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文：王維禪詩的心理解析
【內容摘】王維後期的詩歌代表了他的成就。他在亦官亦隱中在禪宗的影響下，寫出了一首首意境優美、含蘊深邃的山水禪詩。王維之所以在藝術境界這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就是因為他在禪修中，能以靜穆的觀照感受到宇宙萬物與自己那清寂而又靈動的生命。也是在禪修中達到了心理自性的圓滿，從無意識的海洋中汲取了無盡的歷史財富。
【關鍵詞】王維;禪詩;心理分析;自性;無意識
王維是盛唐時期的著名詩人，以其極富禪趣的詩歌而著名，他的詩，特別是後期的詩歌，意象空靈，境界清幽，呈現出一種閒澹冷寂，悠然自得的情趣，清·王士禎說王維的詩“妙諦微言，與世尊拈花，迦葉微笑，等無差別”(《帶經堂詩話》卷三)，由此可見王維詩歌與佛教有很深的淵源，但是王維詩中所寓的禪意究竟是一種樣的佛家境界呢?王維的詩歌為什麼能達到如此深遂玄冥、空靈清妙的境界呢?
下面我們就主要從這幾個方面入手，對王維的詩歌主要是禪詩進行一番解析。
一、王維的生平、思想
王維生於武后長安元年(701)，卒於肅宗上元二年(761)，字摩詰，原籍太原祁(今山西祁縣)人。
王維少年時代即有才名。唐玄宗開元七年(719)，19歲的王維赴京兆府試，中了第一名解頭。21歲中進士，作大樂丞。後因伶人舞黃獅子違制事受連累，被貶為濟州(治所在今山東長清西南)司庫參軍。王維希望有所作為，他干謁當時作宰相的張九齡，終於在34歲那年，被提拔為右拾遺，重返長安。後來，王維改任監察御史，曾奉命出使塞上，到邊疆作過一個時期的兼職判官。回京後，於開元二十八年40歲時，轉為殿中侍御史。從此，王維過起了亦官亦隱的生活來。此間他多次升官，最後做到給事中。較之從前的右拾遺，官職已由從八品上升到了正五品上。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755)，安史之亂爆發。王維時年55歲，第二年六月，安祿山攻陷長安，唐玄宗奔蜀，王維追隨玄宗不及，為叛軍俘獲。安祿山素知王維的才華，強迫他作偽給事中。王維作了一首詩,表明了他不願作偽官的心跡。至德二載(757)，兩京相繼收復，唐肅宗自鳳翔還長安，詔示凡作過偽官者，以六等定罪。王維被囚禁。肅宗鑑於王維曾作有一詩，也就從寬發落，僅降王維為太子中允。
自從免罪後，王維心灰意冷，儘管他不久官復原職，59歲時竟升為尚書右丞(世稱他為王右丞即原於此)。他更篤志奉佛，“以玄談為樂”，“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為事。”上元二年(761)七月，王維卒，年61歲。葬於輞川清源寺。
以天寶初年即王維40歲左右為界，王維的思想可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有積極的人生態度和政治抱負，熱情，開朗，雄心勃勃。他在這時期創作的政治詩和邊塞遊俠詩，洋溢著青春朝氣和理想光芒，飽含情韻。他的《從軍行》、《少年行》、《燕支行》等就寫得意氣風發、軒昂颯爽，活脫脫的一個極端昂揚自信的盛唐人的典型風貌。
後期的王維過起了亦官亦隱的生活來。著名的《輞川集二十首》，就是王維晚年隱居輞川別業時寫的一組小詩。王維《山居即事》說：“寂寞掩柴扉，蒼茫對落暉。”這是他獨自隱居山中時的心態寫照。由於生性好靜,把獨往獨來的歸隱生活寫得很美，其《酬張少府》說：“晚年惟好靜，萬事不關心。自顧無長策，空知返舊林。松風吹解帶，山月照彈琴。君問窮通理，漁歌入浦深。”無心於世事而歸隱山林，與松風山月為伴，不僅沒有絲毫不堪孤獨的感覺，反而流露出自得和閒適。讓人感受到一片完全擺脫塵世之累的寧靜心境和難以言說的自然之美。這類詩歌才是代表了他的藝術成就。
二、仕與隱的心理探究
王維在仕途中有三次大的挫折，第一次，開元九年因伶人舞黃獅子違制事受連累，被貶為濟州;第二次，在開元二十四年王維的知音、恩相張九齡罷相，他也再次遭貶。王維“亦官亦隱”的生存狀態，就始於這個時候，這大大影響了他的生活狀態，藝術態度。第三次即“安史之亂”所遭際的“陷賊”“偽職”事件。
在第二次遭貶時王維曾作了一首《贈從弟司庫員外絿》詩來表明自已心跡。
少年識事淺，強學幹名利;徒聞躍馬年，苦無出人智。即事豈徒言，累官非不試;既寡遂性歡，恐招負時累。清冬見遠山，積雪凝蒼翠;皓然出東林，發我遺世意。惠連素清賞，夙語塵外事;欲緩攜手期，流年一何駛!
詩的前八句直接抒寫人生感慨，可謂是詩人前半生仕途經歷的總結。詩人在仕途跋涉中，是多麼的勉為其難，疲憊不堪，身心俱瘁。詩人低首徘徊，處在了何去何從、無可奈何的人生十字路口。
我們看到塵世的羅網，矛盾交錯，束縛著詩人的身心，使詩人的精神世界變得如此沉重、壓抑、慘淡、灰暗，而詩人內心的自我，卻是真力彌滿，蓬勃生髮，渴望著超脫自在，在廣闊的宇宙空間裡逍遙神遊。因而正當詩人遊心拘促、鬱悶難遣、低首躑躕之際，驀地引頸遠眺：“清冬見遠山，積雪凝蒼翠”，一個多麼心曠神怡的寥闊世界撲入眼簾，光被四表，直射人心!故爾詩人要“皓然出東林，發我遺世意”，興高采烈地邁進這個理想的光明的人生境界,從而要徜徉於大自然中，悠遊山水之中,與天地同流，與萬物歸一，詩人的生命存在要在此中得到了自由解脫，他的本真也在此澄明朗現。
這首詩清晰的表明了王維心路的歷程，從對仕途的失落到對隱於山林的嚮往，然而如此王維也沒有真正做到完全的隱居，王維曾自我表白說：“世綱嬰我故，小妹日長成。兄弟未有娶，家貧祿既薄。”
王維這樣做卻是有著深刻心理和思想根源的。
王維的這種妥協以至圓滑的處世態度，是有一套自覺的理論體系，他認為在山林可以清高，在朝廷也可以清高。他在晚年所寫的《與魏居士書》一文中，指出：“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為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為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這種“無可無不可”、隨遇而安的思想，既是王維的自我辯解，也是他的人生觀。它成了王維後期亦官亦隱生活的思想基礎和理論根據。
因而，便連在人們心目中已經夠超然的陶潛，他都以為很不瀟灑，在其詩文中言及陶令時，多不太恭維、其中譏諷的理由主要有三點：
一是陶令不該這麼執著功名，三番五次地在仕隱間作拉鋸式的徘徊，而有不識時務的遲遲期待，王維詩云：“不厭尚平婚嫁早，卻嫌陶令去官遲”(《早秋山中作》);
二是陶令不該這麼自漸斯文而叩門乞食，而且不諳韜晦不識圓達而自取其辱，王維譏誚說：“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我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與魏居士書》);
三是陶令不該這麼作踐自我也作踐家小，毫無家庭責任感，“且喜得斟酌，安問升與鬥。”“生事不曾問，肯愧家中婦。”(《偶然作六首》)
由此也被人批評為“中國封建社會即清高又軟弱的仕大夫的典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