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唐永貞革新與白居易閒適詩的創作
永貞革新失敗和革新精神遭遇到挫折，這對白居易的思想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歷來學者在對白居易的閒適詩的思想內容、文化解讀等方面作了很充分的研究，而從政治因素對白居易閒適詩的創作影響還稍顯單薄。筆者認為，白居易為數最多的前後期的閒適詩的創作都與他早年遭遇的政治打擊有關，尤其是永貞革新的影響。要解讀白居易的閒適詩創作，就不能迴避中唐的一次重大的政治革新運動――永貞革新。本文擬從白居易閒適詩中體現的佛道思想，來探討永貞革新對白居易閒適詩創作的影響。
永貞革新曇花一現的改革，終究付諸東流，參與者受到了嚴酷的政治懲罰。白居易看到了八司馬的結局，宦途的無常讓他們心悸。但畢竟他不是八司馬中的一員，並沒有親身感受到那種結局的痛苦，因此，白居易雖心有餘悸，還是義無反顧地順承了永貞革新的道路，但他改革的熱情最終遭遇了挫折。
白居易積極地向朝廷提出中肯的建議，但是憲宗很少真正採納，使他非常苦悶，他曾以世上缺少伯樂自嘲：“豈無市駿者?盡是凡人目。相馬失於瘦，遂遺千里足。”(《羸駿》)元和十年，他上書請求捕殺行刺宰相武元衡的兇手，得罪了權貴，被貶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馬。在貶謫詔書到達前，他很苦悶，其《自誨》詩寫道：
樂天樂天，來與汝言：汝宜拳拳，終身行焉。物有萬類，錮人如鎖;事有萬感，熱人如火。萬類遞來，鎖汝形骸;使汝未老，形枯如柴。萬感遞至，火汝心懷;使汝未死，心化為灰。……而今而後，汝宜飢而食，渴而飲;晝而興，夜而寢。無浪喜，無妄憂;病則臥，死則休。此中是汝家，此中是汝鄉。汝何舍此而去，自取其遑遑?遑遑兮欲安住哉?樂天樂天歸去來!
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白居易親身感受的痛苦結局，使他頓時聯想到自己與“八司馬”的悲慘遭遇多麼相似，不僅心生悲涼之嘆;再者政治的沉浮，也使白居易意識到在這種官員互相攀援、明爭暗鬥的局面下是非模糊，以一人之力想有所作為是不可能的，甚至想按照本心、自我原則為事做官也已越來越難。正是這一連串的事件，使白居易政治熱情逐步減弱，進一步認識到宦途的無常和政治鬥爭的殘酷，再也不像當年那樣書生氣十足的指責朝政了，而是重新思考自己的處世之道。這無一不是受了永貞革新直接或間接的影響。
顯然，永貞革新的消極的影響使白居易的人生價值觀有所改變。詩歌中反映的情緒看似曠達，其實熱情已降到了冰點，對人生、世事，他視之猶如一場幻夢。封建社會士大夫在無力擺脫困境的時候，常常會歸之於命運，然後逃避，白居易也是這樣。元和十一年，他寫的《歲暮》詩把自己的思想歸納了一番：
已任時命去，亦從歲月除;中心一調伏，外累盡空虛。名宦意已矣林泉計何如?擬近東林寺，溪邊結一廬。
這是一種歸隱的念頭。他後來的心境和生活其實與此是一致的。其後的忠州之調，更標誌著他思想的重大轉變，他寫了一首五十韻的五言排律，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其《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來舟中示舍弟五十韻》有云：
老見人情盡，閒思物理精;如湯探冷熱，似博鬥輸贏。險路應須避，迷途莫共爭;此心知止足，何物要經營?玉向泥中潔，松經雪後貞。無妨隱朝市，不必謝寰瀛。但在前非悟，期無後患嬰。多知非景福，少語是元亨。晦即全身藥，明為伐性兵。昏昏隨世俗，蠢蠢學黎氓。鳥以能言 ，龜緣入夢烹。知之一何晚?猶足保餘生!
他做出了新的決定：一、避險知足;二、隱於朝市;三、少語全身;四、隨俗浮沉，總之就是“獨善其身”。五十五歲時被轉調為蘇州刺史，他在《自詠五首》之一寫道：
朝亦隨群動，暮亦隨群動。榮華瞬息間，求得將何用?形骸與冠蓋，假合相戲弄;何異睡著人，不知夢是夢。
此時，他已漸漸失去了昔時關注現實的激情。接連不斷的顛簸，使他很痛苦：
“倦鳥得茂樹，涸魚反清源。舍此欲焉往?人間多險艱!”(《香爐峰下新置草堂即事詠懷題於石上》)他要在歸隱閒適中躲開人間的煩惱和苦難。
白居易在改革的路途中遭遇了挫折，過著痛苦寂寞的生活，這使他充溢著一種不平的情緒，並且要在文學中發洩出來。如白居易在江州司馬任上曾寫詩道：
自哂沈冥客，曾為獻納臣。壯心徒許國，薄命不如人!才展凌雲翅，俄成失水鱗。……蕭條殘活計，冷落舊交親。……行藏與通塞，一切任陶鈞。(《江南謫居十韻》)
功名富貴須待命，命若不來爭奈何?(《浩歌行》)
在流露出不滿的同時，有著歸隱的念頭。但他所受的打擊畢竟沒有八司馬嚴重，因而心理壓力也就小一點。他早年形成的對人生、生死的認識，在政治打擊下開始對他的生活發揮重要作用，佛家那種不問事世的淡漠情懷和道家的齊生死、等禍福的齊物論思想又在開始衝擊著他的頭腦。如他的《效陶潛體十六首》之十三：“貴賤與貧富，高下雖有殊。憂樂與利害，彼此不相逾。是以達人觀，萬化同一途。” 白居易在三十四歲(永貞元年)做秘書省校書郎時，就有一種人生短暫的失落感：“人生詎幾何?在世猶如寄。”(《感時》)即使四十歲升官誌喜，他也說：“人生百歲期，七十有幾人?”(《初除戶曹喜而言志》)遭受政治打擊後，他更加消沉。人生不可把握，仕途又充滿坎坷，因此他要隨緣自適：“蝸牛角上爭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隨富隨貧且歡樂，不開口笑是痴人。”(《對酒五首》之二)他開始有意追求一種閒適的生活狀態。從他集子中隨處可見的以“閒”詩題的.作品，有語詞閒出、閒行、閒居、閒吟、閒居、閒坐、閒遊、閒眠、閒臥、閒望、閒問、閒忙、閒飲、閒放、閒題、閒泛、閒樂、閒行、閒夕、閒事、閒園等等，即可見其端倪。白居易有三首專門詠閒的詩作，大和三年(829)的《詠閒》：
但有閒銷日，都無事繫懷。朝眠因客起，午飯伴僧齋。樹合陰交戶，池分水夾階。就中今夜好，風月似江淮。
大和八年(834)，有《喜閒》：
蕭灑伊嵩下，優遊黃綺間。未曾一日悶，已得六年閒。魚鳥為徒侶，煙霞是往還。伴僧禪閉目，迎客笑開言。興發宵遊寺，慵時晝掩關。夜來風月好，悔不宿香山。
會昌二年(842)，有《閒樂》：
做安臥穩輿平肩，倚杖披衫繞四邊。空腹三杯卯後酒，曲肱一覺醉中眠。更無忙苦吟閒樂，恐是人間自在天。
在白居易看來，閒是一種無公務羈絆，一切隨意、隨性而行，充分感受自然、身心之自在與樂趣的生命狀態，是其晚年所追求的生命體驗，也是其享受生活情趣的前提條件。因此，他很會調節自己的生活，有時聽聽音樂：“非琴非瑟亦非箏，撥柱推絃調未成。欲散白頭千萬恨，只銷紅袖兩三聲。”(《雲和》)有時春池泛舟：“波上一葉舟，舟中一樽酒。酒開舟不繫，去去隨所偶。”(《泛春池》)流水、游魚、小舟、鶴、浮萍、碧竹、書棋、茶酒，這些充滿閒適韻味的事物都是他的陪伴：
夾岸鋪長覽，當軒泊小舟。枕前看鶴浴，床下見魚遊。洞戶斜開扇，疏簾半上鉤。紫浮萍泛泛，碧亞竹修修。讀罷書仍展，棋終局未收。午茶能散睡，卯酒善銷愁。簷雨晚初霽，窗風涼欲休。誰能伴老尹，時復一閒遊?(《府西池北新葺水齋即事招賓偶題十六韻》)
其筆下的景物也常常是閒淡的：
草淺馬翩翩，新晴薄暮天。柳條春拂面，衫袖醉垂鞭。立語花堤上，行吟水寺前。等閒消一日，不覺過三年。(《晚興》)
景閒，人閒，乃至賦閒不知歲月，正是隨緣任運、恬淡心情的反映。《江州雪》、《放旅雁》、《晚望》、《早春》、《春寢》、《睡起晏坐》、《秋熱》等都是這一時期的同類作品。此時，佛、道思想又逐漸滋長。他糅合儒家的“樂天安命”、道家的“知足不辱”和佛家的“四大皆空”來作為“明哲保身”法寶。
透過對白居易在永貞革新後的政治生活、生存環境及其閒適詩創作的考察，我們不難看出其時的閒適詩與永貞革新的或直接或間接的關係。永貞革新失敗和革新精神遭遇到挫折，對他生活產生了很大的影響，使他的作品充溢著濃郁的淡漠閒適的情懷。同時，文學也表現出更為豐富的內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說，正是永貞革新使其後的文學體現出題材和感情基調的一致性，形成了獨具特特色的風格特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