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隱《夜雨寄北》疑義辨析
李商隱《夜雨寄北》詩寄主體的隱在性，使此詩蒙上了一層“神秘”色彩而令人費解。新批評學派認為，詩人正是透過文字的選用、取捨而表達其情感寄寓和創作意圖的，文章細讀詩中的“北”、“君”和“西窗”，就詩而解詩，其結論是：此詩非寄妻詩，也非一般性的思友詩，李商隱將渴念知遇之心託以相思之情，是一首行卷性質的象喻之作，具有知音渴望的價值期待。
當下對《夜雨寄北》的解讀，一說“寄妻”，一說“寄友”。此詩也由於寄贈主體的隱在性，蒙上了一層“神秘”的色彩而令人費解。
也許是李商隱太過擅長愛情詩的緣故，人們往往把他的非愛情詩的詩也當做愛情詩來讀了，因此，“寄妻說”一直佔上風，近年出版的唐詩選本簡直已眾說一辭了。寄妻說肇始於宋，古人為了牽強此說，不惜將“寄北”直接改成“寄內”，也不惜將此詩的寫作年代提前。而“寄友說”於近代始有高音，但是因為沒有多少確鑿的舉證和論說，更沒能推斷出所寄何友，故而難以獲得更多的認同。
新批評學派認為，詩人正是透過文字的選用、取捨而表達其情感寄寓和創作意圖的，因而在解讀詩歌時，推崇一種重視文字自身作用的“細讀”方式。我們以新批評的詩觀，以就詩而解詩的“細讀”，從“北”、“君”和“西窗”切入，剖分而深析，以實證此詩“寄妻”還是“寄友”的寄贈主體。
一、“寄北”就是“寄內”嗎?
宋人洪邁《萬首唐人絕句》為了確證此詩是寄妻的，乾脆將題目改作《夜雨寄內》。還煞有介事地提供了“寄內”所本的來歷，“內”就是“內人”，就是妻子。“寄妻說”肇始矣。而此“誤導”使後來的讀《夜雨寄北》者多往情詩上想。
公認比較權威的李商隱注本的注家馮浩則發現此改不妥，但是，依然認同寄妻說，他注曰：“語淺情深，是寄內也。然集中寄內詩皆不明標題，當仍作‘寄北’。”[①]因為“集中寄內詩皆不明標題”，“北”就等同於“內”嗎?顯然，此解釋也不能不算是牽強了。今人葉蔥奇疏注《李商隱詩集疏注》也認為此乃“臆改”，他在《夜雨寄北》的“注一”裡直截了當地說：“‘寄北’，《萬首唐人絕句》作‘寄內’，乃宋·洪邁臆改。”但是，葉蔥奇疏注卻推測說：“商隱寄家詩，概不顯標於題”。從其前注《錦瑟》來看，《夜雨寄北》與《錦瑟》同樣，都是寄家的。[②]他在《錦瑟》的“疏解”中指出：“實際上，就通篇來看，分明是一篇客中思家之作，是鄭亞貶職後，商隱失去桂管職幕，漂泊巴蜀，留滯荊門時的作品，和集中《夜雨寄北》一首同一意趣，同一時地，只不過《夜雨寄北》作於那年的秋間，這一首則作於春季而已。商隱寄內、思家的詩向不在題上標明，和李杜元白等均不同，集中思家詩如《夜雨寄北》、《因書》等，……”[③]葉說沒有考論何以為“北”，而是把“寄北”直接等同於“無題”，推理的依據其一是“商隱寄家詩，概不顯標於題”，其二是因為此詩寫作於《錦瑟》的同年，《錦瑟》是寄家的詩，《夜雨寄北》也是寄家的詩了。此論沒有多少立足之根也。
現傳李詩的各選本中，《夜雨寄北》的題下，對“北”的解釋千篇一律：以方位代人，“北”即北方的人，指代妻子。為了將“北”硬是要說成是“妻子”，於是硬是解釋說：此詩所表現出情感熱烈而思念纏綿。持此觀點的代表性學者如沈祖芬先生，她在《唐人七絕詩箋釋》裡認為此詩是寄給“留在長安的妻子王氏”，她在解釋“北”的時候說：“北，指位於巴山之北的長安。寄北，即寄給住在北方的人，以北作為住在北方的人的代詞。”[④]又如霍松林先生也持同見，他認為“這首詩，《萬首唐人絕句》題作《夜雨寄內》，‘內’就是‘內人’——妻子：現傳李詩各本題作《夜雨寄北》，‘北’就是北方的人，可以指妻子，也可以指朋友。有人經過考證，認為它作於作者的妻子王氏去世之後，因而不是‘寄內’詩，而是寫贈長安友人的。但從詩的內容看，按‘寄內’理解，似乎更確切。”[⑤]再如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編《唐詩選》被列入《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從書》，流傳極廣，其於《夜雨寄內》詩後注云：“題一作《夜雨寄北》。馮浩《玉谿生年譜》將此詩系在大中二年(848);本年的另一首寄內詩《搖落》也描寫了秋景，兩首詩寫作時間挨近。”又云：“末兩句是說不曉得哪一天能夠回家相對夜談，追述今夜的客中情況。”[⑥]眾口一詞，均語“北”為“妻”。
“北”究竟為何意呢?查遍辭書，“北”沒有“內人”、“妻子”甚至“情人”一解，這是肯定的。“北”與“內”也是不好相等相近或者相互代的，這也是肯定的。《廣雅·釋親》卷六下釋曰：“背謂之骶。背，北也。”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認為：“背”與“北”上古音同為幫母雙聲，職部疊韻字，二者古音相同。人坐立皆面明背暗，故以背為南北之北。《老子》有云：“萬物負陰而抱陽”。王力按：山北為陰，山南為陽，老子的話等於說萬物負背而抱南。如果牽強點說，北有“背”與“陰”的意思，代“妻”也是轉了多少彎了。
不管怎麼說，將“寄北”，隨便改成“寄內”真是太武斷了，簡直是蠻橫。我們不妨揣度一下：李商隱寄情人都“赤裸裸”的，寄妻反倒“羞答答”的?羞答答到了不能明言“寄妻”呢?我們也不免有所疑惑：既然是“以北作為住在北方的人的代詞”，為什麼所代者就一定是妻子的呢?
《全唐詩》中以“寄內”為題的，只有十二首，其中李白佔了四首。四首之中，有兩首寫在身陷囹圄時。杜甫有一首很著名的想念妻子的詩，名句如“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而題目叫《月夜》，不叫《寄內》。李商隱也確有一些寄妻的詩，據注家考“然集中寄內詩皆不明標題”，或曰“概不顯標於題”。難道說，李商隱“不標明題目”的、寫得纏綿點的.詩，就一律理解為“寄內”的嗎?
從詩中“巴山”一語看來，詩寫於巴蜀之地。寄北，巴山之北，可以理解為長安。李商隱曾經應聘到四川，任東川節度柳仲郢的幕僚，時間是唐宣宗大中六年(公元852年)。先於此一年，李商隱的妻子卻已故去。因此，“寄北”是不可能“寄妻”的。給李商隱詩集作箋註的清代人馮浩，為了“圓”其“寄內”說，而又合乎“集中寄內詩皆不明標題”之考，不惜將此詩的寫作年代提前，推前至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提前了四年。按馮浩考證，李商隱這一年是在桂州(今廣西桂林)鄭亞的幕府。當年鄭亞由於政敵的誣陷，被貶為循州刺史。李商隱未去循州，由水路經長沙，於次年回到長安。馮浩認為在歸途中李商隱曾經“徘徊江漢、往來巴蜀”，“於巴蜀間兼有水陸之程”，《夜雨寄北》就是寫在歸途中經過巴蜀時。李商隱這時到過巴蜀，馮氏的說法也是不十分堅定的，因此，不得不加了一句“玩諸詩自見，但無可細分確指”。[⑦]馮氏的這種說法受到近代傑出歷史學家岑仲勉的反駁，他在《玉谿生年譜會箋平質》中力辨，雲所謂巴蜀之遊並不存在，巴蜀之程的說法是不正確的。劉學鍇、餘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亦認同巴蜀之遊為虛謬。又楊柳《如何確解李商隱詩》一文認為此詩應是大中二年商隱自桂林柳幕北歸途中淹留荊、巴時所作，時間為夏秋之交。劉、餘《集解》辯駁曰：“唐人詩中巴山多泛指今四川境內之山……未必具體指大巴山或巴東縣南之巴山。”故而，他們認為：“此詩情味，顯系長期留滯，歸期無日之況，與客途稍作羈留者有別。……當是梓幕思歸寄酬京華友人之作，確年不可考，約在梓幕後期。”[⑧]岑仲勉與劉、餘的力辯都是在“可能與否”上，結論也是“寄妻”是不合解的。
筆者就詩解詩，重在於文字上而另具隻眼，結論是：
1、“北”，根本沒有“內”的意思。肯定地說，簡單地將“北”解讀成為“內”，於詩情於學理不合。
2、既然“北”之方位可代妻子，當然也可代朋友，為什麼一定就不可能是朋友呢?
3、沒有必要捏造事實，或者提前此詩的寫作時間，就是為了將“北”等同為“內”。
4、李商隱是不情願將詩寫得太直白的，其詩“寄北”而故意不明物件指向，肯定有一種難言之隱而不好名言。結合“寄北”題，我們讀出了其詩內有深意。
二、“君”也能夠稱謂“妻”嗎?
“君問歸期未有期”，君何指焉?妻耶?友耶?不少人傾向於寄妻，這讓我們在解讀中生出了疑點：李商隱為什麼對內人如斯客套?李商隱有必要對內人如斯客套嗎?李商隱其它詩中對內人(或者情人)也有這樣客套的稱呼嗎?
在現代漢語中，“君”通常指男性。古代被稱“君”的男子，還含有地位高貴、品格高尚的意味。戰國時期盛行封君制，“君”是卿大夫的一種新爵號。《儀禮·喪服》篇講：“君，至尊也。”鄭玄注：“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唐賈公彥又疏道：“以其有地則有臣故也。”意思是，稱“君”要有兩個條件，一要有土地，二當有臣子。魏晉時開始用“君”作尊稱。魏晉前後詩歌中也用“君”，主要是女性對男性的尊稱。《古詩十九首》雲：“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相去萬餘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相去日己遠，衣帶日已緩。浮雲蔽白日，遊子不顧返。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勿複道，努力加餐飯。”魏人徐幹《室思》雲：“峨峨高山首，悠悠萬里道。君去日已遠，鬱結令人老”;“自君之出矣，明鏡暗不治。思君如流水，何有窮已時”;“寄身雖在遠，豈忘君須臾。既厚不為薄，想君時見思”。
唐代詩歌中“君”的稱呼已經大量出現，也主要是妻子稱丈夫，或者好友相稱的。或者這麼說，唐詩中“君”的稱呼，但見於對男性。主要歸納有這樣幾種情況：
其一、寫送別，多在莊重肅穆的送別場合裡運用。“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州》)，“送君還舊府，明月滿前川”(楊炯《夜送趙縱》)，“沾裳即此地，況復遠思君”(盧照鄰《巫山高》)“流水通波接武岡，送君不覺有離傷”(王昌齡《送柴侍御》)，“我寄愁心與明月，隨君直到夜郎西”(李白《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高適《別董大》)，“醉臥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王翰《涼州詞》)，“輪臺東門送君去，去時雪滿天山路。山迴路轉不見君，雪上空留馬行處”(岑參《白雪歌送武判官歸京》)，“馬上相逢無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岑參《逢入京使》)，“今日送君須盡醉，明朝相憶路漫漫”(賈至《送李侍郎赴常州》)，“送君從此去，書信定應稀”(賈至《送夏侯參軍至廣州》)，“八月中秋月正圓，送君吟上木蘭船”(韋莊《送李秀才歸荊溪》)等等。王維膾炙人口的詩中更多“君”字出現，如“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但去莫復問，白雲無盡時”(《送別》)，如“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渭城曲》)，如“慷慨倚長劍，高歌一送君”(《送張判官赴河西》)，如“相逢意氣為君飲，繫馬高樓垂柳邊”(《少年行》)等。
其二、寫相思，思鄉、思友、思歸。這在李白樂府詩中使用的頻率很高，有時候一首詩中出現五六個“君”字，讀來親切有味，如李白《聞丹丘子於城北營石門幽居中有高鳳遺蹟僕離群遠懷亦有棲遁之志因敘舊以寄之》“春弄滄江月，秋色碧海雲。離居盈寒暑，對此長思君。思君楚水南，望君淮山北。夢魂雖飛來，會面不可得。……聞君臥石門，宿昔契彌敦。”又如李白《憶舊遊寄譙郡元參軍》“餘既還山尋故巢，君亦歸家渡渭橋。君家嚴君勇貔虎，作尹幷州遏戎虜。五月相呼度太行，摧輪不道羊腸苦。行來北涼歲月深，感君貴義輕黃金。”詩的最後寫道：“言亦不可盡，情亦不可及。呼兒長跪緘此辭，寄君千里遙相憶。”李白名詩還有《峨眉山月歌》“夜發清溪向三峽，思君不見下渝州。”另，王維《雜詩》雲：“君自故鄉來，應知故鄉事。”王維《紅豆》雲：“願君多采擷，此物最相思。”杜甫《江南逢李龜年》雲：“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韋應物《秋夜寄丘員外》雲：“懷君屬秋夜，散步詠涼天。”劉禹錫的《始聞秋風》首聯雲：“昔看黃菊與君別，今聽玄蟬我卻回。”尾聯曰：“天地肅清堪開望，為君扶病上高臺。”白居易的《讀李杜詩集因題卷後》雲：“天意君須會，人間要好詩。”其三、模擬女性口吻而作閨中怨而稱“君”。李白的代表作《長幹行二首》，模擬女性口吻，並運用年齡記敘和四季相思的民歌手法，巧妙而有機地串聯起女主人公的生活場景，詩中多“君”相稱：“五月南風興，思君下巴陵”，“八月西風起，想君發揚子。”李白的這類詩還如《春思》雲：“燕草如碧絲，秦桑低綠枝。當君懷歸日，是妾斷腸時。春風不相識，何事入羅幃。”《夜坐吟》雲：“冬夜夜寒覺夜長，沉吟久坐坐北堂。冰合井泉月入閨，金缸青凝照悲啼。金缸滅，啼轉多。掩妾淚，聽君歌。歌有聲，妾有情。情聲合，兩無違。一語不入意，從君萬曲梁塵飛。”《荊州歌》雲：“白帝城邊足風波，瞿塘五月誰敢過。荊州麥熟繭成蛾，繰絲憶君頭緒多。撥穀飛鳴奈妾何。”其它，如張九齡的《賦得自君之出矣》雲：“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崔顥的《長幹行》雲：“君家何處住，妾住在橫塘。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施肩吾的《古曲五首》雲：“紅顏感暮花，白日同流水。思君如孤燈，一夜一心死。”李康成的《自君之出矣》雲：“自君之出矣，弦吹絕無聲。思君如百草，繚亂逐春生。”還有，唐代的女詩人的詩，其中稱“君”就非借托性的了，如薛濤的《雨後玩竹》雲：“南天春雨時，哪堪霜雪姿，眾類亦公茂，虛心能自持。夕留晉賢醉，早伴舜妃悲。晚歲君能賞，蒼蒼勁節奇。”如柳月華《怨詩寄楊達》雲：“春水悠悠春草綠，對此思君淚相續。羞將離恨向東風，理盡秦箏不成曲。與君形影分吳越，玉枕經年對離別。登臺北望煙雨深，回身泣向寥天月。”限於陋見，一時還真未見有多少將“君”用於女性稱呼的，可以舉例的如元稹的《離思》，詩云：“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取次花叢懶回顧，半緣修道半緣君。”白居易的《琵琶行》，詩云：“今夜聞君琵琶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作琵琶行。”
根據《夜雨寄北》的詩意，結合“君”之細讀，結論為：
1、君有時也用於女性的，甚至也有用於夫婦之間互相稱謂的情況。但是，很少，很特殊。對女人稱“君”，不是一般性語境，不是特別熟悉的物件，況且而用“君”來稱呼妻子，反而感到了有一種距離感，有一種陌生的客套。譬如上文所引元稹、白居易二詩。
2、“君”不是不好解釋為“內人”或者“情人”，而李商隱愛妻至深稱其為“君”也在情理之中，而且，在唐代禮法中尊稱女性為“君”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但是，用“君”來稱內人，不符合李商隱詩歌寫作的習慣。
3、寄北詩中“君”應非內人，最好不是內人，至少不能坐實在“內人”上。相反，作為“友人”解更好。俞陛雲在《詩境淺說》裡點評《夜雨寄北》說：“清空如話，一氣迴圈，絕句中最為擅勝。詩本寄友，如聞娓娓清談，深情彌見。”劉學鍇、餘恕誠《李商隱詩歌集解》也認為：《夜雨寄北》是因為“客居異地”情懷寂寞而“對朋友的深長思念”。李商隱剛剛踏入仕途，就被捲進了牛李黨爭中。852年隨柳仲郢入蜀，實屬迫不得已。仕途多艱，妻子早逝，心境悲涼。又是久滯巴蜀，交誼無多。而此時巴蜀之“北”地，有摯友寄書探問歸期，自然會感動不已，以“君”呼之而生成“共剪西窗燭”的期待。
三、“西窗”是情愛象徵的意象嗎?
第三個疑點在“西窗”。一則，李商隱最擅用典，幾乎無詩不典，且用典含蓄高妙，可謂“意若貫珠，言若合璧”[⑨]。因此，詩中“西窗”自然不會是信手寫實，肯定是有什麼典故的。二則，李商隱的詩幽微含蓄，隱晦曲折，寄託甚深，因為其愛情詩成就極高，愛情詩也特多，即便不是愛情的詩也往往讓人讀成愛情，詩中“西窗”自然容易讓人解讀愛情的意象了。
那麼，李商隱為什麼要用“西窗”，不用南窗、北窗和東窗呢?“西窗”果然便是愛情的意象或象徵嗎?
自古詩文中多詠“窗”，窗之前冠以“東、南、西、北”，應該說原本沒有多少深意的，因為出現在名家的名作中，久而久之便漸漸成為一種內蘊含豐富的特殊“意象”了。
“北窗”意象——陶淵明的《與子儼等疏》雲：“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此後，“北窗”成典，李白《戲贈鄭溧陽》雲：“清風北窗下，自謂羲皇人。”白居易《玩松竹二首》其一雲：“吾亦愛吾廬，廬中樂吾道。前松後修竹，偃臥可終老。”其二：“坐愛前簷前，臥愛北窗北。窗竹多好風，簷松有嘉色。”顯見這些都有步陶淵明之詠的意思，是一種用典。而崔顥《盧姬篇》裡的“前堂後堂羅袖人，南窗北窗花發春”，其中“南窗北窗”只是一般性的描寫，就窗而窗，表現美人盧姬的生活狀態，其窗並無沒有什麼特定內涵。李賀《天上謠》雲：“秦妃捲簾北窗曉，窗前植桐青鳳小。”詩人仰望星空，由現實進入幻象，其後展開“玉宮桂樹”、“仙妾採香”的景象，進而跨越時空，使“秦妃捲簾”、“王子吹笙”。秦妃何以捲簾於北窗?應該說沒有什麼微言大義，此“北窗”非陶淵明之“北窗”也。
“南窗”意象——陶淵明《歸去來兮辭》雲：“倚南窗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因為陶淵明文章的影響，“南窗”也成為典故了。李白《白毫子歌》裡“南窗蕭颯松聲起，憑崖一聽清心耳”，杜牧《醉後呈崔大夫》裡“溪頭正雨歸不得，辜負南窗一覺眠”，都是用南窗之典，含有隱逸高蹈的意思。
“東窗”意象——此“東窗”在詩中很少有“東窗事發”的意思，一般而言，都是陶淵明的隱逸意趣。陶淵明《停雲》詩云：“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有酒有酒，閒飲東窗。願言懷人，舟車靡從。”其“東窗”也是閒適、隱逸之意。王維用其典，表現歸隱的選擇，《田園樂七首》(其二)：“再見封侯萬戶，立談賜璧一雙。詎勝耦耕南畝，何如高臥東窗。”李白的《待酒不至》雲：“玉壺系青絲，沽酒來何遲。山花向我笑，正好銜杯時。晚酌東窗下，流鶯覆在茲。春風與醉客，今日乃相宜。”又李白的《春歸終南山松龕舊隱》雲：“我來南山陽，事事不異昔。卻尋溪中水，還望巖下石。薔薇緣東窗，女蘿繞北壁。別來能幾日，草木長數尺。且覆命酒樽，獨酌陶永夕。”李白二詩中“晚酌東窗下”、“薔薇緣東窗”之“東窗”，也當是隱逸之趣尚。李白《詠鄰女東窗海石榴》雲：“魯女東窗下，海榴世所稀。珊瑚映綠水，未足比光輝。清香隨風發，落日好鳥歸。願為東南枝，低舉拂羅衣。無由共攀折，引領望金扉。”此中“東窗”似泛泛而言。白居易《栽杉》雲：“勁葉森利劍，孤莖挺端標。才高四五尺，勢若干青霄。移栽東窗前，愛爾寒不凋。病夫臥相對，日夕閒蕭蕭。昨為山中樹，今為簷下條。雖然遇賞玩，無乃近塵囂。猶勝澗谷底，埋沒隨眾樵。不見鬱郁松，委質山上苗。”詩中“移栽東窗前，愛爾寒不凋”，是因為酷愛此杉，而只是考慮選擇一個朝陽的好去處，此“東窗”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象徵意義。後來的宋人多用“東窗”，此意象已經具有了約定俗成的涵義了。如北宋理學家程顥有一首著名的《秋日偶成》詩：“閒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風雲變態中。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豪雄。”陸游《東窗》詩云：“臘近寒何薄，秋衣著尚宜。年光祈雪見，節物賣燈知。川日初沉後，樓鍾欲動時。東窗對兒子，相與細論詩。”范成大《四時田園雜興》詩亦云：“北砦教回撾鼓遠，東禪飯熟打鐘頻。小童三喚先生起，日滿東窗暖似春。”
“西窗”意象——此意象前唐運用並不多，陶詩中有“南窗”、“北窗”與“東窗”，就唯獨沒有“西窗”。杜甫《絕句》的“窗含西嶺千秋雪”，理當是臨西窗而觀吧?白居易詩中倒是多次出現“西窗”的意象，如《對琴酒》雲：“西窗明且暖，晚坐卷書帷”;又如《禁中聞蛩》雲：“西窗獨暗坐，滿耳新蛩聲”;再如《聽彈古淥水琴曲名》雲：“聞君古淥水，使我心和平。欲識慢流意，為聽疏泛聲。西窗竹陰下，竟日有餘清”。詩人西窗獨坐，西窗聽蟲，西窗棲陰，詩中的“西窗”似乎看不出什麼愛情的資訊，而只是一種審美，表現一種閒趣，作為一種表現高雅韻味的詩歌意象。也就是說，在《夜雨寄北》之前，“西窗”就已被用來作為詩歌意象了，而且含有某種意蘊之指代了，但沒有“情愛”化。
那麼，李商隱詩中的“西窗”就一定是愛情的意象嗎?李商隱筆下此“西窗”也許真有什麼典實嗎?
筆者希圖獲得寄北“西窗”的出典，結果是查閱了我所能夠找到的資料，結果是無功而罷。張忠綱主編的《全唐詩大辭典》，是“國家九五規劃重點圖書”，又是新近出版的唐詩大全。先看其“詞語典故”欄。關於“西窗剪燭”是這樣註釋的：西窗“語出李商隱《夜雨寄北》”;又說：後以此“指親友聚談”。並且，舉例明人陳汝元《金蓮記·便省》：“待歸來細問當年事，有誰念殘香冷膩，共話卻潦倒西窗剪燭時。”[⑩]此大全中也沒有見到李商隱詩中“西窗”的出典，也許西窗也沒有什麼典實也。但是，因為李商隱此詩膾炙人口，其中“西窗”已成典故，不過，並非愛情的，而倒是友情的。
再翻看《全唐詩大辭典》“地名名聲”欄。竟然發現沒有“西窗”一詞，而其與“西”所“關聯”的詞語卻羅舉了不少，如西楚、西園、西華、西林、西陵、西秦、西施、西山、西屬、西巖、西州、西塞山等等。怎麼就是沒有“西窗”一詞的呢?我們以為有幾種可能：一疏忽了，二遺漏了，三迴避了。李商隱這麼著名的一首詩，這麼膾炙人口的一名句，這麼一部“大全”的辭典怎麼會遺漏呢?這麼多唐詩專家傾力而成功的集體成果裡，怎麼會忽略了“西窗”呢?據我們推測，顯然是迴避，因為寄北前根本沒有西窗的典故，欲加解釋，又拿不出絕對權威的意見，不如不說為佳。
我們以為，西窗，多含有惆悵的意思，多表現懷思的情緒，也富有詩情畫意乃至於禪機。在李商隱之後，不時也有詩人詞人將“西窗”作為描寫物件，其基本意蘊多定格在懶慵與惆悵的意境上，帶有審美感傷的色彩，極少用作“情愛”的意象，如馮延巳的“雲歲迎春樓上月，正是西窗，夜涼時節。玉人貪睡墜釵雲，粉消香薄風天真”(《憶江南》);歐陽修的“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窗雨不聞”(《宿雲夢館》);蘇軾的“客來夢覺知何處?掛起西窗浪接天”(《南堂五首》之五);汪藻的“西窗一雨無人見，展盡芭蕉數尺心”(《即事》);楊萬里的“平野無山遮落日，西窗紅到月來時”(《晚風》);姜夔的“西窗又吹夜雨，為誰頻斷續，相和砧杵?候館迎秋，離宮吊月，別有傷心無數”(《齊天樂》);姜夔的“三茅鍾動西窗曉，詩鬢無端又一春。慵對客，緩開門，梅花閒伴老來身”(《鷓鴣天·丁巳元日》);辛棄疾的“身世酒杯中，萬事皆空。古來三五個英雄。雨打風吹何處是，漢殿秦宮。夢入少年叢，歌舞匆匆。老僧夜半誤鳴鐘，驚起西窗眠不得，卷地西風”(《浪淘沙》);王沂孫的“西窗過雨，怪瑤佩流空，玉箏調柱。鏡暗妝殘，為誰嬌鬢尚如許”(《齊天樂》);吳文英的“有人添燭西窗，不眠侵曉，笑聲轉新年鶯語”(《祝英臺近除夜立春》)等等。再後來，如清代著名收藏大家梁清標的自題蕉林書屋詩也頗著名：“半船坐雨冷瀟瀟，彷彿江天弄晚潮。人在西窗清似水，最堪聽處是芭蕉。”總之，後來的詩人作家關於西窗的描寫，西窗看雲聽雨，西窗夕昏倦鳥，西窗流霞輕風，西窗陰影婆娑，“西窗意象”有一種能夠引發特定、或者微妙情感的物象，讓人想到生命的短暫，宇宙的無窮，人生的苦痛，分離的無奈。
鑑於此，我們的結論是：
1、《夜雨寄北》中的“西窗”不一定有什麼典故，並非特指愛情。不排除此“西窗”，有一種造境的意味和功效，讀來易於生成憂思綿綿的惆悵之情。千百年來詩文中反覆出現西窗意象，“西窗”美的內涵和意蘊已經極其豐富：西窗映雪，西窗聽雨，西窗滿月，西窗遐思，西窗憶昔，西窗夢斷，西窗夕照，“西窗”定格成了一種詩化美境。西窗，是窗而非窗，已經成為一種審美符號，成為一種詩禪兼生的化境，成為一種能夠喚起人們親切好感的詩歌語言。
2、“西窗剪燭”與其說是與妻子夜話，不如說是與摯友深談，更加合情合理。夫妻久別，自應細敘於大堂，或者偎依於深閨，何故要去書房剪燭?而且又只是那“巴山夜雨時”的話題訴說呢?“西”在古代，是一個多與客人有關的概念，古人尊稱家庭教師為“西賓”“。舍房之西側房間，或者西窗，為客人所居，為家庭教師所居，書室也多安排在西側。另，“西窗”之“窗”字，又常常連詞為“窗友”、“同窗”等，更可說明《夜雨寄北》用“西窗”所要表現的正是一種會友的內容。
3、我們說“西窗”之約，非對妻所言，而是對友而言。既然“西窗”是情愛的意象，那麼，詩中必然要有與“西窗”相配合的“私暱”內容。沈德潛對《夜雨寄北》評點說：“此寄閨中之詩，雲間唐氏謂私暱之人，詩中有何私暱之意耶?”[11]言下是：既寄私暱之人，即有私暱之意;既無私暱之意，何言寄私暱之人?此質疑也很在情理上。我們從詩中所感受到的，不是卿卿我我的兒女情長，而是另外一種刻骨銘心、無時或忘的知己知音的深情。
要言之，從細讀得出結論：《夜雨寄北》並非是寄妻之詩。
然而，如果將此詩作為一般性的思友詩來解讀，也未免太皮相了點。那麼，其所寄之友又為何人呢?
疑點之一：所寄何以不署名呢?古人贈詩友人都會署上友人名號，這是禮法規矩，是常識，也是李商隱在詩歌寫作中毫不例外而遵守的規則，而此詩卻未署名物件。
疑點之二：何以“北”代之?李商隱的七絕“寄託深而措辭婉，實可空百代無其匹也”。[12]擅長且深於典故和象徵、暗示的李商隱，其所寄物件用“北”代，肯定有所深意。
疑點之三：“巴山夜雨”是否一隱語呢?當下對此詩的解讀，無論是寄妻還是寄友的持論者，其“思維”均集中在“可能與不可能”的考據上，多在此詩寫作的時間和地點上生成疑點，正說明“巴山夜雨”的暗示性。
紀昀評說此詩：“作不盡語，不免有做作態，此詩含蓄不露，卻只似一氣說完，故為高唱。”[13]即此詩所以為高唱，正是因為它不是淺直明朗寫來的。那麼，何以不明寫呢?筆者以為，主要還不是藝術上的處理，而是情理上的需要，有什麼隱情不好出口，有什麼欲求不便直說。從寄北詩中所表達的微妙情感看，其投寄萬分虔誠，對此寄所抱希望相當深切，並於其中含有期望值極高的期待。那麼，其所要“夜話”之“君”是誰呢?
筆者推測，詩中之“君”，一為令狐綯，一為溫庭筠。李商隱平生與令狐綯多詩交，直接在詩題目上明確署名的就有二十餘首。另，與李商隱詩交名列第二的也許是溫庭筠。在徐州幕時，溫庭筠寄詩云：“寒蛩乍響催機杼，旅雁初來憶弟兄”(《秋日旅舍寄義山李侍御》)。李商隱在四川時，也有三首詩寄贈溫。根據筆者的考察，此寄物件，以令狐綯為最合適。結合李商隱的身世經歷，以及他與親友的關係看，我們認為寄給令狐綯的可能性更大，將渴念知遇之心託以相思之情，渴望令狐等掌權者垂詢，以改變自己孤處巴山的境遇。因此，此詩是否可以應理解為一首行卷性質的象喻之作呢?可以解讀為整體性的象喻，類似於朱慶餘《閨意獻張水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