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愛玲傳》第五章 讀書歲月
引導語：張愛玲她悲天憫人，時時洞見芸芸眾生“可笑”後面的“可憐 ”，但在實際生活中卻顯得冷漠寡情，下文是小編收集的《張愛玲傳》第五章《讀書歲月》原文，歡迎大家閱讀學習。
張愛玲的教育從她很小的時候就開始了。雖然她日後能夠成為一位傑出的作家憑的是自己的勤奮努力，很少是得自父母的教益(甚至她那位留法學美術的母親在繪畫方面也沒有給她什麼有用的教導)，但她的家除了是一個沒落的貴族之家外，還可以說是一個書香門第。她的祖父是科舉出身，她的父親有舊式的文化教養(他也涉獵過“西學”的書，《私語》中提到留有她的英文題識的一本肖伯納的戲《傷心之家》)，她母親則是“知識女性”。因她的作文而得意，鼓勵她學作詩，替她的小說撰寫回目，都證明她父親對文學的興趣，他是地道的有閒階級，沒有職業，也看不起職業，讀書看報，偶爾舞文弄墨，也是消磨光陰的一途。她母親也喜歡文學，尤其喜讀小說。她有關母親的回憶中的最親切的一幕，便是母親坐在馬桶上讀《小說月報》上連載的老舍的小說《二馬》，一邊笑一邊念出來，而她靠在門框上笑。
所以她家裡無形中有一種文學的空氣，在她的正式教育開始以前，她的文學教育已經開始了，她的“人之初”是每天早上由女傭把她抱到母親床上去，趴在被子上，跟著母親不知所云地背唐詩。雖然“不知所云”，這樣的薰陶和記憶卻有助於她的藝術直覺的養成。在家裡她有不少書可看，她喜歡看的是舊小說，八歲時她已讀過大部分的章回說部，比如百萬言的《西遊記》。她父親喜讀小報，家裡總是這裡那裡隨處亂攤著，她也養成了讀小報的習慣。小報上她不會放過的是鴛蝴派的通俗小說，這類小說的情調、筆調都從傳統小說而來，張愛玲早年喜讀這類小說的原因之一就是它們有舊小說的味道。除了環境的影響之外，可能還與她模模糊糊地感到舊小說中的世界與她的家庭生活，與她知道的人與事可以相互印證有關。眾所周知，她對舊小說的熱情終生不渝。鑑於新式學堂(更不用說洋學堂)和社會上的時髦風尚均不鼓勵這樣的嗜好，甚而視為低階趣味，如果我們說張愛玲一手漂亮的英文以及西方文學、歷史、藝術方面的知識是得自學校教育的話，那麼她在這方面的興趣無疑是在家裡培養起來的。
她的“國學”知識中的相當一部分也得自“家教”——十歲之前，她都是從私塾先生受教，她父親有興致時想必也指點過她。私塾先生式的教育最重的是古文，她念中學時她弟弟仍跟了老夫子式的先生受教，先生教他作《漢高祖論》，張愛玲受教的未必是這一位，但路數也是一樣的。可惜我們看不到她的課卷，只知道她那時肯定背了不少古文。她父親有的是舊式的教養，雖然不以她在學校裡寫的那些“新文藝腔”的作文為忤，甚至感到得意，可是當他鼓勵女兒發展寫作方面的才能時，他還是勸她隨了先生學作舊詩。張愛玲記得她曾作過三首七絕，有一首詠“夏雨”，其中的兩句，“聲如羯鼓催花發，帶雨蓮開第一枝”，先生頗為賞識，加了濃圈密點，她自己也有幾分得意，只是後來寫來畢竟太吃力，才沒有學下去。背古書她當時必覺得枯燥乏味，作舊詩在她也是硬作，“賦得”的味道極重，但是這一番苦讀、“苦吟”日後給她帶來的好處也是顯而易見的：新文學史上的女作家，特別是30年代、40年代的女作家，在古典文學、文字功底方面表現出良好素養的，少而又少，張愛玲是少數中的一個。
張愛玲的父親在兒女的教育上也是典型的遺老遺少態度，就像他與民國的世界總犯彆扭一樣，他也拒絕民國以後普遍化了的學堂式教育。他原先似乎想讓女兒像過去的大家閨秀一樣，在家裡完成她的全部教育。雖然張愛玲九歲時給報紙編輯的一封信中稱她那時在家裡補習英文，第二年大約可以考四年級，但那很可能是她母親的主意，而她父親其時也許正在醫院裡治療。所以到她十歲母親要把她送進學校時，她父親一再大鬧著不依，最後是她母親“像拐賣人口一樣”硬把她送去的。填寫入學證時，她母親為她的名字大費躊躇，她的小名叫“煐”，張煐兩個字叫著不上口，沉吟半晌不得主意，母親道：“暫且把英文名字胡亂譯兩個字吧。”就音譯了“愛玲”二字。大概因為不夠“淑女”化，她一直想替女兒改但終於沒改，後來則是她自己不願改了。所以嚴格地說，到現在為此，我們是把我們的傳主的學名提前使用了九年。
張愛玲進的這所學校是上海黃毛小學，她在學校裡的情形我們不得而知，只知道她是住讀。一直被關在家裡，沒有多少同齡人做伴，現在驟然過起“群居”生活，當然會有點不適應;另一方面，來到一個全新的環境裡，而且父母此時還沒有離異，後母還沒有出現，她還是可以有較為輕鬆的心境來體驗一種新鮮感的。她提供給我們的唯一一條資料是同學晚上在帳子裡讀她寫的言情小說，以及因她的小說而起的小小的爭執(見後文)，從中可見她那時仍不失那個年紀應有的健康活潑的性情。可是因為家庭中的一系列變故，中學時代張愛玲留給老師同學的印象與上面提到的不失童趣的一幕已經完全對不上了。
張愛玲中學唸的是聖瑪麗亞女校，這所學校系美國教會所辦，與聖約翰青年學校、桃塢中學同為美國聖公會設立的大學預科性質的學校，這些學校中成績優異的畢業生可以有機會到英美的名牌大學去深造，大名鼎鼎的林語堂便是聖約翰青年學校保送到美國去讀書的。這位著名的校友不僅是母校的驕傲，而且在性質相同的其他兩所學校裡肯定也是常被提起的。可能多少有這方面的原因，中學時代的張愛玲特別心儀林語堂，他是她的一個參照人物，她發願要走他的路，並且要在名氣方面超過他。
這個宏願當然是暗自對自己許下的，她的老師、同學不可能知道，而她的外表、她的言談舉止，一點也顯露不出奮發有為的徵兆。留在老師同學記憶中的張愛玲鬱鬱寡歡，意氣消沉，懶散不好動，不交朋友，臥室凌亂，人也不事修飾。張愛玲的愛好者常容易根據讀她小說獲得的印象想象她是個懶散的人，一位超級張迷水晶未見她之前，便想象她是一個“病懨懨、懶兮兮的女人”，見面後發現她實際上很精神。但是張愛玲至少有一度的確是有這種味道的，甚至懶得掩飾這一點，這就是在中學的時候。
教會學校有教會的清肅，規矩比一般學校多而且嚴，聖瑪麗亞女校也如此。每個學生臥室裡均有放鞋的專門櫃子，不穿的鞋子必得放進櫃裡，不準隨便擺放。舍監若查出誰不按規矩來，便毫不留情將那人的鞋放在走廊上示眾。最常被亮出示眾的，便是張愛玲的一雙舊皮鞋。女孩面嫩，旁人遇此事必要面紅耳赤，她則不然。她心裡未嘗沒有一種羞憤，因為在眾多花枝招展的貴族小姐面前亮出的是那樣一雙寒酸的舊皮鞋，這不啻是將她在家裡的難堪、不幸抖摟出來示眾，但是她的反應是遲鈍、木然的，好像懵懂到不知道在乎，在這種場合，她最劇烈的反應是道一聲：“啊喲，我忘了。”沒有檢討抱歉之意，而且絕對不是有些活潑的女孩的撒嬌、發嗲式的驚呼。
她的健忘是全校聞名的。給教師印象最深的是她常忘記交作業，每到這時老師問起緣由，她便將兩手一攤道：“我忘了。”也不找理由，也不辯解，只一副可憐狀，老師也不忍深責，一則知道她家裡的情形，二則她的成績絕對是拔尖的。“我忘了”在她口中出現的頻率太高，以致在同學中這三個字簡直有權作她諢號的趨勢。若有人談起中學時代的張愛玲，她那時的同學必要誇張地模仿道：“喔!愛玲，‘我忘了’。”在整飭、清肅、以培養淑女為志職的教會學校，她當然是一個怪人、一個異數。
與她的怪、她的懶散健忘同樣出名的，是她優異的學習成績。她雖然常常不交作業，考試時卻總得“A”或“甲”。當然，最讓師生對她刮目相看的還是她的作文。
教會學校與一般學校的不同處是它將全部課程分為中文、英文兩部分，最看重英文，數、理、西洋史等課程均用英文講授，教師大都是外籍人，以老小姐居多。中文部則設國文及本國史地三科，教初中的多為師範畢業的中國小姐(《封鎖》中的翠遠多半就是從她們中間找到的原型)，教高中的則多為前清科舉出身的老學究。學校是貴族化的，要的似乎也是貴族化的國文——古國的古董。作文的命題常常是“說立志”、“論知恥”之類，比中國人辦的學校更來得國粹，倒像是張愛玲家裡私塾式教育的意外延續。如果她一直由那些老學究來教，以她的根底，她肯定也還是比她的同學更出色的學生，但是因為大家學來都無興致，也不當回事，同學對她就未必會有那樣佩服了。碰巧教她們的國文老師換了一位熱衷新文學，又頗能鼓起學生對文學的興趣的汪先生，這對她倒是件不大不小的幸事。
這位汪先生叫汪宏聲。我們對他最應表示感激的不是他給了張愛玲多少有益的教導，也不是他最早發現了張的才華，而是他在張愛玲如日中天的時候寫了篇題為《記張愛玲》的文章，成為後人瞭解張中學時代在學校中的情形的難得的材料，此外就是學校在他的發起下，出版了一種32開的小型雜誌《國光》，從上面我們得以看到張這段時間的幾篇習作。
汪先生廢了八股式的道德文章，轉教學生去學習寫景、狀物、抒情，因為他標舉新文學，學生都是年紀輕輕，又都是女生，他似乎順理成章地在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崇奉“美文”的風氣。他常允許學生隨意命題，而性之所近，學生一下筆很自然地就走上感傷抒情的一路。汪先生批作文時看到的一篇題為《看雲》的散文也屬此類，他很欣賞此文，雖說裡面還夾雜了幾個別字，但行文流暢瀟灑，詞藻濃豔華麗，水準遠在其他作文之上。此文作者即張愛玲。其時汪先生剛接任國文教師，學生的名與人尚對不上號，下一次課上講評作文時逐一點名領取作文簿，他才識得這個學生：張愛玲坐在最後一排，穿著過時的寬袍大袖的衣裳，被點了名後神情呆滯地走上前來。汪先生把她大大誇獎了一通，並當場朗讀了她的作文，她還是神情呆滯，臉上並無得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