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傳》第六章 港戰中的印象
引導語：張愛玲為什麼會成為20世紀中國最為徹底的唯美主義者?童年、少年時期的生活對她的影響相當深刻：煊赫門族漸次散去的繁華喧鬧導致了她對時間流逝的異常敏感，父母之家的分裂更導致了她觀察人生、世界的“眼光”的分裂。下面是記錄張愛玲事蹟的作品《張愛玲傳》第6章《港戰中的印象》，我們一起閱讀了解吧。
張愛玲一心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窗外事正多，不由分說地來影響她的命運。1942年12月，日本人進攻香港，中斷了她埋首書本的學生生活，幾年前因為歐戰，她未能如願去英國讀書，這一次她畢業後赴英國深造的計劃再次受挫。不過對她不久以後就將開始的寫作生涯而言，學業的中斷未嘗不是一件好事。到此時為止，張愛玲一直生活在一個與社會保持著相當距離的封閉環境中，她的人生經驗差不多全是家庭生活提供的，對更廣闊的社會生活的瞭解大多來自閱讀以及其他形式的間接體驗。戰事使她得到了一次直接與社會照面的機會，從戰爭爆發到她離港返滬，中間只有很短的時間，而且以她的內省與疏離的傾向，她依然扮演著被動的角色，但是如她自己所言，這段時間裡的所見所聞對她有“切身的，劇烈的影響”。關鍵是她的“身世之感”中注入了更多非個人性的內容，她的個人經歷與一種對社會、歷史、人性的更廣大的體驗銜接了起來。如果說在開始寫作生涯之前，張愛玲已經擁有一個相當完整的經驗世界，一個穩定、成熟的人生觀，那麼可以說，港戰中的經歷為之補上了最後的，也是重要的一筆。
香港是英國人的殖民地，香港的抗戰是英國人的抗戰。開戰的訊息在這裡並沒有像在內地那樣激起高漲的民族情緒。張愛玲是個冷眼的旁觀和體驗者，像她周圍的大多數人一樣，映現在她眼中的戰爭不是它的政治色彩、民族色彩，而是它的災難性質。在這個意義上，戰爭如同不可抗拒的自然災害。
英軍的一座要塞挨著港大，日軍的飛機來轟炸，她和同學們都躲到宿舍最下層黑漆漆的箱子間裡，聽著外面機關槍響著如同雨打殘荷，有說不出的惶恐和恍惚。幾天禁閉過後，港大停止了辦公，有地方可去的同學都走了，張愛玲隨了一大幫同學到防空總部去報名，領了證章參加守城工作。此舉是出於不得已，她倒不是要做志願者：學校已關門大吉，離開學校她便無處可去，吃住都無著落。可是領了證章也不見得就得了保險，戰事期間到處都亂作一團，像她這樣的防空團員只能分到米和黃豆，沒有油，也無燃料。張愛玲原本不善自理，更未對付過這種日子，也許是無從措手，也許是懶得動手，她接連兩天什麼都沒吃，“飄飄然去上工”。
她對飢餓的體驗畢竟是膚淺的、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體驗到了人生的安穩是何其脆弱。在災難的背景下，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確定性。她回憶圍城中的感受時這樣描述道：“……什麼都是模糊，瑟縮，靠不住。回不了家，等回去了，家也許已經不存在了。房子可以毀掉，錢轉眼可以成廢紙，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無牽無掛的空虛與絕望……”——仍然是一種不安全感，只是它現在已不僅僅是建立在純粹個人遭際的基礎上，而獲得了更廣闊的視景。同時，由於戰爭帶來的破壞與一己環境中的不和諧相比更是無從捉摸、無從控制的，因此不安全感也就來得分外強烈。就在這樣的感受中，張愛玲升騰起自己關於個人命運的玄思：社會、歷史的運作有如天道無親，個人是渺小而微不足道的，他被撥弄於不可知力量的股掌之間，根本無從掌握自己的命運，自覺的努力、追求“註定了要被打翻的吧”?面對一己人生的沉浮變幻，人唯有茫然、惘然。
這樣的想法後來成為她下意識的一部分背景，往明確裡說，也可以講是她對人生的穩定把握的一部分。戰爭、社會性的運動等等非個人的人類行為在她皆表現為惘惘的威脅，無情地侵入個人的世界，不由分說地將個人裹挾而去。此後張愛玲還將透過自己的經歷、見聞和感受一再向自己印證這樣的認知。比如，1949年以後到她離開祖國大陸這段時間裡她的所見所聞所感，就肯定再次對她證明了驚天動地的變革面前，個人世界的安穩是如何難以守護。所以她的小說盡管大多不是社會性的，然而超出那些沉醉於封閉世界的渾然不覺的人物的視界之外，讀者總能隱約意識到故事後面是一個風雨飄搖的世界。不管後來她如何深化和豐富她的認知，她的這種憂患意識首先是在港戰中獲得的，在《傾城之戀》的結尾，她藉著對白流蘇命運的議論，將她在港戰中的感受直白地表達出來。
可以讓她對個人命運產生惶惑、迷惘之感的一個具體事件是佛朗士教授的死——這是港戰期間對她觸動較大的一件事。佛朗士同其他英國人一樣被徵入伍，張愛玲還記得開戰以前，每逢志願兵操演，這位豁達幽默的教授總會帶幾分調侃拖長了腔調通知他的學生：“下禮拜一不能同你們見面了，孩子們，我要去練武功。”開戰後的一個黃昏，佛朗士回到兵營裡去，一邊走一邊思索著什麼問題，沒聽見哨兵的吆喝，哨兵便開了槍。令她感嘆的還不是佛朗士死在自己人的槍下，決無“求仁得仁”的壯烈，而是這位有幾分玩世的教授其實對保衛殖民地並無多少熱情，他之入伍亦無多少“志願”的成分，不過是無可無不可的隨波逐流，不欲有異於眾而已，誰知竟莫名其妙送了命。換了堅定的歷史唯物論者，或許會以必然、偶然、不可免的犧牲之類來解釋此事，但是對於張愛玲，理論是從來沒有說服力的，她不能不感到人類行為的荒誕、不可理喻，也不能不從佛朗士的命運去懷疑世上是否真有所謂因果的法則。不知是出於有心還是無意，她述及此事時用了“槍殺”一詞(“我們得到了佛朗士教授被槍殺的訊息”)，或許她覺得這個字眼猶能傳達出某種荒誕感，以及這意外事件中包含的人生諷刺?無論如何，此事給她印象之深是顯而易見的。她頗有幾分動情地感慨道：“想不到‘練武功’竟送了他的命——一個好先生，一個好人。人類的浪費……”除了對胡適之，我們還很少看到她對誰有這樣的追念之情。
但是張愛玲在更多的時候當然仍是保持著她冷眼旁觀的一貫作風，她將冷靜而挑剔的眼光投向周圍的人，同時也投向自己，於眾人的種種反應與行為中張看著人性。她發現了人性的盲目和偏執，人人都縮在自己封閉的殼裡，對現實的處境渾然不覺：“我們對於戰爭所抱的態度，可以打個比喻，是像一個人坐在硬板凳上打瞌睡，雖然不舒服，而且沒完沒結地抱怨著，到底還是睡著了。能夠不理會的，我們一概不理會。出生入死，沉浮於最富色彩的經驗中，我們還是我們，一塵不染，維持著素日的生活典型。”她的同學因戰時沒有相應的時裝而犯愁;飛機在天上扔炸彈，門洞子裡躲空襲的人在無謂地爭閒氣，誰都振振有詞;一個受輕傷的年輕人因暫時成了眾人注意的中心而洋洋得意;空襲警報剛剛解除，人們又“不顧命地軋電車，唯恐趕不上，犧牲了一張電車票”……落在她眼中的這一切都讓她相信戰爭並不帶來真正的震盪，人們一邊本能地惶恐著、驚怕著，一邊對情勢的嚴重性毫無意識，虛榮心、貪小利、自我中心等這些世態劇中最常出現也最易受到嘲諷的內容在戰爭的災難背景下仍然若無其事地繼續搬演著。
張愛玲亦是她平日的疏離態度。她經歷的最驚險的一幕是有一次飛機扔炸彈，轟然一聲似乎就摜在頭頂上，她將防空員的鐵帽子罩住了臉，黑了好一陣才知自己沒有被炸死。她是防空員，但那身份與她似是不相干的，她稱自己是個“不盡職的人”，她還是在局外。防空員駐紮在馮平山圖書館，張愛玲在這裡找到一部《醒世姻緣》，“馬上得其所哉，一連幾天看得抬不起頭來”。圖書館房頂上架著高射機槍，成了日軍的轟炸目標，炸彈一顆顆轟然落下，越落越近，她只想著：“至少等我看完了吧。”還有一部《官場現形記》，她大約也是在這裡發現的.，這書也能讓她讀得如醉如痴，渾然忘我。雖然外面戰火紛飛，圍城中的大部分時間她還是能在躲空襲的人群中找到一個角落，埋頭讀她的《官場現形記》。她那時已經因用功過度患了深度近視，光線不充足，書上的字又印得極小，她還是“在炮火下”把書讀完了。一邊讀，她一面擔心的還是“能夠不能夠容我看完”，倒不擔心她的眼睛——“一個炸彈下來，還要眼睛做什麼呢?”然則若是炸死了，讀書又有何用呢?這個她卻沒自問，讀書在她已成一種本能行為，以後她去當看護，也還是躲在一邊看書。
十八天的圍城過去，香港落入日本人之手，應該說是淪陷了，可是香港原本是殖民地，戰事的平息好似災難的過去，人們反倒沉浸在莫名的興奮、狂喜之中。——“我們暫時可活下去了，怎不叫人歡喜得發狂呢?”張愛玲還記得和她的同學一道滿街尋找冰淇淋和唇膏，挨個闖進每一家店裡打探是否吃得上冰淇淋，得知有一家第二天可能有賣，這些平日養尊處優的大小姐次日居然步行十多里路去飽這點口福。而且她們天天帶了莫名的興奮到城裡逛街。她後來稱她就是在這段時間裡“學會了怎樣以買東西當做一件消遣”。在街上逛著，她看見這裡那裡觸目皆是小吃攤，三教九流的人，包括衣冠楚楚的體面人都改行做了餅師。有時她們立在街頭的小攤上吃滾油煎的蘿蔔餅，尺來遠腳底下就躺著窮人青紫的屍首，就這也不能打消她們的興致。
一面沒在狂喜的人群裡，一面她卻也有眾醉獨醒的冷眼觀照：“香港重新發現了‘吃’的喜悅。真奇怪，一件最自然、最基本的功能，突然得到過分的注意，在情感的光強烈的照射下，竟變成下流的、反常的……宿舍裡的男女學生整天談講的無非是吃。”一個重大的事件過去，在人們的意識中竟沒有留下什麼痕跡，沒有反省，沒有對人生的真正了悟，有的只是動物式的本能的慶幸，一種延續生命的可能，一個重新吃東西的機會，生存的最起碼條件一下變得有如上天賜福，帶來令人難以置信的巨大滿足，這不能不使她感到人性的盲目和人的可憐可笑。
她的一位叫蘇雷珈的同學倒是因為戰爭變得話也多了，人也幹練了。蘇雷珈來自馬來半島的偏僻小鎮，原先受的是修道院式的教育，她學的是醫科，無知到會向人打聽被解剖的屍體是否穿衣服，校內傳為笑談。用張愛玲的話說，她是“天真得可恥”。雖然她不大可能是《沉香屑：第一爐香》中愫細的原型，我們仍可以從小說開始時帶了誇張神秘表情向“我”講述“穢褻”故事的那個女孩身上瞥見她的影子。開戰後蘇雷珈念念不忘她的時裝，炸彈就在宿舍的隔壁爆炸，舍監在催促眾人下山，她仍力排眾議將衣服收拾了一大箱冒了炮火運下山。箱子裡的衣服在她當臨時看護時給了她“空前的自信”，她因此得了男看護的注意，自信地與男看護們混在一起，她膽子大了，能吃苦，能擔風險，也會開玩笑了。張愛玲的冷眼引導她去發現蘇雷珈的轉變其實是虛榮心的作用，她還是她。她敘述此事固然有戲謔之意，裡面卻有真實的心理觀察。
與大多數學生的漠然、空虛相比，有位叫喬納生的同學可以稱得上是有為的青年了。他曾經加入志願軍上陣打過仗，停戰後眾人慶幸狂歡，唯獨他充滿鄙夷和憤恨，他鄙夷的不是周圍人對戰爭的漠然，憤恨的不是未能打贏這場戰爭，而是計較原先許給他們這些志願兵的特別優待條件沒有兌現。打仗時他受命與另一學生出壕去將受傷的英國兵抬進來，他對此事耿耿於懷：“我們兩條命不抵他們一條。”張愛玲揶揄地稱喬納生“有三分像詩人拜倫”，出生入死，他仍然是他素來的自我中心，生活在自己的幻想裡，“投筆從戎之際大約以為戰爭是基督教青年會所組織的九龍遠足旅行”，戰爭實質上絲毫沒有讓他對現實有所認識。
然而戰爭畢竟是戰爭。港大的學生開戰之初大都樂得歡蹦亂跳，因為平白免去了一場大考。戰爭中吃夠了苦頭，他們多少改掉了不切實際的作風，用張愛玲的話說，是“比較知道輕重了”。只是這由務虛到務實的轉變令她悚然，更讓她感到人的空虛。困在學校裡的學生無事可做，成天就是買菜、燒菜、調情，無聊地在玻璃窗上塗滿“家，甜蜜的家”的字樣，或者是進入更直接的“男女”。這是否就是人現出的本相?張愛玲不禁要懷疑人是否真有所謂“進步”：“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彷彿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麼?事實是如此。”這種懷疑態度成為張愛玲張看人生、考察人性的又一個穩定的視角，她總是能夠發現現代人的機智、裝飾後面的空虛，逼使她的人物露出原始人的本相。
不過最令張愛玲感到不耐的，還是喬納生式的“熱血青年”。在她看來，他們慷慨激昂的調子空洞蒼白，而且可笑，因為與真實的人生毫不相干。內地的青年在抗戰爆發之初對未來充滿幻想，相信戰火將給民族帶來生機，人亦將成為嶄新的人。張愛玲執著於她的所聞所見，同時也受她獨特的視角的指引，對“炮火的洗禮”云云唯有不屑和鄙夷。相比而言，她看到人們在現實面前退縮、屈服，卻表現出更多的寬容和同情，因為以她的觀點，那畢竟是對真實人生的某種趨近。
香港戰事中，許多人受不了無牽無掛的空虛絕望，急於抓住一點實在的東西，沒結婚的人都趕著結婚了。報紙上擠滿了結婚廣告，張的同學中提早結婚的也有。她在防空總部的辦公室裡曾遇到過一對準備領結婚證的男女，她揣度那男的“在平日也許並不是一個‘善眉善眼’的人”，他或者是個範柳原式玩世不恭的浪蕩子，可是現在到這裡來借汽車，一等幾個小時，卻是不時地與新娘子默默對視著，眼裡滿是戀戀不捨之情。朝不保夕的環境教他學會了憐取眼前人，珍惜到手的東西。這一幕給張愛玲極深的印象，或者她由此得了創作《傾城之戀》的靈感也未可知。至少我們可以說，她替白流蘇、範柳原安排下那樣一種結局時，腦子裡一定想著那些匆匆結婚的人們，尤其是那對男女。放棄人生的其他許多重要的內容，退縮到個人生活的封閉小天地，固然令她感到莫名的悲哀，另一面她也有理解的同情，範柳原態度的轉變在她看來乃是“艱苦的環境中應有的自覺”。假如說“自動地限制自己的活動範圍，到底是青年的悲劇”，那這悲劇中也貯滿她樂於尋覓的人生的蒼涼意味，而張愛玲寫《傾城之戀》也正是要傳達出這種意味。
香港淪陷後，張愛玲倒又同她的許多同學一起，到“大學堂臨時醫院”去當看護。與她去做防空員一樣，她做看護也還是出於不得已——張愛玲從未對社會服務表現出什麼熱情。這醫院利用的就是港大的校舍，環境原是她所熟悉的，現在住滿病人，對她成了一個陌生的、從未接觸過的世界。她的病房裡住的大都是戰事中中了流彈的苦力，或是戰亂中趁火打劫搶東西被擊傷逮捕的人，斷胳膊斷腿，沉默、煩躁地躺在那裡。髒亂的環境、汙濁的空氣、流血流膿的傷口、奇臭的爛蝕症、殘損的肢體、麻木的面孔、痛苦扭曲的表情，這一切與張愛玲熟悉的充滿布爾喬亞氣息的世界相去實在太遠，彷彿是現實的骯髒的某種呈現，逼著她注視。雖然她在另一場合說及中國人的生活時曾說“髒與亂與憂傷之中，到處會發現珍貴的東西，使人高興一上午，一天，一生一世”，她在病房裡卻全無這樣的寬宏和從容品味的心緒，她只有一種近乎本能的不自在、憎惡、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