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詞學思想和＂易安體＂的特點
【導讀】李清照出生於書香門第，早期生活優裕，其父李格非藏書甚富，她小時候就在良好的家庭環境中打下文學基礎。出嫁後與夫趙明誠共同致力於書畫金石的蒐集整理。金兵入據中原時，流寓南方，境遇孤苦。所作詞，前期多寫其悠閒生活，後期多悲嘆身世，情調感傷。形式上善用白描手法，自闢途徑，語言清麗。論詞強調協律，崇尚典雅，提出詞“別是一家”之說，反對以作詩文之法作詞。能詩，留存不多，部分篇章感時詠史，情辭慷慨，與其詞風不同。
一、《詞論》的著錄和"別是一家"說的創立
集中反映李清照詞學思想的《詞論》的篇名是後人命名的。此文最旱由胡仔在其《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十三《晁無咎》條下著錄時，稱"李易安雲"。胡仔所引是否全文，至今尚有疑議。鑑於此文不僅是李清照唯一的詞學論著，也是詞史上最早產生巨大影響的一篇詞論，篇幅又很簡短，茲將胡仔所引之全文迻錄於下：李易安雲："樂府、聲詩並著，最盛於唐。開元、天寶間，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時新及第進士開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隱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慘沮，與同之宴所，曰：'表弟願與坐未'，眾皆不顧。既酒行樂作，歌者進，時曹元謙、念奴為冠。歌罷，眾皆諮嗟稱賞。名士忽指李曰：'請表弟歌'，眾皆哂，或有怒者。及轉喉發聲，歌一曲，眾皆位下，羅拜日：'此李八郎也。'自後鄭、衛之聲日熾，流靡之變日煩，已有《菩薩蠻》、《春光好》、《莎雞子》、《更漏子》。《浣溪沙》、《夢江南》、《漁父》等詞，不可遍舉。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獨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樓吹徹玉笙寒'，'吹皺一池春水'之詞，語雖奇甚，所謂'亡國之音哀以思'也。逮至本朝，禮樂文武大備。又涵養百餘年，始有柳屯田永者，變舊聲作新聲，出《樂章集》，大得聲稱於世。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又有張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終、晁次膺輩繼出，雖時時有妙語，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獻、歐陽永叔、蘇子瞻，學際天人，作為小歌詞，直如酌蠡水於大海，然皆句讀不茸之詩爾。又往往不協音律者，何邪？蓋詩文分平側，而歌詞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且如近世所謂《聲聲慢》、《雨中花》、《喜遷鴦》，既押平聲韻，又押入聲韻。《玉樓春》本押平聲韻，又押上、去聲，又押入聲。本押仄聲韻，如押上聲則協，如押入聲，則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漢，若作一小歌詞，則人必絕倒，不可讀也。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後晏叔原、賀方回、秦少游、黃魯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無鋪敘，賀苦少典重，秦即專主情致，而少故實，譬如貧家美女，雖極妍麗豐逸，而終乏富貴態。黃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價自減半矣。"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皆摘其短，無一免者，此論未公，吾不憑也。其意蓋自謂能擅其長，以樂府名家者。退之詩云：'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正為此輩發也。"繼胡仔之後，第二位著錄《詞論》的是南宋人魏慶之，見於其《詩人玉屑》卷二一《詩餘》條，在《晁無咎評》之後，題作《李易安評》，又另作《李易安雲》，文字除將胡仔所引的"雖極妍麗豐逸"句作"非不妍麗"，又將胡仔所引的"皆摘其短"句作"皆指撾其短"外，其他悉同胡仔所引，並將"苕溪漁隱曰：易安歷評諸公歌詞，正為此輩發也"一段全文引錄。
第三位著錄《詞論》的是清人徐釚，其《詞苑叢談》卷一《體制》題作《李易安詞評》，文字系據《詩人玉屑》，而未引"苕溪漁隱曰正為此輩發也"一段。上述引文中的"乃知別是一家，知之者少"，就是李清照首次為詩、詞之別立下的界碑，也是後世論者常常引用的"詞'別是一家，"的原始出處，如引作"詞別是一家"，則不是現存李清照《詞論》的原文。
二、《詞論》的貢獻
以往人們對《詞論》所作出的貢獻，大都只就其"文字"涉及到的諸如詞史、詞律、詞評等問題加以論列，而對其貫穿全文的一個盡在不言中的重要問題，至今仍被忽略，這個問題就是《詞論》堪稱：
（一）為"小歌詞""補天"之作
把宋代的這種特定的文學體式稱之為"宋詞"無疑是後世的事，李清照還不時把它叫做"小歌詞"，在她之前，詞更被叫做"曲子詞"、"樂章"、"樂府"、"琴趣"、"長短句"、"詩餘"等等，別名很多，但沒有一個能作為其獨立"人格"的揭櫫，名字也不夠響亮。這都是因為那時的詞尚處在詩的附庸和棄兒階段的緣故。到了北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文化的繁榮，歌樓舞榭遍及城市，官伎、私伎比比皆是。這種被叫做歌詞的創作權，不僅從民間轉到了一些文學大家的手裡，甚至還有一些名公大臣加入了"小歌詞"的寫作行列，從而給這一畔域帶來了新的問題。這時李清照挺身而出，為"小歌詞"的純潔和獨立，大聲疾呼。上引《詞論》的第一段是說詞應象唐朝開、天盛世時的"樂府、聲詩"一樣，是供歌壇名星演唱的；第二、三段分別指出"鄭、衛之聲"和"亡國之音"都不合時宜，前者則更是被指摘的物件；第四段是全文的核心，它以例項說明，象柳永《樂章集》那樣"雖協音律，而詞語塵下"不行，象晏、歐、蘇等人那樣寫一些"不協音律"的"句讀不茸之詩"也不行。不論是晏、歐、蘇，還是王安石、曾鞏，他們所作"小歌詞"之所以"不可讀"，主要是他們不知詩、詞之別，或"知之者少"。而對詩、詞之別"始能知之"的晏幾道、賀鑄、秦觀、黃庭堅，又各自有"無鋪敘"、"少典重"、"專主情致"、"少故實"等缺久。總的看李清照的這篇《詞論》，對時弊的批評是擊中要害的，建樹是獨特的，對後世的影響是深遠的。詞這一體式之所以能夠膺任宋代文學的代表，被光榮的稱為"宋詞"，在一定意義上說，對於詞的本質的確立和流弊的匡正，李清照幾有"女娟""補天"之功。
（二）對詞之為體要義的建樹
李清照對於詩、詞之別的劃分，應該說是首先著眼於詩、詞不同的社會作用的。詩的社會作用已為人們所共認，這就是孔子所說的"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從李清照的詩歌實踐看，無疑她對孔子此說是身體力行的。關於詞的社會作用，《詞論》中雖亦無直接論述，其贊成曹元謙、念奴、李八郎等"歌壇"高手，在曲江宴上大顯身手，就說明她是格守《花間》、南唐之風習，也把"小歌詞"看成"娛賓遣興"、侑筵佐筋的工具。既如此，在她看來，"小歌詞"要想唱得"眾皆泣下"，除了要有象李八郎那樣的"擅天下"的"能歌"者，歌詞本身不僅要摒除"鄭、衛之聲"，"亡國之音"和"詞語塵下"者，還要有與詩文大不一樣的、為詞所特有的音韻格律，她《論語·陽貨》，朱熹《四書集註》本，中華書局1983年版。
認為詩文只講究平仄即可，而歌詞則既"分五音，又分五聲，又分六律，又分清濁輕重"，如不烙守音律方面的這一系列的嚴格規定，那麼所作歌詞"則不可歌矣"，這樣的人作為歌詞作者，即使"學際天人"，也是不稱職的。要想稱職，必須首先弄清詞是"別是一家"的，與詩很不一樣，它們必須各立門戶的道理。在這個基礎上，作者還進一步強調，詞還要有"鋪敘"、要"典重"，既不能象秦觀那樣"專主情致，而少故實"，也不能象黃庭堅那樣"即尚故實，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暇，價自減半矣。"以上是李清照在其《詞論》"文字"中直接論述到的關於詩、詞的主要區別之點。對此，她從理論上作了明確的、反覆的強調。但對於詩和詞別一方面的主要區別，即二者在題材內容方面的差異，在現存《詞論》"文字"中，沒有明確的、直接的論述，但在李清照的創作實踐中，其詩、詞的題材內容則敻不相埒。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不難設想，即胡仔在其《苕溪漁隱叢話》中所錄"李易安雲"，並非全文。其闕文一則可能在論述詩，詞題材之別的段落上；一則又可能在"價自減半"的戛然而止處。後者的內容，顯然不便妄測，試對前者擬補如下：詩、詞之間，除了《詞論》中著重強調的音律，即形式方面必須嚴加區別外，後面提到的對於詞在情致、鋪敘、典重、妍麗、豐逸等方面的一系列要求，均取決於內容，而內容如何又往往取決於題材。實際上李清照對於詩和詞在題材內容方面的規定十分嚴格，可以說她為二者劃了一條很深的鴻溝。比如她的詩的題材內容幾乎都是關係到社稷江山和興觀群怨的，偶爾寫了一首被認為"甚工緻，卻是詞語"的《春殘》詩（詩云："春殘何事苦思鄉，夢裡梳頭恨最長。梁燕語多終日在，薔薇風細一簾香"），基本也沒有超出《論語·陽貨》所規定的興觀群怨和"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的範圍。至於其詞的題材內容，所涉及的或是伉儷親情，或是離懷別苦，或是私生活方面的隱衷。即使後期的個別詞中帶有一定的家國之念，她也將其託之"酒朋詩侶"、閨事閨情出之，絕無直抒壯懷之篇。至於李清照在詞的題材內容方面，嚴把私房門的做法是否完全可取，那是尚須另外探討的問題，但如果在《詞論》中，讀不出作者對於詩、詞題材的嚴格分工，那就勢必造成對其作品（主要是詞）的誤解，甚至曲解。比如她的《聲聲慢》，如果把它理解成借惟悴的黃花、雨中的秋桐和不再為她捎書的鴻雁，表達其中年被疏無嗣的隱衷，就很符合作者對於詞的題材規範，而象以往那樣，大都把這首詞說成是表達恢復無望的苦悶，從而把"雁過也，正傷心，卻是舊時相識"三句，等同於朱敦懦南渡以後寫的"年年看塞雁，一十四番回"等句，把"梧桐更兼細雨，到黃昏、點點滴滴。這次第，怎一個愁字了得"諸句，說成與張炎的"只有一枝梧葉，不知多少秋聲"一樣，都是表達對時事的憂傷云云，這種種說法，無疑都是牽強附會的，因為這遠遠超出了李清照為其詞所規定的題材範圍。如果細讀一下其《詞論》，就會知道，這樣人為地拔高李清照，恰恰違背了她對於詞的理論主張。
同時還應該看到，《詞論》對於詞在格律方面迥異於詩的獨特要求，無疑是基於時人對於詞合樂、應歌的現實需要；而李清照對於詞的題材內容的界定，則無異於強化了詞的自身特色。她從兩個方面所花費的苦心，集中到一點，就是她不遺餘力地為詞爭取生存權，如果沒有李清照對於詞之為詞的特質的強化，那麼在已經出現的"以詩為詞"、"以文為詞"，以及對詞的格律屢屢有所突破的現實面前，詞不但會處在作為"詩餘"的名實相當的附庸地位，久而久之，隨著其自身特點的弱化和消失，在失去其獨立存在的必要性之時，也就是其被詩取代之日，然而詞在以後的歲月中，不管出現了什麼樣的為李清照所始料不及的生存環境，它不僅沒有消融於詩，反而在面對著比唐詩更加紛壇勢眾的'宋詩面前，出"人"頭地。宋詞的出息，固然非藉助於清照一人之力，但在它爭執牛耳的過程中，李清照以其理論和創作的雙重業績，立下了頭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