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教史研究中馬太效應的表現及對策論文
［論文摘要］如何總結中國職業教育的規律，發掘職教前輩們創辦職業教育的經驗，發展職業教育的思想，是教育理論工作的當務之急。透過對大量職教史研究文獻的梳理，發現職教史研究中存在著“馬太效應”的表現；透過對這些馬太效應的歷史反思，歸納出了職教史研究的一些創新方法，為未來職教史研究提供了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論文關鍵詞］職業教育馬太效應歷史反思方法創新
職業教育雖然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但其發展遠不能滿足當今經濟社會發展的需要；而職業教育史的研究更是一個薄弱環節，難以適應職業教育的戰略發展。隨著我國對職業教育的日益重視，如何總結中國職業教育的傳統，發掘職教前輩們創辦職業教育的經驗，發展職業教育的思想，是教育理論工作的當務之急。
一、職教史研究中“馬太效應”的表現
透過對大量職教史研究文獻的梳理，我們發現職教史研究中存在“馬太效應”的表現。馬太效應（MatthewEffect），指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現象。職教史研究中的“馬太效應”主要表現為研究物件的相對狹窄集中以及忽視職教真正主體的現象。具體說來，包括以下四個方面：
（一）受文獻資料所限，形成人物研究狹窄集中而制度考量相對乏力的現象
“史論結合”是職教史研究的基本方法，職教史研究離不開對資料的收集、整理、加工。中國古代社會的政治、文化環境卻對職業教育十分不利，如漢武帝時代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通，勿使並進。”“現存的歷史文獻不足以完整展現其歷史原貌，這是因為：古代的職業技術教育主要以隱性的形式存在於社會教育和家庭教育之中（大量的出土文物有力地證實了這一點）；古代的學校教育則以培養統治人才為目的，其核心內容為經史之學，與之相關的大量歷史文獻也就無法承載職業技術教育的內容。”因此，官方資料的片面性很容易就限制了研究者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全真認識。由於古典文獻中的相關記載多集中在墨子、魯班等少數人身上，今人研究由於歷史久遠，文獻史料不足，自然更是聚焦於此。如吳玉琦著的《中國職業教育史》中提到墨子、扁鵲和魯班等人在技藝傳授中的歷史地位。在李藺田主編的《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史》中也認為在春秋戰國時期，魯班、扁鵲和墨子是當時職業教育的代表人物。而蘊涵在政治家施政策略中的職教思想的相關研究則有待進一步深入，如齊桓公和管仲執政時期，明確規定士、農、工、商的子弟應該子就父學，弟從兄學，標誌著家業父傳型職業教育的出現。管仲推行“四民分業定居”，把齊人分為士、農、工、商四個階層分業聚居，且世代相承，從某種意義上直接促成了我國古代職業教育思想的形成。
（二）研究慣性或研究惰性使然，呈現職教名人過度聚焦而臨近人物備受冷落的現象
雖然盛世修史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的優良傳統，“六經皆史”是中國學界近年來的普遍共識，但由於研究慣性或研究惰性使然，職教史研究中存在嚴重“厚此薄彼”的現象。如近代對黃炎培職教思想研究相對系統完善，而黃炎培同時代的其他探索者張騫、蔡元培等人的職業教育思想也都有相當的價值，相關研究雖也有人涉及，但與黃炎培研究相比則較為偏少且零散。客觀來講，黃炎培創辦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對中國近現代職業教育的發展和推動確實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這一點在吳玉琦的《中國職業教育史》中有較多論述，黃嘉樹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史稿》更有詳盡的介紹。中華職業教育社亦出版有《黃炎培教育文選》，田正平編有《黃炎培教育論著選》，書中收集有黃炎培一生中的重要文獻著作。於是近代職業教育的其他史學著作中基本上也都對黃炎培的生平活動及職業教育思想進行系統且深入的研究，如在吳玉琦的《中國職業教育史》、李藺田主編《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史》、劉桂林的《中國近代職業教育思想研究》等著作中，都使用了較大篇幅對其進行研究表述。甚至有關中國教育史和教育思想史的研究中，如王炳照、閻國華主編的《中國教育思想通史》、孫培青主編的《中國教育思想史》，但凡涉及職業教育時，大多都會用一定篇幅來專門介紹黃炎培及其職業教育思想。
（三）研究廣度有餘而深度有限，導致通史研究浮光掠影而專史研究系統不夠的現象
近年來，職教通史的研究相對系統紮實，職教專題史的研究也有所突破，陸續出現的研究職業技術教育史中具體專題內容的論文，大都不同程度地帶有歷史反思的意味，洋溢著時代的進取精神。如寧欣、李鳳仙的《中國專科及職業技術教育的歷史變遷》專門研究了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發展中專科教育學習機構，朱曉斌的《中國古代職業技藝傳授的歷史變遷》主要研究古代技藝傳授的歷史過程，孫越的《中國近代職業教育制度的確立》和張新民的《論清末職業教育體系的形成與特點》是職業技術教育制度史和學制史的專題研究。但職業教育的史學觀照不僅在教育通史或教育學概論等書籍中無法迴避、不容忽視，還應有更多的專著闡述，否則必然缺乏系統完整性以及廣度和深度。如職業教育學校史、制度史、學制史、管理史、實訓史、女子職業教育史、教學思想史、教材發展史、師資史、職業培訓史等研究，在各種書籍論文中或略有涉及，在多數職業教育學書籍中大都以專門章節的形式論及，在中國教育史等一類的教科書和一般著述之中也都或多或少地有所介紹，如毛禮銳著《中國教育史簡編》、石偉平著《比較職業技術教育》、高奇主編《職業教育概論》、周明星主編《職業教育學通論》等，僅僅是以描述史實的方式出現。
（四）研究方法創新不足，出現代表人物扎堆研究而普通大眾忽略不計的現象
職教史研究中的“馬太效應”主要是由研究資料的稀缺性和間接性以及研究方法的抱殘守缺造成的，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研究者在研究過程中集體無意識地輕視或無視了對參與職業教育活動、推動職業教育發展的普通大眾的研究。“歷史人物是教育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內容，但是在已有的研究中研究者往往關注的是對教育發展具有重要影響的著名的歷史人物，而對於各個教育發展時期普通人物關注得不夠，缺乏“平民意識”，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對教育問題的認識，同時也不利於教育史學科的發展。因此，應該從研究的方法、思想以及模式上對教育史學科進行深刻的反省，努力克服這種研究傾向”。研究方法的不斷創新，儘管20世紀80年代後，隨著我國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在我國職業教育作為國家教育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後，日益受到重視和加強，與此同時職業教育史的研究也從零散的資料整理，逐漸拓展到專項研究領域，開始步入系統有序的研究時期；但至今缺乏對普通大眾在職業教育發展中所處歷史角色的翔實分析和仔細考證，致使無法更鮮活地展現他們在歷史中的本來面目。
二、職教史研究中“馬太效應”的對策
透過對上述“馬太效應”具體表現的歷史反思，筆者歸納出了職教史研究的一些創新方法，可望為未來職教史研究提供一個新的研究方向。
（一）系統梳理各類文獻中散落的職教素材，讓更多的職教主體進入研究視野
對原始材料的收集和評價，或者說使用第一手材料的多寡和研究程度，直接決定著職教史研究的視野範圍和整體水平。從有文字記載的夏朝開始，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可謂源遠流長；在15世紀之前，中國的科學技術一直處於世界領先地位，這與發達的職業教育是分不開的。但由於中國古代教育體系始終以儒學教育為主流，官辦學校的主要職能是培養和選拔官吏，職業教育則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受到輕視，導致中國古代真正意義上的職業教育很長時間沒有得到充分發展，相關記載更是零零星星地散落在別類文獻中。由於缺少對零散的別類文獻的系統梳理，使得許多職業教育發展程序中做出一定貢獻的個人或群體未能進入研究者的視野。如從古代魯班的終南山學藝，以及“班門弄斧”的流傳等資訊來看，古人對職業教育的思考與論述從未停止。“在當時，專門以技藝為業的有農家、兵家、方技家等，他們重視生產、勞動等應用型的教育”。
（二）以國際視野橫向審視職業教育的發展歷史，透過比較彰顯我國職教史發展的本土特色
伴隨著我國實行改革開放，職業教育研究者一度集體把研究重點投向對先進和發達國家職業教育理論和實踐的學習和引進，曾出現了一大批對國外職業教育著作的翻譯與介紹。如由人民教育出版社組織編寫並出版的“外國教育叢書”在當時頗具影響，其中包括1979年出版的《中等職業技術教育》和1984年出版的《生產勞動教育與職業教育》等。較早以國際視野橫向審視職業教育的著作是郝新生、袁吉林、錢懷智於1987年主編的'《比較職業教育》，它為國人打開了職業教育的異域之窗，對美國等國家職業教育情形有所介紹。隨著國際傳播和全球傳播的有效開展，更多國外職業教育史相關知識和理論的輸入，必將為我國職業教育史研究提供更加開闊的國際視野，並在比較研究中彰顯我國職教史發展的本土特色。如吳式穎、閻國華的《中外教育比較史綱》中第12章“中外近代中等職業技術教育發展的比較”，採用中外不同文化角度去比較和研究歷史，就給人一種審視歷史的新視角，會使得職業技術教育史的研究更加全面完善。
（三）廣泛運用辯證思維，恰當把握通史（廣博）與專史（精深）、代表人物與普通大眾的關係
職教史研究是職業教育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因此，職教史研究應放到職業教育學乃至教育通史或教育學的宏大背景下進行定位和審視。當然，不作為專題史來研究的話，通常便是以描述史實為主的形式出現，難免篇幅所限，語焉不詳，必然會影響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但卻在更為廣闊的史學視野中，對職業教育加以觀照，更有利於深入認識職業教育在整個教育發展史上的地位。同時，要恰當把握職教史上代表人物與普通大眾的關係，對前者的深入系統研究固然有助於把握住職業教育史發展的主流思想和重要線索，對後者觀照審視則更能真實全面地反映職業教育史的本來面目。因此，職業教育人物的研究應兩者兼顧，互為補充，這樣才能真實展現職業教育的歷史。如此一來研究視野便會更為寬廣，知名人士中更多曾對職業教育的發展做出過或多或少的專題論述，起到過不同程度的推進作用的人物都會引起重視，如古代的魯班、扁鵲、墨子、管仲，近代的張之洞、嚴復、陳獨秀、鄒韜奮、陶行知、楊賢江等。特別是職業教育是如何為普通大眾接受並傳承的，普通大眾的民間智慧在職業教育中曾起到過怎樣的作用等，都將為研究者開啟更為廣闊的研究視閾。
（四）堅持以人為本，採用不同的視角和哲學理念去研究分析歷史中的現象和人物
職教史研究要堅持以人為本，即強調對代表人物職業教育思想的研究分析，不僅要從哲學、政治立場出發，更要從產生其思想的社會學和心理學的角度予以解析。“從墨子注重技能培養的踏實學風，閃現出既嚴謹又切實的科學精神和務實態度；顏之推提倡‘以技立身’的教育內涵，體現了技能對謀生的重要價值；王安石以‘致用於天下’為導向，重視‘實用’的教育目的；到黃宗羲，更強調‘學用一致’‘學貴適用’‘習行’等聯絡實際的教育、教學原則和方法；顏元倡導‘習行’，具有在做中學、以行動為主導的實踐傾向。”實踐證明，採用不同的視角和哲學理念去研究分析歷史中的現象和人物，往往會有不同的認識，甚至會有截然不同的結論。因為職業教育史研究不能純粹是史實資料的彙總，更需要一種哲學理性的思考，用以史鑑今的態度去對待職業教育的歷史和現實。如王炳照的《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問題的歷史反思》、吳應彪的《中國職業技術教育的歷史概況與現狀分析》、胡幸福的《中國古代職業技術教育發展史上的兩次遺憾及思考》，等等，多從歷史的角度來審視當前的職業教育現狀，反思職業教育中存在的問題，其中不少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有所深入，有所挖掘。
綜上所述，職教史研究中“馬太效應”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一是受文獻資料所限，形成人物研究狹窄集中而制度考量相對乏力的現象；二是研究慣性或研究惰性使然，呈現職教名人過度聚焦而臨近人物備受冷落的現象；三是研究廣度有餘而深度有限，導致通史研究浮光掠影而專史研究系統不夠的現象；四是研究方法創新不足，出現代表人物扎堆研究而普通大眾忽略不計的現象。針對上述職教史研究中“馬太效應”具體表現，我們可採用以下應對策略：一是系統梳理各類文獻中散落的職教素材，讓更多的職教主體進入研究視野；二是以國際視野橫向審視職業教育的發展歷史，透過比較彰顯我國職教史的特色；三是廣泛運用辯證思維，恰當把握通史（廣博）與專史（精深）、代表人物與普通大眾的關係；四是堅持以人為本，採用不同的視角和哲學理念去研究分析歷史中的現象和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