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與胡適的家族交往史
張愛玲一生最為鍾情兩部小說—《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為前者她寫了一本《紅樓夢魘》，為後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將之譯成國文和英文。這或多或少是胡適研究白話小說工作的延續。
1954年秋，身在香港的張愛玲將她新出版的小說《秧歌》寄給胡適，並附信說希望這本書有點像他讚許的《海上花》那樣“平淡而近自然”。由此，張愛玲和胡適開始了短暫的書信聯絡。次年11月她去紐約後，和胡適有了更多直接的交往，得敘兩家的前緣。
“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
胡適和豐潤張家，有多重關係。
張愛玲在《憶胡適之》裡回憶說，童年時代她看《胡適文存》是在父親的書桌上，與較不像樣的書並列。而她的母親黃逸梵，還“跟胡適先生同桌打過牌”。她和胡適認識，很可能是她在英國留學的時期，當時胡適以“中英庚款”委員的身份赴歐，在英倫逗留數月之久，多和留學生見面。但同桌打牌，則更可能是胡適到上海就任中國公學校長之後。胡適1928年2月17日抵達上海，4月30日正式接任中國公學校長，後來發生《人權論集》事件，於
1930年5月15日辭去校長之職。兩人長達兩年的時間同在上海，很可能有機會見面。
1955年張愛玲與胡適在美國相會，張愛玲得知“他父親認識我的祖父，似乎是我祖父幫過他父親一個小忙。我連這段小故事都不記得，彷彿太荒唐。原因是我們家裡從來不提祖父。有時候聽我父親跟客人談‘我們老太爺’，總是牽涉許多人名，不知道當時的政局就跟不上，聽不了兩句就聽不下去”。張愛玲所說的“小忙”，在胡適11月10日的日記中有一段簡要介紹：
Called on Miss Eileen Chang。張愛玲，author of《秧歌》。始知她是豐潤張幼的孫女。張幼(佩綸)在光緒七年(1881)作書介紹先父(胡傳，字鐵花)去見吳齋(大)，此是先父後來事功的開始。幼貶謫時，日記中曾記先父遠道寄函並寄銀二百兩。幼似甚感動，故日記特書此事。幼遺集中竟收此介紹一個老秀才的信—我曾見之—可見他在當時亦不是輕易寫此信也。
關於張佩綸作書介紹胡傳給吳大，張經甫代胡適兄弟寫的《胡鐵花先生家傳》裡有一段記述：
“先嚴素志四方，嘗言中國之患在西北，而發端始必東北。苦東北圖志闕如，遂慨然欲遊歷東三省，考其形勢，以備非常。族伯嘉言先生(善文)願以三千金助三年遊資。先嚴受二百金，留百金於家，攜百金以行，時光緒七年七月也。抵京師，某公一見傾心，問曰：‘東邊僻遠，設遊未遍而資，奈何?’對曰：‘邊軍多淮人，資則投軍充軍吏或防勇，積半年餉，可復遊。’某公壯之，作書介於吳太僕(大)。”(見《臺灣紀錄兩種》，臺北臺灣省文獻委員會印行，1951年)
文中所稱的某公，即張愛玲的祖父張佩綸。吳大，字清卿，號齋，和張佩綸同為光清流黨成員，兩人為莫逆之交。《澗於日記》中記載，光緒初他們同在京師，酬唱無虛日，往來非常密切。他們和張之洞、黃國等構成清流派的骨幹力量。
胡傳步入仕途的關鍵人物
光緒六年初，吳大奉旨以三品卿銜前赴吉林，隨同吉林將軍銘安(字鼎臣)幫辦一切事宜，四月中旬他入都陛見後首途吉林。赴東北前，吳大本在辦理中俄伊犁交涉，因東邊俄又越界設卡，形勢急迫，遂有調派吳大之命。此前的光緒四年，崇厚以全權大臣身份使俄，張佩綸上折《大臣奉使宜策萬全折》,對崇厚取道海路及“以全權大臣便宜行事”提出異議,後果如張佩綸所料，崇厚上當受騙，雖然收回伊犁城，卻割讓大片土地。訊息傳回國內，輿論大譁，“更遣曾紀澤往俄更約，爭回伊犁南路七百餘里。”(《清史稿·崇厚傳》)吳大曾被派往西北左宗棠下差遣，雖然未成行，但可見他和張佩綸都對中俄交涉異常關注。吳大幫辦吉林，仍然是俄事的延續。胡傳既“嘗言中國之患在西北，而發端始必東北”，必然和張、吳都容易產生共鳴。
科舉是清代士人步入仕宦的正途。胡傳在科舉上卻極不得意，他先後五次參加鄉試，皆未中舉。光緒七年，他已經四十一歲，胡家在上海經營的店鋪適遭火災，他前往上海處理，為身在南京的族兄嘉言招去。嘉言問他未來的打算，他表示，“上年朝廷遣崇地山侍郎為全權大臣出使俄羅斯，議收回伊犁地，辦理不善，眾議譁然。南皮張香濤侍御彈之，語尤切，其疏中有‘東不能薄寧古塔’語……鈍夫揣天下大勢，俄人已佔據東北邊地，逼近東三省，豈有不薄寧古塔之理?”遂決定放棄科考，另闢蹊徑，前往當時人員稀少的苦寒之地謀發展。
胡傳於光緒七年七月抵達天津，訪問了績溪同鄉章洪鈞(字芹生)，到北京後又見到族兄胡寶鐸(字虎臣)。早在同治六年江南鄉試時，胡傳和胡寶鐸、曹汝濟、章洪鈞四人被同時薦卷，其他三人皆中，獨他落榜。胡傳抵京時，吳大已升太僕寺正卿，改為督辦。胡寶鐸與吳大為戊辰同年，但不很熟識，他建議他轉求章洪鈞。與此同時，胡傳的同門姚子良也願意請彭福孫(字頌田)為他通融，因為彭受業於吳大，有說話的機會。
到吉林後，胡傳成為吳大的幕僚。一年後，吳保舉他為知縣，從此進入官場，最後官至臺灣省臺東知州。上述舉薦他的三人當中，以張佩綸分量最重，是胡傳得以步入仕途的關鍵人物，正如後來胡適日記中所說，“此是先父後來事功的開始。”
十年後不忘引薦之誼
張佩綸性格峻刻，即使對朋友也不稍稍假借，他能這麼大方地推薦與他素昧平生的胡傳，和他的業師夏壽人有很大的關係。夏壽人，名如椿，上元人，是張佩綸中舉前的老師。張佩綸幼年跟隨父親張印塘在浙江生活，咸豐四年張印塘病逝於州後，家屬仍在南方。張佩綸等得到張人駿的.父親、曾任華亭知縣的張澤仁照顧，併為延請塾師，張佩綸的業師夏如椿、陸廷英都是江蘇人。同治六年胡傳鄉試下第後，曾進入劉熙載主講的龍門書院就讀，同門中就有夏壽人。張佩綸在稍後致吳大的另一封信中略提及這層關係：“胡君傳與敝業師夏壽人同在龍門，其去吉林欲在下自效。佩綸未敢力薦，願私布其下忱，倘可收錄，乞即與六廄馬群並供驅策耳。”
張佩綸的推薦信寫得相當得體，舉薦一個未深交之人，重點突出他重經世之學的可貴，並以古義相勵，也未說過分吹捧的話，還將胡傳的基本情況以及他和胡寶鐸、章洪鈞的關係托出，使得吳大能夠重視這位遠道投奔的落魄秀才。
胡傳和張佩綸再次聯絡已是四年之後。光緒十年，張佩綸在中法馬尾海戰中戰敗，次年四月初譴戍張家口。
光緒十六年，張佩綸早已從塞上賜還，併成為李鴻章的女婿。胡傳也於兩年前由吳大札調鄭州辦黃河工程，大工合龍，吳奏保胡傳助有功，得旨“以直隸州知州分發省分補用”。 胡傳十六年赴京候補，得籤分發江蘇。離京後路過天津，他去拜訪了張佩綸。《澗於日記》光緒十六年閏二月初四日：“午後……胡守三直牧傳過談。琴生舊交，清卿故吏，入都引見。”從張佩綸舉薦胡傳，到這次見面，將近十年過去了，兩人都今非昔比。胡傳雖僅是地方官員，但相較十年前境況是天壤之別。而張佩綸卻幾淪為廢人，雖然在李鴻章幕中，但過得並不愉快，且仍為朝中所忌。胡傳不忘十年前張佩綸的引薦之誼，專程去看望故人，可見當年張的一紙書信，對他一生是多麼重要，所以他一直溫暖地記在心頭。
張愛玲對那一段因緣不很關心
對於張胡兩家歷史上的這一段佳話，在張佩綸這邊，並不是非常重要的事件。他日記中提到胡傳不過兩次，文集中也僅僅兩三次。時過境遷，到他那不很關心祖上事的孫女張愛玲，就更不曉得這一段因緣了。
但是在胡家，這件事不僅胡傳記著，到了他的兒子胡適，也依然如此。胡適留意這件事，並不是始自1955年他和張愛玲在美國相會之後。至少早在二十多年前，他就對世人提起過張佩綸引薦父親的掌故。
胡傳於光緒十八年應臺灣巡撫邵友濂之奏調，赴臺灣供職，最後官至臺東直隸州知州。甲午戰敗，清政府被迫割讓臺灣，“詔臣工內渡”(胡祥木《鐵花胡公家傳》)，胡傳於1895年8月離臺內渡，22日病逝於廈門。胡傳病逝時，胡適年僅三歲八個月。三十多年後，胡適已是名滿華夏。胡家和張家的下一代也有了交往。除張愛玲《憶胡適之》裡提到的黃逸梵與胡適同桌打牌外，胡適和張佩綸的侄子、張愛玲的堂伯父張志潭(字遠伯)也有短暫的往來。這在胡適的日記裡有多處記載。
記載與張志潭交往的日記，是在胡適離開上海中國公學，到北平出任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兼中國文學系主任期間。日記中提到的楊昭雋，是張志潭延請的家庭塾師。張志潭的父親張佩緒，清季曾出任過安蕪湖道尹，是張佩綸的親弟弟。10月11日那天，胡適“八時二十五分搭平吉直通車來天津。自北京直達吉林，昨日第一次通車，共計需三十六點鐘，回想五十年前先父鐵花先生由北京到寧古塔，坐騾車走了四十二天，約一千點鍾，不能不說是進步”。胡適應該知曉張佩綸即是張志潭的伯父。當天的晚宴上，胡適是否像多年以後他和張愛玲在紐約相會那樣，與張氏兄弟敘敘張佩綸、胡鐵花那一段舊，大是很可以想象的罷。
最後一次看見胡適先生
胡適1949年4月離開中國大陸赴美，在美國逗留長達九年，直到1958年4月回到臺灣。據學者研究，1955年胡適與張愛玲在紐約敘舊那段時間，是胡適一生中最暗淡的歲月。曾經名滿天下的胡博士，而今是門前冷落鞍馬稀，這種落寞和失落，也許不僅是胡適個人的遭遇，更是時代的一個象徵。張愛玲提到“適之先生也提到不久以前在書攤上看到我祖父的全集，沒有買。又說正在給《外交》雜誌(“Foreign Affairs”)寫篇文章，有點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說：‘他們這裡都要改的。’”張愛玲無愧為微物之神，即使這樣微末而意味深長的細節，也被她輕巧抓住：
我送到大門外，在臺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適之先生望著街口露出的一角空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霧，不知道怎麼笑眯眯地老是望著，看怔住了。他圍巾裹得嚴嚴的，脖子縮在半舊的黑大衣裡，厚實的肩背，頭臉相當大，整個凝成一座古銅半身像。我忽然一陣凜然，想著：原來是真像人家說的那樣。而我向來相信凡是偶像都有“黏土腳”，否則就站不住，不可信。我出來沒穿大衣，裡面暖氣太熱，只穿著件大挖領的夏衣，倒也一點都不冷，站久了只覺得風的。我也跟著向河上望過去微笑著，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那是我最後一次看見適之先生。
1958年，胡適離美回臺，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1960年2月16日晚上，胡適寫了一篇《張佩綸的澗於日記》，回顧張佩綸和胡家的因緣，引述了張佩綸日記中有關胡傳的文字。文中說他曾於1946年在北京東安市場書店閱《澗於日記》，“隨手開，即見先父的姓名。”他還抄錄了《澗於日記》中記載章洪鈞逝前逝後的內容，稱讚幼先生對章琴生的友誼使人感佩。這大是胡適最後一次提到張佩綸。
張愛玲一生最為鍾情兩部小說—《紅樓夢》和《海上花列傳》，為前者她寫了一本《紅樓夢魘》，為後者她花了很大的功夫將之譯成國文和英文。這或多或少是胡適研究白話小說工作的延續。“直到去年我想譯《海上花》，早幾年不但可以請適之先生幫忙介紹，而且我想他會感到高興的，這才真正覺得適之先生不在了。”張愛玲之於胡適，與胡傳之於張佩綸的關係，何其類似，交往雖然並不多，但何嘗不是吾黨中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