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籍經典唐詩鑑賞
導語：張籍(約767～約830)，唐代詩人。字文昌，漢族，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人，郡望蘇州吳(今江蘇蘇州)1 。先世移居和州，遂為和州烏江(今安徽和縣烏江鎮)人。世稱“張水部”、“張司業”。張籍的樂府詩與王建齊名，並稱“張王樂府”。著名詩篇有《塞下曲》《徵婦怨》《採蓮曲》《江南曲》。
《成都曲》
年代: 唐 作者: 張籍
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
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
作品賞析
這是張籍遊成都時寫的一首七絕，詩透過描寫成都市郊的風物人情和市井繁華景況，表現了詩人對太平生活的嚮往。因為這詩不拘平仄，所以用標樂府體的“曲”字示之。
錦江，以江水清澄、濯錦鮮明而著稱。它流經成都南郊，江南為郊野，江北為市區，江中有商船。地兼繁華，幽美之勝。詩的前兩句展現詩人順錦江西望時的美景。新雨初霽，在綠水煙波的背景下，山頭嶺畔，荔枝垂紅，四野飄溢清香。那如畫的景色何等誘人!這兩句寫眼前景，景中含情，韻味深長，如跳動的音符，悠揚的旋律，撥動了人們的心絃。上面寫郊野景色，後兩句則是由於“橋”和“酒家”的跳入眼簾，逗引起人們對市井繁華情況的想象。劉光祖《萬里橋記》：“羅城南門外笮橋之東，七星橋之一，曰長星橋者，古今相傳，孔明於此橋送吳使張溫，曰：‘此水下至揚州萬里’，後因以名。或曰：‘費禕聘吳，孔明送之至此，曰：‘萬里之道，從此始也’”(《諸葛亮集》)。這是橋名來歷。橋下水入岷江流至宜賓，與金沙江合為長江，東流直達南京，唐時商賈往來，船隻很多。“萬里橋邊多酒家，遊人愛向誰家宿?”唐時酒家多留宿客人。讀了這兩句，使人由“萬里橋”而想到遠商近賈，商業興盛，水陸繁忙;由“多酒家”想到遊人往來，生意興隆。最後說：遊人呀，你究竟選擇那一酒家留宿更稱心如意呢?從這問人和自問的語氣裡，使人想到處處招待熱情、家家樸實誠懇的風土人情和店店別具風味、各有誘人“聞香下馬”的好酒。處處酒家好，反而不知留宿何處更好了。
沈德潛說： “七言絕句，以語近情遙、含吐不露為主;隻眼前景，口頭語，而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說詩晬語》)張籍此詩，句句含景，景景有情，特別是後二句，近似口語，卻意味深遠，讀後感到精警而又自然。詩人既善於抓住富於特徵的一般景物，又善於抓住思緒中最閃光的一瞬間——“遊人愛向誰家宿?”這樣就能使一篇之樸，養一句之神;一句之靈，回一篇之運。這就是張籍“看似尋常最奇崛”之風格所在，也是詩作具有弦外音、味外味、使人神遠的藝術魅力之所在。
《秋思》
年代: 唐 作者: 張籍
洛陽城裡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
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作品賞析
【註釋】：
盛唐絕句，多寓情於景，情景交融，較少敘事成分;到了中唐，敘事成分逐漸增多，日常生活情事往往成為絕句的習見題材，風格也由盛唐的雄渾高華、富於浪漫氣息轉向寫實。張籍這首《秋思》寓情於事，藉助日常生活中一個富於包孕的片斷——寄家書時的思想活動和行動細節，非常真切細膩地表達了作客他鄉的人對家鄉親人的'深切懷念。
第一句說客居洛陽，又見秋風。平平敘事，不事渲染，卻有含蘊。秋風是無形的，可聞、可觸、可感，而彷彿不可見。但正如春風可以染綠大地，帶來無邊春色一樣，秋風所包含的肅殺之氣，也可使木葉黃落，百卉凋零，給自然界和人間帶來一片秋光秋色、秋容秋態。它無形可見，卻處處可見。作客他鄉的遊子，見到這一切淒涼搖落之景，不可避免地要勾起羈泊異鄉的孤孑悽寂情懷，引起對家鄉、親人的悠長思念。這平淡而富於含蘊的“見”字，所給予讀者的暗示和聯想，是很豐富的。
第二句緊承“見秋風”，正面寫“思”字。晉代張翰“因見秋風起，乃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能羈宦數千裡，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晉書·張翰傳》)。張籍祖籍吳郡，此時客居洛陽，情況與當年的張翰相彷彿，當他“見秋風”而起鄉思的時候，也許曾經聯想到張翰的這段故事。但由於種種沒有明言的原因，竟不能效張翰的“命駕而歸”，只好修一封家書來寄託思家懷鄉的感情。這就使本來已經很深切強烈的鄉思中又增添了欲歸不得的悵惘，思緒變得更加複雜多端了。“欲作家書意萬重”，這“欲”字頗可玩味。它所表達的正是詩人鋪紙伸筆之際的意念和情態：心裡湧起千愁萬緒，覺得有說不完、寫不盡的話需要傾吐，而一時間竟不知從何處說起，也不知如何表達。本來顯得比較抽象的“意萬重”，由於有了這“欲作家書”而遲遲不能下筆的生動意態描寫，反而變得鮮明可觸、易於想象了。
三、四兩句，撇開寫信的具體過程和具體內容，只剪取家書就要發出時的一個細節—— “復恐匆匆說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詩人既因“意萬重”而感到無從下筆，又因託“行人”之便捎信而無暇細加考慮，深厚豐富的情意和難以表達的矛盾，加以時間“匆匆”，竟使這封包含著千言萬語的信近乎“書被催成墨未濃”(李商隱《無題四首》)了。書成封就之際，似乎已經言盡;但當捎信的行人就要上路的時候，卻又忽然感到剛才由於匆忙，生怕信裡漏寫了什麼重要的內容，於是又匆匆拆開信封。“復恐”二字，刻畫心理入微。這“臨發又開封”的行動，與其說是為了添寫幾句匆匆未說盡的內容，不如說是為了驗證一下自己的疑惑和擔心。(開封驗看檢查的結果也許證明這種擔心純屬神經過敏。)而這種毫無定準的“恐”，竟然促使詩人不假思索地作出“又開封”的決定，正顯出他對這封“意萬重”的家書的重視和對親人的深切思念——千言萬語，惟恐遺漏了一句。如果真以為詩人記起了什麼，又補上了什麼，倒把富於詩情和戲劇性的生動細節化為平淡無味的實錄了。這個細節之所以富於
包孕和耐人咀嚼，正由於它是在“疑”而不是在“必”的心理基礎上產生的。並不是生活中所有“行人臨發又開封”的現象都具有典型性，都值得寫進詩裡。只有當它和特定的背景、特定的心理狀態聯絡在一起的時候，方才顯出它的典型意義。因此，象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樣，在“見秋風”、“意萬重”，而又“復恐匆匆說不盡”的情況下來寫“臨發又開封”的細節，本身就包含著對生活素材的提煉和典型化，而不是對生活的簡單模寫。王安石評張籍的詩說：“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卻艱辛”(《題張司業詩》)，這是深得張籍優秀作品創作要旨和甘苦的評論。這首極本色、極平淡，象生活本身一樣自然的詩，似乎可以作為王安石精到評論的一個生動例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