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紅樓夢
《紅樓夢》是公認的“中華第一小說”，除了人物塑造的成功，情節鋪展的“網狀結構”，無所不包的文化內蘊，和對現實人生的深刻觀照，它另有一項人所難及的特點，即它苦心經營出一種脆弱纏綿的氛圍。具體到小說裡，就是那座“天上人間諸景備”的大觀園。曹雪芹之前，中國小說家還從來沒有這樣創造性的用過這一番心思。
一般研究古典文學的人都承認，《金瓶梅》是《紅樓夢》的先驅。《金》首次糾正了中國長篇說部對歷史演義、神魔仙怪的過度愛好，把目光轉向凡俗人間。不靠故事的大起大落，而是憑藉對家長裡短、飲食男女的戲劇性呈現，作為小說表現的主要手段。《紅樓》在這條路上走得更遠，而在“行走”的過程當中，它發展了詩意生存與現實汙穢兩個世界並存的理念。在雖然汙穢卻很強大的現實世界的逼視下，“大觀園”裡的詩性存在顯得極其脆弱。由於二者的對比如此強烈，而“現實”的實力大大超越“詩性”，大觀園像惡浪洶湧中的一座島嶼，縱然草木蔥蘢，奇花爛漫，到底敵不過風急浪高，隨時有遭遇滅頂的可能。
大觀園代表了一種重情、重美、非功利的理想，正因它這樣純粹，才格外禁不起碰撞。“抄檢大觀園”裡，它的區域性的反抗根本掩不住總體上的不堪一擊。秋風掃落葉般的肅殺帶來濃重的悲劇意韻。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即使沒有外部現實的破壞，沒有封建家長的干預，它仍然不能長久繁榮，仍然逃不了被瓦解的結局。它最大的敵人是時間。
試想王夫人也如賈母一般開明，試想元妃能給大觀園更細緻的關照，假設朝廷始終對賈府恩寵不衰，沒有抄家的大禍。所有這些蠻暴的外力衝擊都不存在，大觀園就能青春永駐嗎？短期內自然沒有問題，過了幾年，迎探惜三春免不了紛紛出嫁（或出家），史湘雲、薛寶琴、刑岫煙也終於要徹底離開，寶黛釵的婚姻困局也總要有一個解決……一切以最和平的方式向前推進，其結果也只能是、必然是：風流雲散、各奔東西。只有李紈、寶玉、黛釵中之一人能夠留下——而且他們都會衰老。以寶玉之敏感，到時照樣會感到切膚之痛。相比雷霆風暴的致命一擊，那慢條斯理的凋零顯得更加殘酷。
反過來說，正因為大觀園的繁盛與純美是眼前的、暫時的，曇花一現的，才格外讓人珍惜，讓人揪心，讓人魂牽夢縈。如果它始終是恆定的美麗安穩，它就失去了悲劇性的情韻，失去了“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人世匆匆之感。從審美上看，“彩雲易散琉璃碎”的脆弱反而使它具備了無與倫比的魅力，雖然短暫，卻在萬千讀者心中化為了永恆。
曹雪芹深諳其中奧妙，不斷用詩詞曲牌、打趣玩笑來暗示大觀園的黯淡未來。我們一方面隨著那些花團錦簇的文字徜徉其間，如沐春風；一方面又不時被提醒這裡的一切是註定要打翻的，是朝“千紅一哭，萬豔同悲”的方向去的。當下的歡悅與來日大難構成了巨大的張力。
《紅樓夢》的兩大主角，林黛玉是大觀園眾女兒之首，也可說是至清至靈的“大觀園之魂”；賈寶玉是護花人，愛博而心勞。這兩人名字裡都有“玉”字，殊非偶然。“玉”不僅高潔純淨，同時還脆弱易碎，雙重寓意使它成為大觀園特質最好的概括與象徵。
曹雪芹的“脆弱美學”直接間接啟發了很多後輩。沈從文的《邊城》清瑩剔透，但不經間就會從如畫的氛圍中滲出悲音。果然一個少女、一個老人的脆弱平衡因老人的猝然去世而打破，白髮紅顏的奇特和諧因此驟然消解。它像《紅樓夢》一樣先用大量篇幅細細搭建起一個世界，在引領讀者認識它的過程中一邊讓人沉醉，一邊讓人不安。隨後徹底擊碎了它，讓人產生深長的惆悵。
沈從文對《紅樓》未必迷戀，《邊城》的例子也許還是偶然。但《紅樓夢》的嫡系傳人張愛玲，文風被夏志清稱為“一方面是雋永的諷刺，一方面是壓抑了的悲哀”。她顯然是有意識的做了與曹雪芹相似的選擇。張在《傳奇》裡建立的世界雖是遲慢落伍的，張本人對它也時有微詞，但你又分明感覺得到張的留戀。她很明白她所寫的這些人這些事終將被淘汰，卻不能輕易將之忘懷。她不厭其煩的寫傢俱，寫服裝，寫最微小精工的細節，同時卻也預言著它的沒落和衰敗。表面上看，《邊城》的佈局更像《紅樓》；從精神氣質上看，《傳奇》才是與之最相契的，只不過沒有把將被毀滅的部分作詩意提純，而是如實寫出其華麗繽紛後的腐爛與墮落。張愛玲對“脆弱美學”並非亦步亦趨，倒是有所發展的。其呈現出的藝術面貌，也就更為詭譎。
在《沉香屑．第一爐香》中，張愛玲寫道：“……海灣裡有這麼一個地方，有的是密密層層的人，密密層層的燈，密密層層的耀眼的貨品……然而在這燈與人與貨之外，有那悽清的.天與海——無邊的荒涼，無邊的恐怖。她的未來，也是如此……她沒有天長地久的計劃。只有在這眼前的瑣碎的小東西里，她的畏縮不安的心，能夠得到暫時的休息。”這一段文字再好不過的反映出張愛玲對《紅樓》式脆弱的認識與繼承。她把相對較為抽象的創作理念和人生美學用一個漂亮的比喻給點活了。
張愛玲的後輩白先勇，和曹、張一樣經歷過家族的盛極而衰，也同他們一樣敏感細膩。他對生命的悲涼體悟，使他寫出了一部與曹、張遙相呼應的短篇小說集《臺北人》。其中最精緻的一篇（也是分量最重的一篇）《遊園驚夢》，一面工筆細描酒宴的繁華熱鬧，穿插寫到女主角的隱秘心事；一面又滲入了“無不散之宴席”的悽哀，使讀者對漸次達到高潮的宴會流連難捨。人生如夢，夢也許美麗，但終究會醒。這種對“遊園”的愛戀導致對“驚夢”的憂慮，卻又偏偏意識到這個轉折關頭的不可避免。它和“莊生曉夢迷蝴蝶”的豁達形成了異常鮮明的對比。白先勇的“脆弱美”有他推陳出新的地方，即他著重發揮了“今昔之比”。《遊園驚夢》沒有隻停留在“如今”與“以後”，還濃墨重彩的渲染了“過去”與“如今”。由於層次豐富，這個短篇資訊量特別大，可供咀嚼的況味也特別複雜，文字也顯得特別搖曳多姿。
曹、張、白諸家的脆弱美有個與眾不同的地方，就是對作品中的美構成終極威脅的，不是哪一個具體的人，哪一個具體的階級。可能是光陰流逝，慢慢腐蝕；或是社會風習（深層的文化與心理）的演變造成時代氣質的大變。主角配角在浩渺的歷史、命運的大漩渦中載浮載沉，歷經悲歡。即使寫的是瑣事，也因為背景的宏闊縱深而具非凡的氣象。說到底，這“脆弱”並非消極，而是清醒；並非認命，而是冷靜。其細膩深邃、空靈飄逸又頗能引發一種東方化的蕩氣迴腸的感懷。尤其重要的是，稟承著這種閱世的眼光，會對筆下眾生有較多的體諒與同情，產生某種宗教情懷，不會簡單化、概念化、臉譜化的處理角色，從而保持客觀超然，達到廣大的悲憫（沈從文在這點上比張、白二人遜色，他的“田園意識”使他對城市和所謂“闊人”有根深蒂固的敵意，教授、商人、少奶奶、太太在他作品中，難得有不被挖苦諷刺的。只有寫到湘西，他才能保有淳厚中正的平常心）。曹雪芹等人的“脆弱”認知，比起之前章回小說和之後左翼宣傳小說將人物的挫折、失敗和悲苦盡數推給“壞人”、“昏君奸臣”、“壓迫勞動人民的壞階級”，境界上要高得多了。
白先勇之後，新一代作家與傳統文化的關係日漸疏離。純文學傾向於學習西方，連通俗文學也走的是“穿越時空”或《指環王》、《哈利．波特》的路子。在這樣“集體向西看”的大潮流下，以《紅樓夢》、張愛玲為代表的“脆弱美”族系，更多是學術研究的熱點，戲說歪批的物件，而不是寫作上可供借鑑的偉大資源。具有獨特的脆弱美的當代作品，遲遲不曾出現。也許，以那樣精微細緻、寄託遙深的美感籠罩全篇，抒發感慨，不大合於現代人偏愛快節奏的口味吧。只不知這狀況是一時的沉寂還是從此音沉響絕。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這條文脈若能再次成功接續，一定是後起作家在曹氏等打下的基礎上引入了新的技巧，充實了新的內涵，賦予其新的質素，像張愛玲、白先勇他們一樣，不拘泥，不硬套，活學活用，虔誠而不迂腐，循著從前的軌道走出了自己的道路，開創了一片新的天地。
熱愛崇敬不等於墨守成規，銳意進取不等於全盤丟棄。這個簡單的道理，似乎意外地難住了許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