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維與孟浩然隱逸思想之迥異及原因
導語：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詩人王維與孟浩然，受特定的歷史環境和儒道佛思想影響，二人最終都走上了隱逸之路， 然而其隱逸思想存在著差異，這與二人的閱歷、心態、性格等的不同有密切關係。
王維、孟浩然是盛唐山水田園詩派的代表人物，觀此二人一生，都走上歸隱之路，其詩歌亦多表現詩人返歸自然、怡情養性的審美情趣和隱逸山野生活的閒情逸致。王孟隱逸思想的形成，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響，二者隱逸思想的差異性與個人性格氣質、人生閱歷、審美趣味等有關。
一、“王孟”隱逸思想之成因
首先，儒家思想影響下的中國文人的“入仕”情結與仕途不暢之間的矛盾衝突激烈碰撞後，詩人內心調和的結果。
儒家思想及儒家文化深深影響著封建時代的文人，入世性是儒家思想的顯著特點。“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每個儒生的座右銘，積極入世，以自己所學建功立業，踐行“學而優則仕”，幾乎是每個儒生畢生之所求。
王維(公元701--761 年)，孟浩然(公元689 --740年)，參與社會活動正是開元、天寶盛世時期。經濟的繁榮及國力的強盛，成就了唐代士人積極的人生態度。科舉制的推行拓寬了仕進道路，讓更多的寒門學士有了仕進的可能，進一步激發了知識分子的參政熱情。參加科舉，積極干謁成為一種時代風尚。
王維自幼聰穎過人，多才多藝，琴棋書畫無一不精，十五歲獨自遊學長安，超群才能為皇族諸王所賞識，與歧王李範、薛王李業、寧王李憲交往密切。中進士及第，得以順利步入官場，得張九齡賞識、提攜，王維被擢拔為右拾遺。後張九齡的相位為奸臣李林甫所代，在這一權要人事變動之時，王維不僅意味著政治靠山的失去，更意味著其理想中開明政治的幻滅。為明哲保身、遠禍自全，王維一度隱居終南山;後來經營藍田別業，半官半隱。愜意的山野恬淡生活，不但讓他養成了山水禪寂的審美趣味，也逐漸讓他找到了心靈的自我滿足和精神的詩意棲居地。
孟浩然，40歲以前隱居於鹿門山，修身養性，苦練文章，以孟子後裔自居，立志要繼承先祖遺志，養己“浩然之氣”;迎合崇儒習儒的風尚，希望有朝一日金榜題名，經國濟世，這些都強勁地催生著孟浩然執著求仕的心跡和歷程。《舊唐書・孟浩然傳》記載，孟浩然“年四十，來遊京師，應進士不第”。科舉受阻，詩人轉而尋求官友薦舉。著名的干謁詩《望洞庭湖贈張丞相》“坐觀垂釣者，徒有羨魚情”一聯，即表達了詩人希望透過張九齡援引一登仕途的迫切心情，充分體現了不甘寂寞儒者的豪逸情懷。然而，現實卻是殘酷的。
對仕途的熱望與官場的失意、求仕的失敗之間的矛盾衝突劇烈地撞擊著詩人的'心靈，他們需要調和自己內心沉重的失落，療救飽受創傷的心靈，於是拋卻世俗、親近山水、歸隱田園。
其次，佛家的“靜”與“空”，道家的“無為”思想對王維的隱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王維是中國文學史上唯一享有“詩佛”稱譽的詩人。其父去世較早，母親崔氏青年守寡，以佛為伴，王維常隨母跪坐焚香，唸誦佛經。受家庭影響，王維信奉佛教，一生樂此不疲。尤其在恩師張九齡罷相及“安史之亂”以後，他更是投入“佛”的懷抱，為自己尋求精神歸宿。佛家的靜、空，講求萬事萬物以自身的方式自我呈現、自由往還，即人與萬物冥合為一。這種思想影響讓王維更樂於往返山林，尋求寂靜，追慕物我合一的境界。
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曰“道隱無名”。道家認為人以道為法則就要拋卻名利所累， 順應自然， 即無為。莊子的思想與老子相通，莊子在仕隱之間的選擇很堅決， 即隱。這種思想影響著王維，當官場失意之時， 他便會拋卻世俗， 親近山水，在仕隱進退之間保持自身人格的完整，追求自由快樂的田園生活。
第三，深厚的荊楚文化和歷史悠久的隱逸傳統，深深地影響著孟浩然的隱逸。
自然環境優美的湖北襄陽是孟浩然的家鄉，他早年隱居鹿門山，潛心讀書，性情得以陶冶。當時的荊楚之地，隱逸之風盛行，智絕諸葛亮、高士龐德公等，都對他嚮往山林隱逸、追求清高淡遠生活亦有深遠的影響。聞一多先生說：“孟浩然原來是為隱居而隱居，為著一個浪漫的理想，為著對古人的一個神聖的默契而隱居……無疑的那成為默契的物件便是龐德公。”雖然他也曾躊躇滿志，但荊楚先賢的淡泊超然讓他羨慕神往，而且這種神往之心會隨著人生閱歷的加深而不斷強化。在家鄉的田園山水及先賢高士的精神懷抱之中，詩人擁有了一個釋放自由與心性的自我世界，當懷才不遇、理想受挫時，他便會自然地退入自我世界固守。
二、“王孟”隱逸思想之迥異及其原因
王孟二人在仕途上的歸宿都是隱逸，然而此二人的隱逸思想存在著差異，王維是功成名就後因仕途遇阻而隱逸， 即為官後歸隱，是心理成全後的歸隱;而孟浩然則因仕途無路而隱逸，即未官而歸隱，是揹負著心靈傷痛的歸隱。
首先，王孟二人個性氣質的不同造就了其隱逸思想的迥異。
王維天資聰慧， 除精於詩歌，還諳習繪畫、工於音律，從而有更多的機會被人認識、 讚賞。再加之王維性情溫厚，人緣極好，故每遇事能左右逢源。安史之亂爆發後長安淪陷，王維為叛軍所獲，被送到洛陽，封以偽官。公元757 年，官軍收復長安後，受偽職者分等定罪，或被處死或受刑。王維因寫了懷念唐室的《凝碧池》詩，加之其弟王縉請求削官為兄贖罪， 而僅受到降職的處分。正是王維的待人和善，才會有更多人為他爭取、說情，這樣的性格使得王維在官場上少了些風險。
王維心性敏感、細膩、閒雅而有情思，佛教的空寂又使他將一切看得較淡。他取字"摩詰"，即取義於佛教大居士維摩詰。篤志奉佛的志趣和仕途失意的苦悶，兩相疊加，互動作用，每當挫折、失意時，他不會耿介於懷，而是用禪理佛趣來加以消解。他隨世浮沉，對隱逸有機變態度。當朝廷重用他時， 他選擇積極出仕;當奸臣當權時， 他則選擇亦官亦隱。這種處世態度、生活哲學，讓他以淡泊的心態應接萬物，以物觀物，展現大自然的原生態，極容易與自然相融。 孟浩然則生性倔強、性格豪爽、不拘小節，有隱士高人的清高之氣。與王維相比，他一生少有其他藝術表現，故被認可、提拔的機會本來就少。然而他卻似乎總是與各種機會失之交臂，最為典型的是他吟詩得罪唐玄宗的故事。在這偶然的“面試”中，他因“不才明主棄”一句，得罪皇上，丟失進身機遇。襄陽刺史韓朝宗任官時喜歡提拔後進，“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因仰慕孟浩然詩名，韓朝宗主動幫他到朝廷延譽。不料孟浩然竟因與友人開懷痛飲，而失約韓朝宗，失去政治機遇。不管這些傳聞真實與否，孟浩然這種率性而為、隨興而動的風流氣度及率真的賦性，致使他拙於謀身而屢屢碰壁是無疑的。
應試落第的心理打擊及求仕無門的挫敗，讓孟浩然悲憫、羞愧、怨恨、激憤。但他的性格氣質決定了他不會像李白、杜甫那樣採用外向的方式與不平的社會抗爭，而是把內心的憤怒之情分散、淡化、轉移，使自己的心靈歸向於曠達超逸。
孟浩然清高、率直的性格特點，強化了他思想性格中隱逸避世、超然物外的思想。這也使得他雖然始終抱有用世之志，但每每卻在仕途需要加力的關鍵時刻不主動積極，所以終其一生都在入仕和歸隱的矛盾中徘徊。
其次，王孟二人生平際遇的差異導致其隱逸思想的迥異。
王維21歲中進士，登第之早，在唐代罕見，最終官至尚書右臣，官爵之尊，在盛唐詩人之中屬幸運兒。王維一生除短暫隱居於嵩山等地，幾乎都在做官，在終南山和藍田輞川，過的也是亦官亦隱的吏隱生活。王維為官四十年之久，多為京都朝官，閱盡政壇醜惡忠奸，對官宦人生有自己特殊感受。特別是對自己有知遇之恩的張九齡罷相，讓王維陷於尷尬的政治處境，身心遇到重創。為了避免政敵陷害，王維選擇隱居。隨心所欲的山居閒逸，讓他獲得卸去精神重壓後身心解放的快感，心所向往的“樂住山林，志求寂靜”的靜穆人生讓他津津樂道。可見，王維是懼於宦海風波而朝隱自保，因仕途坎坷曲折而隱逸。
與王維相比，孟浩然似乎命運多坎坷，一生幾乎無功名與官職。早期孟浩然隱居於鹿門山不遠的漢水之南，主要是為應試作準備。他前期的隱逸，有志於將自己的政能才幹效力於當朝，本身有著積極入世的意義。40歲入長安考進士不第，給孟浩然沉重打擊。他前期隱居時的樂觀漸漸被消融，求仕失敗、出仕不得，讓他深感痛苦、失望。然而他並沒有完全放棄干謁、求仕的希望，最終在49 歲時做了張九齡的幕僚，一年多後去世。隱居和出仕之間的矛盾交織，始終讓他無法取捨，最終在奔波求仕時遑遑不定其意和隱逸幽棲時難以排遣孤獨失意之間的搖擺中度過了一生。
蔣星煜在《中國隱士與中國文化》中說：隱士往往是內心充滿矛盾的。孟浩然並非是甘於歸隱之人，他迫不得已選擇走向山林，是欲宦不得而被迫野隱，是不得志而隱，無奈而隱，是失意的隱居，是仕途無路而隱逸。
再次，王孟二人審美趣味的不同決定了其隱逸思想的迥異。
王維仕途不算曲折，然而張九齡被貶使得他不得不隱以待時。從開元九年的被貶，到天寶期間的半官半隱，王維嚮往山林別業中靜居獨處的清淨自由，山水禪寂、寧靜恬淡的審美趣味得以養成。
王維心繫佛門，追求禪宗“無我”的空明境界、寧靜之美與心境的純美;佛教的空寂使他超然物外、不計得失，超然的態度使得他雖身在藩籬而心存山水田園。他把閒適的隱逸生活和對自然的歌詠緊密結合，將佛教哲思理趣投射到詩歌創作，創造出如水月鏡花般的純美詩境。他的許多作品如《終南別業》、《輞川集》、《鳥鳴澗》、《過香積寺》都帶有禪意和禪趣，具有獨具特色的寧靜之美與空靈境界。
孟浩然久居田園，布衣終身，審美取向為率真、清淡，閒放悠遠。他的許多詩，作於旅行途中，不掩飾，不做作，流露真性情，意象疏朗，善用白描，不做靜心的哲理思考，帶給人更多感受上的愉悅。聞一多先生評價說：“甚至淡到令你疑心到底有詩沒有。淡到看不見詩了，才是真正孟浩然的詩。”孟浩然的退隱是想要入仕而不得的解脫，想要在山水之間忘卻得失，不免有抑鬱、孤寂、落寞、悲愴之情緒流露。
綜上，王維的歸隱以佛理禪趣為支撐，亦官亦隱，表現了陶然於官場之外的悠閒情調和閒適心境;孟浩然的隱逸則是仕途無門、孤獨失意後無可奈何的退守，融合著詩人終身懷才不遇的酸楚和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