露、黃昏、長夜、星斗、青條等又給人視覺上的審美。
三、在星光斑裡放歌
從《翡冷翠的一夜》後，徐志的詩一步一步走入懷疑悲觀頹唐的“粘潮的冷壁”的甬道里去了，且其作品的數量也跟著減少。此後，徐志出過過兩本詩集：1931年出版的《猛虎集》和1932年出版的《雲遊》。這兩個詩集中收錄的詩歌，多數是徐志後期的作品。經過1925年和1926年中國革命運動的洗禮，1927年後，徐志的思想經過“波折”，他那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的政治理想完全破滅，他對工農革命感到恐懼和牴觸，思想陷入深深的矛盾和絕望之中。加之生活上與陸小曼的婚姻的不如意，他這一時期創作的詩歌，大部分哀婉悽迷。在思想立場上，與進步的革命潮流相抗衡，不顧詩歌藝術的基本要求，將赤裸裸的政治念搬入詩中，用來攻擊馬克思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如《秋蟲》、《西窗》;在極度幻滅和絕望的時候，又仗持尼采的哲學來鼓勵自己。
在詩歌的藝術技巧上，詩人卻達到了其詩歌生涯的頂峰。“《猛虎集》是志的‘中堅作品’，是技巧上最成熟的作品;圓熟的外形，配著淡到幾乎沒有的內容，而且這淡極了的內容也不外乎感傷的情緒，——輕煙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徵的依戀感喟追求：這些都是發展到最後一階段的現代布林喬亞詩人的特色，而志是中國文壇上傑出的代表者。志以後的繼起者未見有能並駕齊驅，我稱他為‘末代的詩人’，就是指這一點而說的。”[10]傳統手法的運用於完美，如《我等候你》、《春的投生》、《拜獻》、《他眼裡有你》、《殘破》、《給》、《杜鵑》、《秋日》等。意境的營造和“三美” 技法嫻熟，如《再別康橋》、《我不知道風在哪一個方向吹》、《獻詞》、《季侯》、《渺小》、《在不知名的道旁》、《車上》、《車》、《深夜》等。借鑑使用陌生化、移情、張力、含混等現代派手法，如《闊的海》、《泰山》、《兩個月亮》、《黃鸝》、《山路》等。這些都表明，詩人在藝術技巧上的圓熟。
但是，在《猛虎集》和《雲遊》中，也出現了內容和形式很不統一的狀況，大部詩歌的內容是空泛和貧乏的，但卻越來越追求形式的整飭和美觀。我們可以從《殘破》一詩中管中窺豹。這首詩有四節，前三節均是七句，後一節是八句。每節的第一句都是“深深的在深夜裡坐著”。前兩節二、三、四句均描寫了晦澀的夜景，後三句都寫自己要抒發殘破的思想。後兩節在寫法上基本與前兩節相同。整首詩看起來雖然整飭，講究技法，語言優美，但從思想內容上看，只是表達了詩人一種黑暗、虛無和頹廢的思想。
四、小結
徐志的詩出現在五四之後，繼承了五四新文學運動愛與自由的傳統，是中國新詩園中的一枝奇葩。由於徐志所處的時代正是新詩探索發展的階段，由早期的“最不受勒的一匹野馬”[11]的恣意揮灑，到自覺地追求和實踐詩的藝術技巧，徐志為新詩的健康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詩的技巧不能脫離內容而一枝獨秀。縱觀徐志的詩，其成功之作都是思想和形式的完美結合體。但由於其所處的特定時代背景和布林喬亞身份決定了他在詩歌創作方面的侷限性，對此，我們應客觀地評價和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