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城》與《傾城之戀》:兩版愛情,一樣悲涼
《邊城》以20世紀30年代川湘交界的邊城小鎮茶峒為背景，以兼具抒情詩和小品文的優美筆觸，描繪了湘西地區特有的風土人情;借船家少女翠翠的純愛故事，展現出了人性的善良美好。下面小編給大家帶來《邊城》與《傾城之戀》:兩版愛情,一樣悲涼。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邊城》與《傾城之戀》:兩版愛情,一樣悲涼
摘要：沈從文和張愛玲始終保持著疏離主流話語的自覺，堅守文學的獨立立場。《邊城》和《傾城之戀》作為二人的代表作，都是以愛情題材的外殼完成有關人性或人類命運的探討命題，同時也作了二人審美理想的傳達。一版鄉下，一版都市;一個構建神話，一個解構神話，恰好作了二人創作思想和文學特質的最佳註解。而二文在悲劇意蘊表達上的深刻的一致性，使這兩位文學大家的文字比較具備了較為完整的結構和豐富的內涵。
關鍵詞：《邊城》《傾城之戀》反觀對照悲劇意蘊的一致性
《邊城》與《傾城之戀》分別創作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其作者都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疏離主流話語、堅守獨立創作立場的作家。沈從文以鄉下人自居莊嚴構建自己的希臘小廟，張愛玲以都市人的特質冷靜講述俗世的傳奇故事，《邊城》與《傾城之戀》提供的兩個版本的愛情故事恰好做了體現二人創作思想和文學特質的最佳註解。透過二文的分析比較，一則可以實現反觀式兩相對照，加深對二人創作個性的認識和理解;二則找到二十世紀文學大家的在思考人生人性問題上的深刻的一致性和表達上的殊途同歸，再度審視那個時代作家的精神世界的豐富性;三則在文字所提供的兩種不同生
活圖式對比中，對當時的都市和鄉村的生態和民俗予以再度感性把握。
兩版愛情――滬港追逐與湘西守候
兩部作品的背景是中國三四十年代的都市與鄉村，而且是最典型的都市，最徹底的鄉村。
《傾城之戀》裡滬港都市社會是典型的繁華洋場，光怪陸離，五光十色：四十年代的香港“擠迫熙熙攘攘的街市，陳年舊樓組成的街巷夾雜縱橫，地鐵排氣管永遠噴著氤氳的煙霧，人們就在這一片烏煙瘴氣中狼狽地過活……”而淪陷區的上海更是“一個紙醉金迷的自由宣洩所，它可以說是國際慾望的‘下水道’。這個充滿慾望的城市，糾纏著各種各樣慾望中的世俗的男女，他們貪求，掙扎，痛苦，迷失，為謀生，更為謀愛……”張愛玲津津樂道的都市洋場儼然封閉的小世界，雖光怪陸離，卻有著自身的和諧與安穩，這裡的人們似乎被時代忘卻了，自己也忘卻了時代，“但這種生活卻以其獨特的本質，反映著近現代中國的重要歷史側面”。白流蘇和範柳原的傳奇故事就是在這樣的背景裡被述說。
邊城茶峒有著另一種形式的封閉性，遠離工業文明的汙染，擁有完全的自治和道德自主。雖稱之為城，實際上生態和風物都是農村的，商業文明雖古已有之，但這裡的民風淳厚、質樸、美善如初民。那是一切旅客和商人可以安頓他的行李最可靠也是最舒服的地方。兵卒純善如平民，與人無侮無擾。農民勇敢而安分，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各負擔了花紗同貨物，灑脫的向深山中村莊走去，同貧民作有無交易，謀取什一之利……人人潔身信神，守法愛官……一切事保持一種淳樸習慣，遵從古禮”。孕育這民風的是一帶純美的自然風物“大小重疊的山中，大杉樹以長年綠的追人的顏色，蔓延各處。一道小河從高山絕澗中流出，彙集萬山細流，沿了兩岸有杉樹林的河溝賓士而過……河水長年清澈，其中多鱖魚，鯽魚，鯉魚，大的比人腳板還大。河岸上那些人家裡常常可以見到白臉長身見人善作媚笑的女子……”這就是沈從文永遠眷戀的精神之鄉，是翠翠與儺送美麗而讓人憂愁的愛情發生地。
《傾城之戀》講述的是一個自私的男人和一個自私的女人圍繞婚姻和名分而展開的情場角逐。在舊家庭裡遭受擠壓而幾無存身之地的離婚女性白流蘇急於改變自己的生存現狀，這時她遇見了範柳原，一個獨身、富有且精明機智的華僑，生活的轉機出現了，流蘇藉著自己的美麗和機智拼命想要抓住它，婚姻和隨之而來的經濟保障和合法名分成了流蘇的救命稻草，而柳原一方顯然因為紈衤誇 作風而不願接受婚姻的束縛，於是一場帶有濃厚洋場意味的情場角逐開始了，從滬到港，這場角逐的男女主人公周旋於一群闊綽而無聊的人群中的同時，彼此相互猜忌、精於算計、欲擒故縱而又心照不宣，雙方都把彼此看得透亮，“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算盤打得太仔細了"。香港的陷落成全了他們的婚姻，結局似乎圓滿，但這段都市版的傳奇故事從頭至尾卻沒有幾分愛情質素，更像是一場愛情遊戲，如魯迅所言，三分之二的篇幅都是寫男女間的調情，而且是“上流的調情"，其實上流與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類都市裡司空見慣的情場角逐又確實有一種世俗精神在裡面。對愛情神話的牧歌般的唱嘆不是張愛玲的風格和文學追求，“人畢竟是世俗的"，這是張愛玲小說最深層的意義核心。因而，“她的故事儘管傳奇，但最終都會暴露出世俗的內容;她的人物儘管傳奇，但最終都會歸於世俗的屬性……其行動的價值，為之奮鬥的目標超越不了‘利'或‘性'的世俗目的，那些具有較多人性，講求實效和世俗的算計，能夠為了自己的利益或性目的而奮鬥的人構成了張愛玲的城市俗人群”。張愛玲用冷靜的現實主義筆法解構了都市中的愛情神話。所謂傾國傾城不過是借用了一個古代的成語外殼對這場情場角逐的結局進行反諷罷了。
女作家張愛玲選擇了對愛情神話的冷峻拆解，男作家沈從文卻又痴情於愛情神話的詩性建構(藉此構築自己的希臘小廟)。在《邊城》裡，沈從文努力表現的是一種“優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強調人與社會中善的一面，強調人的自然性、超功利性、非社會性，與張愛玲所表現的世俗、功利、務實相對，代表了人生的兩個方面，也代表了社會的兩種價值取向。《邊城》講述的是一個純真的少女和一個純真的少年為愛情而守望的故事。和祖父及渡船相依為命的少女翠翠，在端午節小城裡的龍舟賽上邂逅了俊秀如岳雲、健壯如小公牛的少年儺送，雙方萌生了美好的情愫。這一對秉承了湘西人美好特質和天性的少男少女彼此間的眷戀和情意隨歲月的推移而潛滋暗長，愛情像觸目的山水一樣美麗純淨，塵埃不染，他們從未向對方表白過自己的心跡，也絕無都市人的心機和城府，然而又絕對地忠於自己的愛情。在渡船和碾坊之間儺送毫不猶豫地選擇渡船，拒絕財富的誘惑，聽從心靈的招引。而翠翠也同樣真誠地在內心深處守候著、咀嚼著、憧憬著自己的愛情，遠離現代都市文明的.青年男女天然地有著一種浪漫氣質和詩性人格，夏日夜晚善歌如朱雀的儺送為翠翠唱情歌的情節有著牧歌般的浪漫，而翠翠的夢境和心理體驗亦如詩般美好，這就是沈從文構築的合乎他的人文理想的愛情神話：最自然、最優美、最合乎人類健全德行的愛情模式。這個神話最終沒有走向預期的完美，大老帶著受傷的心溺水而亡，爺爺帶著受傷的心長眠於風雨之夜，儺送帶著受傷的心遠走他鄉，翠翠帶著受傷的心在渡船上默默守候，然而即便是這樣的結局也仍然有著美好的因子，因為受傷全因為愛。
流蘇和翠翠是這兩個版本的愛情故事的主角。流蘇是從舊式文明中走出來同時又受過新式文明薰陶的女子，她身上既有中國舊式女子的心性和觀念，認為出嫁是女子惟一可靠的歸宿，又有近代都市知識女性的社交才能和功利心，她的功利旨歸是獲得經濟上的保障，所以必須想方設法讓範柳原娶她，而不能“白犧牲了她自己"。她也會因為範柳原偶爾流露的真情而喜悅，但並不對愛情抱太多的幻想或對之頂禮膜拜，一則她瞭解柳原的為人和性情，二則她把著力點全部置於婚姻的爭取上，愛情相形顯得奢侈而不切實際。基於個人世俗的立場和信念，張愛玲對於流蘇把自我得失的世俗功利放在首位的做法並不拒斥。她瞭解她，瞭解她的生存困境，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城市裡的流蘇所有的心事和城府是生活在明山秀水中的翠翠無法理解的。她像門前的河水一樣純淨天然，“她在風日裡長養著，把皮膚曬得黑黑的，觸目為青山綠水，一對眸子清亮如水晶”。現代文明和它所附帶的一切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屬於另外一個世界，“自然既長養她且教育她，為人天真活潑，處處儼然如一隻小獸物。人又那麼乖，如山頭黃麂一樣，從不想到殘忍的事情，從不發愁，從不動氣…… 光光的眼睛瞅著那陌生人，作成隨時可能舉步逃入深山的神氣，但明白了面前的人無機心後，就又從從容容的在水邊玩耍了。" 她身在桃花源般的湘西，得山水之靈氣，集聰慧與美善於一身，不矯情不懶惰不奢華，真正是自然之子。愛情悄然來臨於一個自然的機緣，而她也只是把它放在心裡任憑它自然滋長、瀰漫，羞怯地期待、守候，“翠翠溫習著兩次過節兩個日子所見所聞的一切，心中很快樂，好像目前有一個東西，同早間在床上閉了眼睛所看到那種捉摸不定的黃葵花一樣，這東西彷彿很明朗的在眼前，卻看不準，抓不住"。這個湘西小女子僅憑兩個日子所見所聞的一切，就維繫了兩年的快樂和迷亂在心裡，她沒有想過去爭取，只是靜靜地守候和遐想，任憑一切都按自然的節律，遵循自然的法則，緩緩地流動，健康而優美。原始、古樸的民風民俗孕育出的純樸、健康的人性，在翠翠身上沈從文寄託了自己的審美理想。
一樣蒼涼――宿命表達與孤獨體驗
沈從文和張愛玲雖然在文學創作的審美理想及創作風格上有著迥然不同的旨趣，但作為現代文學史上獨樹一幟的文學大家，他們有著同樣敏感的個性，同樣深刻的人生思考與洞察，也必然在人生的深層開掘上出現自然的遇合和心靈的默契。
憂生憂世、悲天憫人的情懷，自屈原始經過幾千年的傳承積澱已成為中國士人階層文化心理結構的一部分。優秀的知識分子在對人類命運的思考中，在對人與人，人與自然的關係追問中，一次次地觸及到悲劇性的命題。悲劇永恆常在，因為人類最終無法與不可知的命運抗衡，無法真正超脫生死的侷限，由於生存的擠壓與人性的自私和褊狹的弱點，個體的人永遠也不可能為他人所徹底瞭解，人際的隔膜亦成為不可避免。
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說：“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走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命運變動中的憂患，與由於營養不足而產生的‘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慾望，來做樸素的敘述……認識這個民族過去偉大處和現在墮落處。"沈從文清醒地告訴我們他試圖透過《邊城》中幾個小人物的命運來為探討整個民族的命運訴求，結局必然悲涼，因為他已經看到他所建構的民族的道德理想正在無可挽回地崩潰坍塌，富有象徵意味的白塔倒塌了，而白塔護佑下的美善人物的命運也陷入徹底的悲涼：兩個美善人物死去了，活著的美善的人們面臨更深不可測的宿命。這種悲涼感在小說的中間和結尾都有表達。大老死後，“一切依舊，惟對於生活，卻彷彿什麼地方有了個看不見的缺口，始終無法彌補起來"。預示了命運的難以捉摸和人生的殘缺。“這個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小說結束於對宿命的再次體認充滿了濃重的悲涼意味。
不同於沈從文的對民族及人類命運的理性思考，張愛玲的悲劇意識來源於她對那“不經意間貫通古往今來的對人生和世相的洞察力和感悟力”。她並不去追究悲劇的根源，而是籠統地認為，人生是一場不幸，毫無來由地走著下坡路，個人是無所作為的。《傾城之戀》裡多處表現了這樣的悲涼。紈衤誇的柳原在感慨人生無常時其情懷也令人感念：“‘死生契闊――與子相悅，執子之手，與之偕老。’……我看那是最悲哀的一首詩，生與死與離別，都是大事，不由我們支配的。比起外界的力量，我們人是多麼小，多麼小!可是我們偏要說：‘我永遠和你在一起;我們一生一世都別離開。’――好像我們自己做得了主似的!”柳原彼時的軟弱和淒涼是註定了的，因為他已感到人類面對命運的無能為力。故事結尾處，流蘇的悵惘也仍是一種宿命感的表達。
對人與人之間關係及生存體驗的思考也是人類的思想者經常涉及到的命題。人類靈魂本質上是相互孤立的。王國維先生在《〈紅樓夢〉評論》中言及：“由叔本華之說悲劇之中，又有三種之別：第一種悲劇，由極惡之人，極其所有之能力，以交構之者。第二種，由於盲目的運命者。第三種之悲劇，由於劇中人之位置及關係而不得不然者;非必有蛇蠍之性質，與意外之變故也，但由普通之人物，普遍之境遇，逼之不得不如是;彼等明知其害，交施之而交受之，各加以力而各不認其咎，此種悲劇，其感人賢於前二者遠甚，何則?彼示人生最大之不幸，非例外之事，而人生之所固有故也。”這第三種悲劇，是普遍地存在於普通人生活中的命題，繁華洋場中的男女白流蘇和範柳原的現實距離很近，然而他們之間的心理距離是如此遙遠。他們都感覺孤獨，卻沒有能力讓對方瞭解自己，他們洞察對方的表演同時也表演給對方看，明知其害，卻又“交施之”而“交受之”使溝通成為奢望。柳原對婚姻的排斥逃避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婚姻關係的不信任，包括對自己的不信任，這個表面極放浪灑脫的男人其實有著軟弱的一面，因為他是思考著的，懂得人際隔膜的永恆性。
即使是淳厚質樸如湘西人也難以跨越這亙古不變的悲劇性。爺爺、翠翠、二老、大老都是善良的人，然而誤會卻接二連三地發生著：爺爺疼翠翠卻並不懂得她的心事，二老愛翠翠但不明白她的情意，待仁愛、仗義的爺爺熱切地成全這對年輕人時，卻被二老誤解為虛情假意。爺爺之死是小說中最具悲劇意蘊的篇章，這一生善良、正直、勤勞、熱誠的老人因為大老的死和鄉鄰的誤解而痛苦沉默，又傷及女兒的往事，憂及翠翠的婚事，在心力交瘁中淒涼地孤獨地死去，翠翠撕心裂肺的哭聲喚起了多少人的悲憫情懷和對人類永恆存在的孤獨感的認同。沈從文精心構築他的人性理想的同時，並不掩蓋這種普遍存在於普通人類中的孤獨體驗。
在中國二十世紀文壇上，張愛玲和沈從文都是獨特的。他們的獨特在於對文學和人生的獨立思考和個性體悟，他們的思想和情感將穿越時空為更多的讀者所認同追隨，讓更多的讀者透過他們的文學創作了解那個時代的風雲際會和精神的豐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