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杜甫詩中的憂患意識
杜甫的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不僅貫穿於他的詩歌創作中，而且貫穿於他的一生。對後人形成關注國家命運的愛國主義情感有著深遠的意義。
杜甫的一生經歷了巨大的歷史動盪和人間苦難，閱盡了“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不公正社會的黑暗和罪惡，與最底層人民一起顛沛流離，休慼與共。他的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不僅貫穿於他的詩歌創作中，而且貫穿於他的一生。對後人形成關注國家命運的愛國主義情感有著深遠的意義。時至今日，仍然滋養著華夏兒女的精神世界。
一、“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奉儒守官 家學淵源
杜甫生長在“奉儒守官、未墜素業”並有文學傳統的家庭，祖父杜審言是武后時的著名詩人，官膳部員外郎;父親杜閒，曾任兗州司馬、奉天縣令。 儒家“入世”、“有為”的進取精神從小便對他產生影響，並終其一生。“忠君”、“愛民”的愛國思想也深入骨髓，成為其詩歌中體現的憂患意識的內在動因，也成為詩人漂泊艱辛的一生堅持不輟的創作主題。
他7歲即開始學詩，15歲時詩文就引起洛陽名士的重視。20歲以後，他到江南的金陵、姑蘇，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開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洛陽應進士考試，未被錄取。又於次年到齊趙一帶漫遊。在這兩次漫遊裡，他飽覽祖國秀麗雄偉的山川，吸取了江 南和山東的文化，開闊了眼界，豐富了見聞。天寶三載(744)，他在洛陽與李白相遇，二人暢遊齊魯，結下友誼。次年秋，杜甫將西去長安，李白準備重遊江東，他們在兗州分手，杜甫為此寫過不少懷念李白的感人詩篇。 這時唐王朝還算強盛，倉廩相當充實，可是玄宗開始好大喜功，開拓邊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會上已經隱伏著不安定的危機。年輕的杜甫對此有所預感，但並未正視。他過著登山涉水、高歌遊獵、“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的浪漫生活，但也追求“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政治理想和抱負。其時詩作雖有象“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這樣不同凡響的作品，但總的說來，沒有超越杜審言那一時期名詩人的水平。
二、“窮年憂黎元，嘆息腸內熱。”――體擦民情 休慼與共
天寶五載(746)，杜甫到長安，想求得一官半職，有所建樹。次年，玄宗詔徵文學藝術有一技之長的人到京都就選，杜甫參加了這次考試，但由於中書令李林甫陰謀破壞，應試者沒有一人被選。天寶十載，玄宗舉行三個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廟和天地。杜甫寫成三篇“大禮賦”進獻，得到玄宗的讚賞，命宰相考試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沒有下文。他不斷寫詩投贈權貴，希望得到他們的推薦，也都毫無結果。被迫“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過著“殘杯與冷炙，處處潛悲辛”的窮愁潦倒生活。最後得到右衛率府胄曹參軍的職務也未能改變“嘗困於衣食”的處境。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出入貴族府邸，充當“賓客”，陪伴他們詩酒寓遊，取得少許資助。同時，也結交與他同樣貧困的朋友，廣泛地接觸勞動人民。天寶十一載以後，他寫出《兵車行》、《麗人行》、《前出塞》、《後出塞》等不朽的名篇。由《兵車行》開始形成貫穿一生的憂患意識：“車鱗磷，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幹雲霄。”字字句句都是對統治階級窮兵默武的譴責，對廣大勞動人民悲慘生活的同情。 “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己!”批判的鋒芒直指最高統治者。“君不見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犁，禾生隴畝無東西。”戰爭導致了國內生產力的衰減和人民的窮苦。“君不見青海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冤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為無辜的死者鳴不平。他關注社會現實，對國家現狀進行思考。他的憂患意識也由個人前途的憂慮轉為對國家民生的憂慮。給當時的詩歌增添新的內容和新的表達方法。
他在自己“幼子餓已卒”的情況下，仍然“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 詩人不僅從多方面表現底層人民的悲慘生活，而且還表達了他們的願望和要求： “誰能叩君門，下令減租賦!”、“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 、“安得務農息戰鬥，普天無吏橫索錢!”並對他們寄寓深切的同情。
三、“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上憫國難 下痛民窮
天寶十四年(755年)，深受玄宗器重的范陽節度使安祿山起兵，安史之亂爆發。十餘萬叛軍，從幽州一路南下，攻城掠地，直指長安，從內部給唐朝捅上狠狠的一刀。次年，潼關失守。杜甫聽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肅宗在靈武即位的訊息，便把家屬安置在城北的羌村，隻身北上，投奔靈武。不幸被叛軍截獲，送往長安。看著京城一片荒涼，生靈塗炭，聽著唐軍兩次反攻全軍覆沒的訊息，滿腔悲憤，寫出了《悲陳陶》、《悲青坂》、《春望》等詩，唱出“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的悲歌，感時傷世。至德二載(757)四月，杜甫冒著生命危險，逃出長安，奔赴肅宗臨時駐地鳳翔，受任為左拾遺。不久因為疏救房�，觸怒肅宗，竟遭到審訊。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視舊居，歸途上親眼看到人民在官吏們殘酷的壓迫下蒙受的苦難，寫出著名的《新安吏》、《潼關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組詩六首，後人簡稱為 “三吏”、“三別”。從最深刻的意義上來說，“三吏”、“三別”並非只是揭露兵役黑暗，同情人民病苦的諷刺詩，同時也是愛國的詩篇。他一方面對勞動人民遭受“安史之亂”被迫服役的慘狀哀痛不已，另一方面為了國家的安危又鼓勵人們奔赴前線殺敵衛國：“勿為新婚念，努力事戎行”、“送行勿泣血，僕射如父兄”。在安史之亂期間，他大聲疾呼：“猛將宜嘗膽，龍泉必在腰!”、“哀鳴思戰鬥，迥立向蒼蒼”，殺敵報國的心情躍然紙上。他鼓勵朋友們 “臨危莫愛身”，堅信“胡命豈能久，皇綱未宜絕”，希望唐肅宗“再光中興業，一洗蒼生憂”。上憫國難 下痛民窮。
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超越自身 兼濟天下
從肅宗上元元年(760) 至代宗大曆五年(770)，杜甫在蜀中8年，在荊、湘3年。過著“飢借家家米，愁徵處處糧”的漂泊生活。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築了草堂，結束了四年流離轉徙的生活，得到一個棲身的處所。但他並不曾忘記流亡失所、無處安身的人們，在《茅屋為秋風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名句。 在自己的茅屋被風雨摧毀時，他想到的是隻要“天下寒士俱歡顏”，“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種推己及人的思想，悲天憫人的情懷，超越個人生死利益的對民生疾苦的關心和憂慮，在他極少“達”過的一生，貫穿如一。無論窮達，他始終都要兼濟天下。強烈的憂國憂民責任感已超越了儒家“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的立身準則。
寶應二年(763)春，延續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亂結束。杜甫聽到這個訊息，驚喜欲狂，脫口唱出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以為社會安定有望，自己也有希望回到洛陽。把個人的命運與國家的命運緊緊聯絡在一起。
五、“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病體沉痾 家國為念
永泰元年(765)四月，嚴武忽然死去，杜甫失去憑依，不得不在五月裡率領家人離開草堂，乘舟東下。九月到達雲安，因病不能前進，直到次年暮春病勢減輕，才遷往夔州。大曆元年(766)秋作於夔州(今四川省奉節縣)的`《白帝》：“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鬥，翠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描寫白帝城暴風驟雨的景象，給讀者展現一幅淒涼蕭索，滿目瘡痍的秋原荒村圖。透過這樣的環境的描寫，表現了杜甫對國家動盪，民不聊生的社會現實沉鬱的憂愁與哀思。在飄零的人生旅途中，杜甫揹負著對於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沉重責任感，凝視著流血流淚的人民，內心無限悲哀。流露出與生俱來的憂國憂民不憂己的憂患意識和家國情懷。
其間，杜甫健康情況越來越壞，瘧疾、肺病、風痺、糖尿病等不斷纏繞他。再加上夔州氣候惡劣，朋友稀少，他便在大曆三年(768)正月起程出峽。大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後兩年，他居無定所，往來於岳陽、長沙、衡州、耒陽之間，大部分時間在船上度過。大曆五年冬於貧病交加中死於湘江舟中，終年59歲。“公孫仍恃險，侯景未生擒。書信中原闊，干戈北斗深。” 臨死前，他仍在憂慮，在《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中還有“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的詩句。雖病體沉痾，仍以家國為念。
杜甫的詩裡也有一些表達親情友情和對自然熱愛之情的作品。《月夜》、《月夜憶舍弟》以及“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 “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等等，代表了杜甫另一面，他不只有憂國憂民的深厚感情，也有對小生靈的熱愛和對家人朋友的掛念。
杜甫生逢安史亂前的全盛時期，目睹了危機潛藏但仍繁華豪奢的開元盛世，在安史亂中顛沛流離，親身體驗了戰亂給民眾帶來的血淚苦難，中晚年又目睹了唐王朝衰落的開始。他的詩歌充滿著對國家前途命運的關注與憂心，具有強烈的愛國熱忱。他的憂患意識家國情懷是他對自己國家高度的認同感、歸屬感、責任感和使命感的體現。對後人產生了積極的影響。李清照“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岳飛“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陸游“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文天祥“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魯迅“我以我血薦軒轅”，都是這種憂患意識的延續。讀來令人熱血沸騰，激發出對國家對民族的熱愛和高度的責任感、使命感。這些人文精神正是構建和諧社會不竭的精神力量的泉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