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二心集》雜文集:《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
引導語：《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是來自魯迅《二心集》雜文集，下文就是小編收集的原文，與大家分享閱讀與學習。
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1〕的版本
——寄開明書店中學生雜誌社編輯先生：
這一封信，不知道能否給附載在《中學生》〔2〕上?事情是這樣的——
《中學生》新年號內，鄭振鐸〔3〕先生的大作《宋人話本》中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4〕，有如下的一段話：“此話本的時代不可知，但王國維氏據書末：‘中瓦子張家印’數字，而斷定其為宋槧，〔5〕語頗可信。故此話本，當然亦必為宋代的產物。但也有人加以懷疑的。不過我們如果一讀元代吳昌齡的《西遊記》雜劇〔6〕，便知這部原始的取經故事其產生必定是遠在於吳氏《西遊記》雜劇之前的。換一句話說，必定是在元代之前的宋代的。而‘中瓦子’的數字恰好證實其為南宋臨安城中所出產的東西，而沒有什麼疑義。”
我先前作《中國小說史略》時，曾疑此書為元槧，甚招收藏者德富蘇峰先生的不滿，著論闢謬，我也略加答辨，後來收在雜感集中。〔7〕所以鄭振鐸先生大作中之所謂“人”，其實就是“魯迅”，於唾棄之中，仍寓代為遮羞的美意，這是我萬分慚而且感的。但我以為考證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世間許多事，只消常識，便得了然。藏書家欲其所藏版本之古，史家則不然。故於舊書，不以缺筆〔8〕定時代，如遺老現在還有將亻羲字缺末筆者，但現在確是中華民國;也不專以地名定時代，如我生於紹興，然而並非南宋人，〔9〕因為許多地名，是不隨朝代而改的;也不僅據文意的華樸巧拙定時代，因為作者是文人還是市人，於作品是大有分別的。
所以倘無積極的確證，《唐三藏取經詩話》似乎還可懷疑為元槧。即如鄭振鐸先生所引據的同一位“王國維氏”，他別有《兩浙古刊本考》〔10〕兩卷，民國十一年序，收在遺書第二集中。其捲上“杭州府刊版”的“辛，元雜本”項下，有這樣的兩種在內——
《京本通俗小說》〔11〕《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是不但定《取經詩話》為元槧，且並以《通俗小說》為元本了。《兩浙古本考》雖然並非僻書，但中學生諸君也並非專治文學史者，恐怕未必有暇涉獵。所以錄寄貴刊，希為刊載，一以略助多聞，二以見單文孤證，是難以“必定”一種史實而常有“什麼疑義”的。
專此布達，並請撰安。
魯迅啟上。一月十九日夜。
【註解】
〔1〕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中學生》雜誌第十二號。原題為《關於〈唐三藏取經詩話〉》。
〔2〕《中學生》以中學生為物件的綜合性刊物。夏丐尊、葉聖陶等編輯，一九三○年在上海創刊，開明書店出版。
〔3〕鄭振鐸(1898—1958)筆名西諦，福建長樂人，作家、文學史家，文學研究會主要成員。曾主編《小說月報》，著有短篇小說集《桂公塘》、《插圖本中國文學史》等。
〔4〕《唐三藏取經詩話》即《大唐三藏取經詩話》，又名《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全書分三卷，共十七節。是關於唐僧取經的神魔故事的最早雛形。作者不詳。
〔5〕王國維(1877—1927)字靜安，號觀堂，浙江海寧人，近代學者。從事歷史、考古和戲曲史等研究，著有《宋元戲曲史》、《人間詞話》和《觀堂集林》等。他在一九一五年為影印出版《唐三藏取經詩話》所寫的序言中曾說：“宋槧《大唐三藏取經詩話》三卷，……卷末有‘中瓦子張家印’款一行，中瓦子為宋臨安府街名，倡優劇場之所在也。”
〔6〕吳昌齡大同(今屬山西)人，元代戲曲家。著有雜劇《東坡夢》、《唐三藏西天取經》(現僅存曲詞二折)等。按《西遊記》雜劇的作者是元末楊訥，過去多誤作吳昌齡。
〔7〕德富蘇峰(1863—1957)日本著作家。他在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東京《國民新聞》上發表《魯迅氏之〈中國小說史略〉》一文，反對魯迅關於《大唐三藏法師取經記》刊行年代的意見。魯迅曾寫《關於三藏取經記等》(收入《華蓋集續編》)進行答辯。
〔8〕《京本通俗小說》宋人話本集。原書卷數不詳，今殘存第十至十六卷，共七篇。
〔9〕紹興這裡指舊時紹興府。南宋紹興元年(1131)，升越州置府，以年號為名。
〔10〕《兩浙古刊本考》王國維輯錄考訂的宋、元兩代浙江杭州府、嘉興府刊刻的各種版本書目。
魯迅介紹：
魯迅(1881.9.25～1936.10.19)，浙江紹興人，原名周樹人，字豫山、豫亭，後改名為豫才。他時常穿一件樸素的中式長衫，頭髮像刷子一樣直豎著，濃密的鬍鬚形成了一個隸書的“一”字。毛主席評價他是偉大的無產階級的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也被人民稱為“民族魂”。
魯迅，原名周樟壽(後來改為周樹人)字：豫山，後改為豫才，於1881年出生在浙江紹興一個官僚地主的家庭裡。13歲那年，他原來在京城做官的祖父因科舉舞弊案鋃鐺入獄，此後他的父親又長期患病，終致死亡，家境敗落了下來，因此賣了房子。家庭的變故對少年魯迅產生了深刻的影響。他是家庭的長子，上有孤弱的母親，下有幼小的弟妹，他不得不同母親一起承擔起生活的重擔。天真活潑的童年生活就這樣結束了，他過早地體驗到了人生的艱難和世情的冷暖。他經常拿著醫生為父親開的藥方到藥店去取藥，拿著東西到當鋪去變賣。在家境好的時候，周圍人是用一種羨慕的眼光看待他這個小“公子哥兒”的，話語裡包含著親切，眼光裡流露著溫存。自他家變窮了，周圍人的態度就都變了：話語是涼涼的，眼光是冷冷的，好朋友也不和他說話了，臉上帶著鄙夷的神情。周圍人這種態度的變化，在魯迅心靈中留下的深刻的印象，對於他幼小的心靈的打擊很大，這使他感到在當時的中國，人與人之間缺少真誠的同情和愛心。人們是用“勢利眼”看人事物的。多年以後，魯迅還非常沉痛地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吶喊》自序)
家庭的變故和變故後的人生體驗，也使魯迅從少年時候起就親近下層人民。他的外祖母家在農村，這使他有機會接觸和了解農民的生活。特別是在他祖父入獄的前後，他不得不到農村的親戚家避難，長時期住在農村。在那裡，他與農村的孩子們成了朋友，與他們一起玩耍，一起划船，一起看戲，有時也一起到他們家的地裡“偷”豆子煮了吃。在他們之間，沒有相互的歧視和仇視，而是相互關心，相互友愛。魯迅一生都把他與農村小朋友這種樸素真誠的關係當作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關係而懷念著，描寫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