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羨林：假如讓我再上一次大學
“假若我再上一次大學”，多少年來我曾反覆思考過這個問題。我曾一度得到兩個截然相反的答案：一個是最好不要再上大學，“知識越多越反動”，我實在心有餘悸。一個是仍然要上，而且偏偏還要學現在學的這一套。後一個想法最終佔了上風，一直到現在。
我為什麼還要上大學而又偏偏要學現在這一套呢?沒有什麼堂皇的理由。我只不過覺得，我走過的這一條道路，對己，對人，都還有點好處而已。我搞的這一套東西，對普通人來說，簡直像天書，似乎無補於國計民生。然而世界上所有的科技先進國家，都有梵文、巴利文以及佛教經典的研究，而且取得了輝煌的成績。這一套冷僻的東西與先進的科學技術之間，真似乎有某種聯絡。其中訊息耐人尋味。
我們不是提出了弘揚祖國優秀文化，發揚愛國主義嗎?這一套天書確實能同這兩句口號掛上鉤。我舉一個具體的例子。日本梵文研究的泰斗中村元博士在給我的散文集日譯本《中國知識人の精神史》寫的序中說到，中國的南亞研究原來是相當落後的。可是近幾年來，突然出現了一批中年專家，寫出了一些水平較高的作品，讓日本學者有“攻其不備”之感。這是幾句非常有意思的話。實際上，中國梵學學者同日本同行們的關係是十分友好的。我們一沒有“攻”，二沒有爭，只是坐在冷板凳上辛苦耕耘。有了一點成績，日本學者看在眼裡，想在心裡，覺得過去對中國南亞研究的評價過時了。我覺得，這裡面既包含著“弘揚”，也包含著“發揚”。怎麼能說，我們這一套無補於國計民生呢?
話說遠了，還是回來談我們的本題。
我的大學生活是比較長的：在中國唸了4年，在德國哥廷根大學又唸了5年，才獲得學位。我在上面所說的“這一套”就是在國外學到的。我在國內時，對“這一套”就有興趣，但苦無機會。到了哥廷根大學，終於找到了機會，我簡直如魚得水，到現在已經堅持學習了將近六十年。如果馬克思不急於召喚我，我還要堅持學下去的。
如果想讓我談一談在上大學期間我收穫最大的是什麼，那是並不困難的。在德國學習期間有兩件事情是我畢生難忘的，這兩件事都與我的博士論文有關聯。
我想有必要在這裡先談一談德國的與博士論文有關的制度。當我在德國學習的時候，德國並沒有規定學習的年限。只要你有錢，你可以無限期地學習下去。德國有一個詞兒是別的國家沒有的，這就是“永恆的大學生”。德國大學沒有空洞的“畢業”這個念。只有博士論文寫成，口試透過，拿到博士學位，這才算是畢了業。
寫博士論文也有一個形式上簡單而實則極嚴格的過程，一切決定於教授。在德國大學裡，學術問題是教授說了算。德國大學沒有入學考試。只要高中畢業，就可以進入任何大學。德國學生往往是先入幾個大學，過了一段時間以後，自己認為某個大學、某個教授，對自己最適合，於是才安定下來。在一個大學，從某一位教授學習。先聽教授的課，後參加他的研討班。最後教授認為你“孺子可教”，才會給你一個博士論文題目。再經過幾年的努力，蒐集資料，寫出論文提綱，經教授過目。論文寫成的年限沒有規定，至少也要三四年，長則漫無限制。拿到題目，十年八年寫不出論文，也不是稀見的事。所有這一切都決定於教授，院長、校長無權過問。寫論文，他們強調一個“新”字，沒有新見解，就不必寫文章。見解不論大小，唯新是圖。論文題目不怕小，就怕不新。我個人覺得，這是非常重要的一點。只有這樣，學術才能“日日新”，才能有進步。否則滿篇陳言，東抄西抄，拼湊，盡是冷飯，雖洋洋數十甚至數百萬言，除了浪費紙張、浪費讀者的精力以外，還能有什麼效益呢?
我拿到博士論文題目的過程，基本上也是這樣。我拿到了一個有關佛教混合梵語的題目，用了三年的時間，蒐集資料，寫成卡片，又到處搜尋有關圖書，閱書籍和雜誌，大約看了總有一百多種書刊。然後整理資料，使之條理化、系統化，寫出提綱，最後寫成文章。
我個人心裡琢磨：怎樣才能向教授露一手兒呢?我覺得，那幾千張卡片，雖然抄寫時好像蜜蜂採蜜，極為辛苦;然而卻是乾巴巴的，沒有什麼文采，或者無法表現文采。於是我想在論文一開始就寫上一篇“導言”，這既能炫學，又能表現文采，真是一舉兩得的`絕妙主意。我照此辦理。費了很長的時間，寫成一篇相當長的“導言”。我自我感覺良好，心裡美滋滋的，認為教授一定會大為欣賞，說不定還會誇上幾句哩。我先把“導言”送給教授看，回家做著美妙的夢。我等呀，等呀，終於等到教授要見我，我懷著走上領獎臺的心情，見到了教授。然而卻使我大吃一驚。教授在我的“導言”前畫上了一個前括號，在最後畫上了一個後括號，笑著對我說：“這篇導言統統不要!你這裡面全是華而不實的空話，一點新東西也沒有!別人要攻擊你，到處都是暴露點，一點防禦也沒有!”對我來說，這真如晴天霹靂，打得我一時說不上話來。但是，經過自己的反思，我深深地感覺到，教授這一打得好，我畢生受用不盡。
第二件事情是，論文完成以後，口試接著透過，學位拿到了手。論文需要從頭到尾認真核對，不但要核對從卡片上抄入論文的篇、章、字、句，而且要核對所有引用過的書籍、報刊和雜誌。要知道，在三年以內，我從大學圖書館，甚至從柏林的普魯士圖書館，借過大量的書籍和報刊，耗費了大量的時間。當時就感到十分煩膩。現在再在短期內，把這樣多的書籍重新借上一遍，心裡要多膩味就多膩味。然而老師的教導不能不遵行，只有硬著頭皮，耐住性子，一本一本地借，一本一本地查，把論文中引用的大量出處重新核對一遍，不讓它發生任何一點錯誤。
後來我發現，德國學者寫好一本書或者一篇文章，在讀校樣的時候，都是用這種辦法來一一仔細核對。一個研究室裡的人，往往都參加看校樣的工作。每人一份校樣，也可以協議分工。他們是以集體的力量，來保證不出錯誤。這個法子看起來極笨，然而除此以外，還能有“聰明的”辦法嗎?德國書中的錯誤之少，是舉世聞名的。有的極為複雜的書竟能一個錯誤都沒有，連標點符號都包括在裡面。讀過校樣的人都知道，能做到這一步，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德國人為什麼能做到呢?他們並非都是超人的天才，他們比別人高出一頭的訣竅就在於他們的“笨”。我想改幾句中國古書上的話：德國人其智可及也，其笨(愚)不可及也。
反觀我們中國的學術界，情況則頗有不同。在這裡有幾種情況。中國學者博聞強記，世所豔稱。背誦的本領更令人吃驚。過去有人能背誦四書五經，據說還能倒背。寫文章時，用不著去查書，順手寫出，即成文章。但是記憶力會時不時出點問題的。中國近代一些大學者的著作，若加以細緻核對，也往往有引書出錯的情況。這是出上乘的錯。等而下之，作者往往圖省事，抄別人的文章時，也不去核對，於是寫出的文章經不起核對。這是責任心不強，學術良心不夠的表現。還有更壞的就是胡抄一氣。只要書籍文章能夠印出，哪管它什麼讀者!名利到手，一切不顧。我國的書評工作又遠遠跟不上。即使發現了問題，也往往“為賢者諱”，怕得罪人，一聲不吭。在我們當前的學術界，這種情況能說是稀少嗎?我希望我們的學術界能痛改這種極端惡劣的作風。
我上了9年大學，在德國學習時，我自己認為收穫最大的就是以上兩點。也許有人會認為這卑之無甚高論。我不去爭辯。我現在年屆，如果年輕的學人不棄老朽，問我有什麼話要對他們講，我就講這兩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