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究范仲淹“先憂後樂”的思想
《岳陽樓記》中的“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整片文章中較為出名和引用較多的句子。這也體現了范仲淹的政治意願。下面我們為大家帶來探究范仲淹“先憂後樂”的思想，僅供參考，希望能夠幫到大家。
探究范仲淹“先憂後樂”的思想
《岳陽樓記》是北宋政治家、軍事家、文學家范仲淹的名篇，雖歷經千餘年洗禮，卻如醇酒般歷久彌香。文中膾炙人口的千古名句“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更是有志之士高尚品格的寫照，千古流芳。范仲淹追求的這一精神境界，在今天仍是時代先鋒們孜孜以求的最高標杆，不失為時代的強音。
岳陽樓為古代四大名樓之一，素以“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而享譽天下。歷代文人墨客留下大量讚美岳陽樓勝景的詩文，使岳陽樓聞名遐邇。唐代大詩人孟浩然《臨洞庭湖》中描寫道：“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生動地表現出洞庭湖的浩瀚氣勢，成為千古絕唱。到北宋仁宗慶曆六年(1046)，滕子京重修岳陽樓，並請好友范仲淹寫作《岳陽樓記》，從此，岳陽樓更加聲名遠播。
據說范仲淹並沒有到過岳陽樓，更沒有遊覽過洞庭湖，只是憑藉友人滕子京寄來的一幅《洞庭晚秋圖》而作。這極可能就是《岳陽樓記》沒有步前人後塵，避而不寫岳陽樓轉寫洞庭湖的原因。《岳陽樓記》超越了單純寫山水樓觀的狹隘境界，將自然界的晦明變化、風雨陰晴和“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結合起來，從而將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縱議政治理想方面，提高了文章的境界。
由寫作背景“滕子京謫守巴陵郡”、“政通人和，百廢俱興”可知，范仲淹正是借作記之機，含蓄委婉地規勸友人滕子京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試圖以自己“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濟世情懷和樂觀精神感染老友。范仲淹對友人“不以己悲”，於逆境中崛起是持褒揚態度的，體現了自己踐行的政治理想“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那麼我們不禁要探究，范仲淹這一“憂國憂民”的思想是怎麼形成的呢?
范仲淹出生於一個奉儒守官的家庭，父親範墉於太平興國三年(978)從吳越王錢�歸宋，任成德軍掌書記，不幸的是范仲淹兩歲時父親因病去世，母親謝氏貧困無所依靠，改嫁鄒平縣長山鎮朱文翰，少年范仲淹從朱氏宦遊，度過了勤奮力學的艱難時光。范仲淹在鄒平長白山醴泉寺苦讀三年，留下了“斷齏劃粥”的動人故事，千百年來是教育史上膾炙人口的典範。范仲淹在長白山苦讀之際，感到獨學而無友，孤陋而寡聞，遂有遊學之舉，來到應天書院讀書，苦讀五年，大通“六經”之旨。
青少年時代的范仲淹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經過十幾年矢志不渝的勤奮苦學，不僅泛通儒家經典，增長了閱歷，打下了畢生受益之學問的紮實基礎，而且自覺地磨鍊了意志，“艱難困苦，玉汝於成”，這對他的理想人格、道德標準、價值觀念的形成有深遠的影響。范仲淹“憂思深遠”，樹立了“不為良相則為良醫”的遠大目標，堅持“進則盡憂國憂民之誠，退則處樂天樂道之分”的人生信念。這應當是范仲淹“先憂後樂”的思想基礎。
“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岳陽樓記》描寫“遷客騷人”登上岳陽樓眺望洞庭湖，欣賞到在陰雨天氣和晴朗天氣兩種截然不同的景象，抒發了由此產生的悲喜兩重天的感情。陰雨天氣及晴朗天氣的景象其實也是“遷客騷人”仕宦經歷的寫照，或坎坷或順暢，或“感極而悲”或“其喜洋洋”。但“以物喜”、“以己悲”兩種覽物之情均為作者所揚棄，他追求的是一種更高的思想境界，即“古仁人之心”：“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結合其仕宦生涯來考察，范仲淹為官生涯中四進四退，在這起起落落之中，范仲淹始終恪守“進亦憂”、“退亦憂”的憂思情懷。
范仲淹二十七歲進士及第，授廣德軍司理參軍，開始其仕宦生涯。范仲淹三十三歲時調任監泰州西溪鹽倉，他在泰州的一大政績為修築捍海堰。四十歲時被朝廷召為秘閣校理，躋身館職清流，開始他的立朝生涯。
天聖七年(1029)，宋仁宗率百官拜賀太后於會慶殿，對於這種“虧君體，損主威”的事，恪守封建禮法和趙宋家法的范仲淹上疏以為不妥。他說：“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若奉親於內，以行家人禮可也;今顧與百官同列，虧君體，損主威，不可為後世法。”范仲淹的諫諍，惹得劉太后很掃興。此後范仲淹又上疏，力請太后當捲簾撤班，還政於“春秋已盛”的仁宗皇帝，疏入不報，遂自請補外，出為河中府通判。
明道二年(1033)三月，垂簾聽政十年之久的劉太后撒手西歸，仁宗親政，朝政一新，范仲淹被召回京，除為右司諫。七月，范仲淹被命安撫江淮災傷，以太平州饑民所食烏昧草進御，乞以此宣示六宮貴戚，以抑奢靡。十二月，發生了鬧得沸沸揚揚的郭皇后被廢事件。郭皇后本來是劉太后強加給仁宗的，劉太后死後，與郭皇后有宿怨的宰相呂夷簡建議仁宗將郭皇后廢黜，范仲淹力諫勸阻，仁宗拒不採納。范仲淹因此出知睦州，再放桐廬，又移蘇州。當時蘇州發大水，災情嚴重，范仲淹到任即全力投入“疏五河，導太湖，注之海”的救災水利工程，回蘇州又賑濟嗷嗷待哺的千萬災民。為實現自己救民疾於一方的誓言，范仲淹不顧病體未愈，日夜堅持在抗災第一線。
景祐二年(1035)三月，范仲淹被召為尚書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躋身侍從。范仲淹到任，不改初衷，冒著風險奏劾專恣弄權、有毒死郭皇后之嫌的權宦閻文應，致其被貶，尋死於外。當時宰相呂夷簡重權在握，深受仁宗寵幸，呂夷簡執政，官員進退多出其門，免不了以個人好惡、恩怨為標的。論事無所顧忌的范仲淹給仁宗上百官圖，指出官吏進退之權柄應握於人主而不應該被宰相操持，指出官吏升遷中哪些是正常的，哪些是不正常的，哪些是為公，哪些是為私。呂夷簡訴范仲淹“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寵幸呂夷簡的仁宗皇帝下達了范仲淹落職知饒州的處分決定。范仲淹吟出一詩：“三出青城鬢如絲，齋中瀟灑過禪師。世間榮辱何須道，塞上衰翁也自知!”後移知潤州、越州。
饒州產鳥嘴茶久已充貢，饒民不堪其擾，范仲淹在饒州的德政之一即奏免貢茶，減輕了人民負擔。據說他還有另一項奏免已不產銀的德興銀冶場貢課的德政。
慶曆三年(1043)三月，呂夷簡罷相，四月，范仲淹擢除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復除參知政事(副宰相)。范仲淹應詔上《答手詔條陳十事》：整飭吏治、改革科舉、興辦學校、注重農桑、減輕徭役、整頓武備、推行法制，史稱慶曆新政。推行新政目的是解決導致北宋王朝積貧積弱的根本原因，即以冗兵、冗官、冗宗、冗費這“四冗”為主要特徵的財政危機。但慶曆新政施行僅一年，便因觸犯了權貴階層的利益，因而招致強大的阻力。慶曆五年(1045)初，失去了皇帝支援的改革徹底失敗，范仲淹被罷參知政事，出知頒州，隨後改知鄧州。
《岳陽樓記》寫於范仲淹知鄧州時期，寫作此文時范仲淹已58歲，相對於其64歲的一生而言已步入晚年，其實是藉此文抒寫自己仕宦一生的際遇，對自己仕宦生涯始終踐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一精神的高度總結。孟子宣揚儒家思想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范仲淹仕途沉浮三十餘年，四進四退，無論是“窮”是“達”，他“憂國憂民”之心始終未改。晚年范仲淹曾在家鄉蘇州創辦“義莊”，用自己的俸祿買“義田”千畝，救濟貧窮的族人。
“先憂後樂”的思想，究其淵源，即是儒家的仁愛思想。孟子曾說：“樂民之樂者，民亦樂其樂;憂民之憂者，民亦憂其憂。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范仲淹將“樂以天下，憂以天下”的思想進一步發展為“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就是要超越個人的憂樂，以天下為己任，以利民為宗旨，不論外界環境如何變遷，心中的這份永恆的信念始終不會動搖。歐陽修撰寫的《範公神道碑銘》雲：“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譭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可見，“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這正是范仲淹一生尤其是仕宦生涯中始終奉行的行為準則。
拓展閱讀：《岳陽樓記》理解
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八百里洞庭湖，南接湘、資、沅、澧，北分松滋、太平等長江支流，煙波浩淼，湖山輝映，自古以 來就是令人神往的江山勝地;岳陽古稱巴陵，位於洞庭湖與長江匯合之處，枕山帶湖，為巴、蜀、荊、襄之要衝。北宋慶曆六年(1046)，一代名臣范仲淹應朋友之約，為重修的岳陽樓作記，千古名文《岳陽樓記》於是誕生。
文章開頭即切入正題，敘述事情的本末緣起。以“慶曆四年春”點明時間起筆，格調莊重雅正;說滕子京為“謫守”，已暗喻對仕途沉浮的悲慨，為後文抒情設伏。下面僅用“政通人和，百廢具興”八個字，寫出滕子京的.政績，引出重修岳陽樓和作記一事，為全篇文字的導引。
第2段，格調振起，情辭激昂。先總說“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設定下文寫景範圍。以下“銜遠山，吞長江”寥寥數語，寫盡洞庭湖之大觀勝概。一“銜”一“吞”，何等的氣勢!“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極言水波壯闊;“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概說陰晴變化，簡練而又生動。前四句從空間角度，後兩句從時間角度，寫盡了洞庭湖的壯觀景象。“前人之述備矣”一句承前啟後，並回應前文“唐賢今人詩賦”一語。這句話既是謙虛，也暗含轉機，經“然則”一轉，引出新的意境，由單純寫景，到以情景交融的筆法來寫“遷客騷人”的“覽物之情”，從而構出全文的主體。
3～4兩段是兩個排比段，並行而下，一悲一喜，一暗一明，像兩股奔湧跳躍的情感之流，傳達出景與情互相感應的兩種截然相反的人生情境。
第3段以“若夫”起筆，意味深長。這是一個引發議論的詞，又表明了虛擬的情調，而這種虛擬又是對無數實境的濃縮、提煉和昇華，頗有典型意義。“若夫”以下描寫了一種悲涼的情境，由天氣的惡劣寫到人心的悽楚。這裡用四字短句，層層渲染，漸次鋪敘。淫雨、陰風、濁浪構成了主景，不但使日星無光，山嶽藏形，也使商旅不前;或又值暮色沉沉、“虎嘯猿啼”之際，怎能不令過往的“遷客騷人”有“去國懷鄉”之慨、“憂讒畏譏”之懼、“感極而悲”之情呢?
第4段以“至若”領起，打開了一個陽光燦爛的畫面。“至若”儘管也是列舉性的語氣，但從音節上已變得高亢嘹亮，格調上已變得明快有力。下面的描寫，雖然仍為四字短句，色調卻為之一變，繪出春風和暢、景色明麗、水天一碧的良辰美景。更有鷗鳥在自由翱翔，魚兒在歡快遊蕩，連無知的水草蘭花也充滿活力。作者以極為簡練的筆墨，描摹出一幅湖光春色圖，讀之如在眼前。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段的句式、節奏與上一段大體相仿，卻也另有變奏。“而或”一句就進一步擴充套件了意境，增強了疊加詠歎的意味，把“喜洋洋”的氣氛推向高潮，而“登斯樓也”的心境也變成了“寵辱偕忘”的超脫和“把酒臨風”的揮灑自如。
第5段是全篇的重心，以“嗟夫”開啟，兼有抒情和議論的意味。作者在列舉了悲喜兩種情境後，筆調突然激揚，道出了超乎這兩者之上的一種更高的理想境界，那就是“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感物而動，因物悲喜雖然是人之常情，但並不是做人的最高境界。古代的仁人，就有堅定的意志，不為外界條件的變化動搖。無論是“居廟堂之高”還是“處江湖之遠”，憂國憂民之心不改，“進亦憂，退亦憂”。這似乎有悖於常理，有些不可思議。作者也就此擬出一問一答，假託古聖立言，發出了“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誓言，曲終奏雅，點明瞭全篇的主旨。“噫!微斯人，吾誰與歸”一句結語，“如怨如慕，如泣如訴”，悲涼慷慨，一往情深，令人感喟。文章最後標明寫作時間，與篇首照應。
《古文觀止》的作者總評本文說：“岳陽樓大觀，已被前人寫盡。先生更不贅述，止將登樓者覽物之情寫出悲喜二意，只是翻出後文憂樂一段正論。”這一評語確實道出了本文的精神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