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陽樓記》是如何寫成的
本文寫於慶曆六年(1046年)。因得罪了宰相呂夷簡，范仲淹貶放河南鄧州，慶曆五年(1045年)子京重修岳陽樓，請范仲淹作記。並附上一幅《洞庭晚秋圖》，寫此文時作者並未登臨岳陽樓，只憑藉此圖寫出了《岳陽樓記》。
文章是思想的載體、藝術的表現。我向來主張文章為思想而寫，為美而寫。當然，讀文章也應從這兩方面來讀。如果讓我在古今文章中選出一篇最好的，只許忍痛選一篇，那就是范仲淹的《岳陽樓記》。
千百年來,中國知識界流傳一句話：不讀《出師表》不知何為忠;不讀《陳情表》，不知保為孝。忠孝是封建道德標準。隨著歷史進入現代社會，這兩《表》的影響力，已在逐漸減弱，特別是《陳情表》，已鮮為人知。但有一個奇怪的現象，同樣產生於封建時代的《岳陽樓記》卻絲毫沒有因歷史的變遷而被冷落、淘汰，相反，它如一棵千年古槐，歷經歲月的滄桑，愈顯其旺盛的生命力。北宋之後，論朝代，已經南宋、元、明、清、民國及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六代的更迭;論社會形態，也經封建、民主主義、社會主義三世的衝擊。但它穿雲破霧，歷久彌新。嗚呼，以一文之力能抗六代之易、三世之變，以傳統的文字，能表達一種跨越時空的思想，上下千年，唯此一文。
一、文章達到的“三境之美”
1.一文、二為、三境、五訣
這篇文章到底好在什麼地主?在下評語前，我們不妨先探究一下好文章的標準。括地說可以叫做“一文、二為、三境、五訣”。一文是指文采。首先你要明白，你是在做文章，不是寫應用文、寫公文。文者，紋也，花紋之謂，章者，章法。文章是以一門以文字為物件的形式藝術，它要遵循形式美的法則，並透過這個法則表達作者的精神美。“二為”是寫文章的目的，一是為思想而寫，二是為美而寫。即要有思想，又要有美感。即要有思想價值，又要有審美價值。“三境” 是指文章要達到三個層次的美，或曰三個境界。古人論詩詞就有境界之說。我現在把境界再細分為三個層次，一是景物之美，描繪出逼真的形象，讓人如臨其境，謂之形境，類似繪畫的寫生;二是情感之美，創造一種氛圍叫人留戀體味，謂之意境，類似繪畫的寫意，如徐渭(青藤);三是哲理之美，說出一個你不得不信的道理，讓你心服口服，謂之“理境”，類似繪畫的抽象，如畢加索。這三個境界一個比一個高。“五訣”是指要達到的這三境的方法，我把它叫做“文章五訣”，即形、事、情、理、典。文中必有具體形象，有可敘之事，有真摯的情感，有深刻的道理，還有可借用的典故知識。這一切，又都得用優美的文字來表達。這就是“一文、二為、三境、五訣”之法。以這個標準來分《岳陽樓記》，我們就會驚喜地發現它所達到的藝術高度，就不難明白它為什麼稱得上千古第一美文。
請看全文：
慶曆四年春，子京謫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俱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於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
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銜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
若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商旅不行，傾楫摧，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
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乎!
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全文共六個自然段。
一段敘寫這件事的緣起。以事起興，作一個引子，用“事”字訣。
第二段描寫洞庭湖的氣象，鋪墊出一個宏大的背景。借山川豪氣寫忠臣志士之志，用“形”字訣。
第三四段作者借景抒情，設想了兩種“覽物之情”，創造出一悲一喜的意境。透過景物描寫營造氣氛，水到渠成，即用“形”字訣和“情”字訣，由 “形境”過渡到竟境。連用雨、陰風、濁浪、星陷、山潛、商斷、日暮、虎嘯、猿啼等十個恐怖的形象。然後推出“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 的傷感情境。連用春風、麗日、微波、碧浪、鳥飛、魚遊、芷草、蘭花、月色、漁歌等十個美好的形象，推出“心曠神怡，寵辱偕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的快樂情境。
第五段，匯出哲理，作者將形和情有意推向理的高度，設問：有沒有超出上面那兩種的情況呢?有，那就不是一般人，而是“古仁人之心”了。這種人超出物質利益的誘惑，超出個人的私念：在朝為官，不忘百姓;被貶江湖，不忘其君。太平時憂天下，危難時擔天下。進也憂，退也憂，那麼，什麼時候才樂呢?到文章快結束時才推出一聲絕響，一個響亮的哲理式結論：“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做官要做這樣的官，做人要做這樣的人!用我們現在的話說，就是無私奉獻，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用的是“理”字訣。這個道理一下講透了，這個標準一下管了一千年，而且還要永遠管下去!這是文章的高潮，全文的主題，是作者一生悟出的真理，也是他的信念。不管哪個時代，哪個國家，官員都有忠奸、公私、賢愚、勤庸之分。而公而忘私，“先憂後樂”是超時代、超階段的道德文明、政治文明，是人類共同的永遠的精神財富。范仲淹道出了這種為人為臣的本質的理性的大美，文章就千古不朽了。作者講完這個結論後，文章又從“理”轉移到 “情”：“噫!微斯人，吾誰與歸?”，寫出一種嚮往和惆悵。
第六段，不經意間再輕帶一筆轉回到記“事”：“時六年九月十五日”，照應文章的開頭，像一個繞樑的餘音。至此文章的形、事、情、理都有(注意本文沒有用典)，形美、意美、理美三個層次皆有，這已到了一個完美的藝術境界。
這篇文章的核心是闡述“先天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道理。但如果作者只說出這一句話，這一個理，就不會有多大的感染效果，那不是文學藝術，是口號，是社論。好就好在它有形、有景、有情、有人、有物的鋪墊，而且全都用優美的文字來表述，用了許多修辭手法。在“理境”之美出現之前，已先收 “形境”、“意境”之效，“三境”之美具全。再加上貫穿始終的文字之美，算是“四美”了，在內容和形式兩方面都分別達到了很難得的高度，借用王勃在《王閣序》裡的一句話，就是“四美具而二難並”了，是一種高難度的美。
2.文章的兩類作者：政治家與文人
雖然我們給出了一個“一文”的要求、“二為”的宗旨、“三境”的標準、“五訣”的方法，但並不是誰人拿去一套就可以寫出一篇好文章。就像數學課上不是老師教給一個公式，人人都得一百分。這還得有一個艱苦的修煉過程。
凡古今文章，從作者角度分有兩大類。一類是文人、專業作家的作品。作者先從文章形式入手，已嫻熟地掌握了藝術技巧，然後再努力去修煉思想，充實內容，但無論如何，由於閱歷所限，其思想總難拔到多高的境界。就像一個美人，已得先天之美，又想再成就一番英雄業績，其難也哉!第二類是政治家、思想家之作。這類作者是從思想內容入手。他並不想以文為業，只是由於環境、經歷使然，內心積累甚多，如火山之待噴，不吐不快，就借文章的形式表達出來。當然，大部分政治家是寫不出好文章的。他們忙於事務，長於公文、講話、指示等應用文字而不善美文，或者根本就沒有修煉到思想的美，很難做到“四美具而二難並”。但也有少數政治家、思想家，或因小時就有文章閱讀或寫作訓練的童子功(如人外表的先天之美)，或政務之餘不忘治學(如人形體的後天訓練)，於是便挾思想之深又借藝術之美登上了文章的頂峰。就像一個美女後來又成就了偉功大業，既天生麗質，又驚天動地，百裡挑一。中國文學傳統很重視這類人的“道德文章”，如古代的賈誼、諸葛亮、魏徵、韓愈、范仲淹。近代的梁啟超，現代如毛澤東等人的文章。這些都是政治家之文，政治家美文是用個性的話說出個性的思想。如果只會用共性的語言說共性的思想 就是官話、套話，有理而無美，這不叫文章，也不可能流傳。另一脈，如古代的司馬相如、李白、王勃，現代的許多專業作家的“文人文章”。因為文章第一位還是表達思想，“理境”為“三境”中最高之境，所以相對來講，先入藝術之門，再求深造思想難;先登思想之峰，再入藝術之門易。況且文人求“情”而不求“理”，是以個性的語言說出個性的情感。常“美”有餘而理不足。所以真正的大文章家，政治家，思想家出身的多，而專攻文章，以文為業的反倒少。歷史上的范仲淹是一個政治家、軍事家、學者，也許他從來也沒有把自己當做一個作家。後人在排唐宋八大家之類的排行榜時，他也無緣入列。但這恰恰是他勝過一般文人之處，或者歷史根本就不忍心將他排入文人之列。
所以要弄清《岳陽樓記》的`文章之美，還得從思想家和政治家的角度探尋作者的內心世界。
二、作者的人格之美
人們都熟知范仲淹在《岳陽樓記》裡的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卻常忽略了文中的另一句話：“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前者是講政治，怎樣為政、為官，後者是講人格，怎樣做人。前者是講政治觀，後者是講人生觀。正因為講出了這兩個社會、人生的最基本道理，這篇文章才達到了不朽。其實，一個政治家政治行為的背後都有人格精神在支撐，而且其人格的力量會更長久地作用於後人，存在於歷史“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物，指外部世界，不為利動;己，指內心世界，不為私惑。就是說：有信仰，有目標，有精神追求，有道德操守。結合范仲淹的人生實踐，可從三個方面來解讀。
一是獨立精神。
范仲淹於太宗端拱2年(989年)生於徐州，出生第二年父親去世，29歲的母親貧無所依，抱著襁中的他改嫁朱家，來到山東淄州(今山東鄒平縣附近)。他也改姓朱，名朱說。他少年時在附近的廟裡借宿讀書，每晚煮粥一小鍋，次日用刀劃為四塊，早晚各取兩塊，拌一點鹹菜為食。這就是成語“斷劃粥”的來歷。這樣苦讀三年，直到附近的書已都被他搜讀得再無可讀。但他的兩個異父兄長卻不好好讀書，花錢如水。一次他稍勸幾句，對方反唇相譏：“連你花的錢都是我們朱家的，有什麼資格說話?”這時他才知道自己的身世，心靈大受刺激。真是未出家門便感知世態之炎涼。他發誓期以十年，恢復範姓，自立門戶。
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23歲的范仲淹開始外出遊學，來到當時一所大書院應天書院(今河南商丘)，晝夜苦讀。一次真宗皇帝巡幸這裡，同學們都爭先出去觀聖容，他卻仍閉門讀書，別人怪之，他說“日後再見，也不晚!”可知其志之大，其心之靜。有富家子弟送他美食，他竟一口不吃，任其發黴。人家怪罪，他謝曰：“我已安於喝粥的清苦，一旦吃了美味怕日後再吃不得苦。”真是天降大任於斯人，自覺自願苦其心志，勞其筋骨。他在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中進士，在殿試時終於見到了真宗皇帝，並赴御宴。他不久調去安廣德亳縣做官，立即把母親接來贍養，並正式恢復範姓。這時離他發憤複姓用了五年。
在人性中，獨立和奴氣，是基本的兩大分野。從上面的事例中可以看出范仲淹卓然獨立的精神。家雖不幸，決不會因寄人籬下而自矮三分，就是對皇帝也不搞盲目的個人崇拜，你過你的路，我讀我的書，何必涎著臉去自我表現，這在封建社會是很難做到的。我們不要小看人格的獨立，就整個社會來講，這種道德的進步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奴隸制度造成人的奴性，封建制度下雖有“士可殺不可辱”的說法，但還是強調等級、服從。進入資產階級民主社會，才響亮地提出平等、自由。人性的獨立才作為一種普遍的社會標準和道德意識。中國封建社會長，又沒有經過徹底的資本主義民主革命，人格中的奴性殘留就多，直到現在許多人也在變著法媚上。對照現實，我們更感到范仲淹在一千年前堅持的獨立精神的可貴。正是這一點，促成了他在政治上能經得起風浪。做人就應該“寵而不驚，棄而不傷，丈夫立世，獨對八荒”。魯迅就曾痛斥中國人的奴性，一個人先得骨頭硬，才能成事，如果他總是看別人的臉色，他除了當奴才還能幹什麼?
范仲淹自己有獨立精神，他對歷史上這一類的人也就格外敬仰。1034年，當范仲淹第二次被貶到桐廬任上時，他知道這裡就是漢代高士嚴子陵隱居之地。嚴是漢帝劉秀未發跡時的好友，劉稱帝，嚴堅決隱而不出。這種“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獨立精神正是他所追求的。他便為嚴子陵修了一座祠堂，並親寫了一篇《記》文，文末歌曰：“雲山蒼蒼，江水茫茫，先生之風，山高水長!”這四句話流傳甚廣，也成了他人格精神的寫照。
1038年，範第三次被貶赴潤州(今江蘇鎮江)任上時，途中經彭澤拜謁唐代名相狄仁傑的祠堂。狄剛正不阿，不畏武則天的權勢被陷入獄，又貶為縣令。範當即為其寫一碑文，歌頌他：
“嗚呼，武暴如火，李寒如灰，何心不隨，何力可回!我公哀傷，拯天之亡：逆長風而孤，溯大川以獨航。金可革，公不可革，孰為乎剛!地可動，公不可動，孰為乎方!”
文字擲地有聲。而此時作者也正冒著朝中的“暴火寒灰”獨行在被貶的路上，他以詩言志：“心焉介如石，可裂不可奪。”而他所描寫的狄仁傑剛不可摧，方不可變也正是自己的形象。
二是犧牲精神。
怎樣處理公與私關係，是判斷一個人的道德高下的最基本標準。我們熟悉的林則徐的兩句詩：“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趨避之。”講的就是這個道理。有的人，苟利天下，一毫而不拔，寧可我負人，決不人負我。有的人處處為國著想，為別人著想，關鍵時刻可以犧牲自己。如果社會上都是第一種人，那麼，這個世界成天爾虞我詐，偷磚拆瓦，早就毀滅了。幸好還有這第二種人，社會才和諧，才進步。范仲淹一生為官不懶，為人不奸。他的道德標準是隻要為國家，為百姓，為正義，都可犧牲自己。茲舉兩例。
1038年宋西北的夏建國，趙元昊稱帝。宋夏戰事不斷，邊防主帥範雍無能，1040年仁宗不得不重組一線指揮機構，任命范仲淹為陝西經略招討副使(副總指揮)趕赴前線，這年他已52歲，這之前他從未帶過兵。范仲淹一路兼程，趕到延州(今延安)。延州才經兵火之後，前面36寨都被蕩平，孤懸於敵陣前。曾先後任命數人都畏敵而找藉口不去到任。範說，形勢危急，延州不能無守，就挺身而出，自請兼知延州。
范仲淹雖是一介書生，但文韜武略，膽識過人。他見敵勢坐大，又以騎兵見長，便取守勢，並加緊部隊的整肅改編，提拔了一批戰將，在當地邊民中招募了一批新兵。慶曆二年(1042年)，范仲淹密令19歲的長子純佑偷襲西夏，奪回戰略要地馬鋪寨。他引大軍帶築城工具隨後跟進。部隊一接近對方營地，他令就地築城，十天，一座新城平地而起。這就是後來發揮了重要戰略作用的像一個楔子一樣打入夏界的孤城———大順城。城與附近的寨堡相呼應，西夏再也撼不動宋界。夏軍中傳說著，現在帶兵的這個範小老子(西夏人稱官為老子)胸中自有數萬甲兵，不像原先那個範大老子(指前任範雍)好對付。西夏見無機可乘，隨即開始議和。範以一書生領兵獲勝，除其智慧之外，最主要的是這種為國犧牲的精神。
範與宗諒(字子京)的關係，是他為國惜才，為朋友犧牲的例證。與范仲淹是同年的進士，也是一個熱血報國的忠臣。西北戰事吃緊時也在邊防效力，知涇州。當時正定川一役大敗之後，形勢危急。招兵買馬，犒賞將士，重振旗鼓。範又讓他兼知慶州，亦治理得井井有條。但正因為他幹事太多，就總被人挑毛病，有人告他挪用公款15萬貫。仁宗大怒，要查辦。但很快查明，這15萬貫錢，犒賞用了三千貫，其他皆是用於軍餉。而這三千貫的使用也沒有超出地方官的權力規定範圍，但是朝中的守舊派，咬住不放，乘機大做文章，宰相等也默不作聲。範這時已回京，他激憤地說，朝廷看不到邊防將士的辛苦和功勞，一任有人在這些小問題上捕風捉影，加以陷害，這必讓將士寒心，邊防不穩。他力保宗諒無大過，如有事甘願同受處分。這樣才沒有被撤職，而貶到了岳陽。可知範後來為他寫《岳陽樓記》，本身就是一種對朋友、對正義事業的支援，而這是要冒風險、付代價的。他在文章中嘆道：“微斯人，吾誰與歸”，他願意和志同道合的戰友一起去為事業犧牲。
三是理性精神。
范仲淹的獨立和犧牲決不是不馴的自我標榜和逞一時之快的匹夫之勇。他是按自己的信仰辦事，是知識分子的那種理性的勇敢。在我寫秋白的《覓渡》一文中曾談到這是一種像鐵軌延伸一樣地堅定。范仲淹是晏殊推薦入朝為官的。他一入朝就上奏章給朝廷提意見。這嚇壞了推薦人晏殊，說，你剛入朝就這樣輕狂，就不怕連累到我這個舉薦人嗎?範聽後半晌沒有反應過來，一會兒，難受地說：“我一入朝就總想著奉公直言，千萬不敢負您的舉薦，沒想到盡忠盡職反而會得罪於您。”回到家他又給晏寫了一封三千字的長信說：
“當公之知，惟懼忠不如金石之堅，直不如藥石之良，才不為天下之奇，名不及泰山之高，未足副大賢人之清舉。今乃一變為憂，能不自疑而驚呼!為公之悔，儻默默不辨，則恐紳先生公之失舉也。”
晏殊是他的恩師，入朝的引路人。這件事充分體現了範愛吾師更愛真理。
他剛到西北前線時，朝野上下出於報仇心理和抗戰激情，都高喊出兵。主帥命令出兵，皇上不斷催問，左右不停地勸說。但他認為備戰還不成熟，堅持不出兵。主帥說：“大凡用兵，先得置勝負於度外。”他說：“大軍一動就是千萬人的性命，怎敢置之度外?”結果，上面不聽他的意見，1041年好水川一戰，宋軍損失6000人。此後宋軍再不敢盲動，最終按范仲淹的策略取得了勝利。這種獨立思考的理性精神到900多年後類似一例就是共產黨的粟裕將軍在淮海戰役前中央三下其令要他帥師渡江，他三次斗膽向中央和毛主席上書，建議戰場擺在江北，終於為毛澤東所接受，這一決策使得解放戰爭提前勝利三年。
縱觀范仲淹一生為官，無論在朝、在野、打仗、理政，從不人云亦云，就是對上級，對皇帝，他也實事求是，敢於堅持。這裡固然有負責精神，但不改信仰、按規律辦事，卻是他的為人標準。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人能超然物外，克服私心，就是一個大寫的人，就是君子，不是小人。可惜，千年來人性雖已大有進步，社會仍然沒有能擺脫這種公與私的絆。這個問題恐怕要到共產主義社會才能解決。你看我們的周圍，有多少光明磊落，又有多少虛偽齷齪。凡成大事者，首先在人格上要能獨立思考，理性處事，敢於犧牲。而那些人格上不獨立的人，政治上必然得軟骨病，一入官場，就阿諛奉承，明哲保身，甚而陽奉陰違，貪贓枉法，賣身投靠，緊要關頭投敵叛變。我在官場幾十年，目之所及，已數不清有多少的事例，讓你落淚，又讓你失望。有的官員，專研究上司所好，媚態獻盡，唯命是從。上發一言，必彎腰盡十倍之誠，而不惜耗部下百倍之力，費公家千倍之財，以博領導一喜。某次我親歷一官員手捧筆記傳達上司講話，為核一字，揣其口吻，汗涔涔然，十多分鐘。某次，上司看一展覽，說好，可再辦一個。他立即說，照辦。下面反映說，這種事要提前申請場館，下通知，各地要做預算，耗資大，有難度。他說，不管，你就給我辦。這種對上為奴，對下為虎的劣根人格實在可悲。而我的一位領導，戰爭時期就當記者。一次我陪他到農村採訪，他一進門就坐在老鄉炕上問收入，掀開缸蓋看米麵，平時在北京，有人從外地來，他第一句話就問：“今年的收成怎麼樣”。工作中他常說，對上負責，先要對實際負責。這種實事求是，又甘為孺子牛的精神深深感染著我們這些後進。我每次讀《岳陽樓記》就會立即聯想到周圍的現實。“不為物喜，不為己悲”，這種對獨立、犧牲、理性的人格追求，仍然是我們現在最需要的。《岳陽樓記》是一面鏡子，能一照千年。這就是好文章的作用，是經典的魅力。
三、作者留給我們的政治財富
孫中山說，政治是治理眾人之事。再說白點，就是治理國家，為百姓辦事。這是一個不分時代、不分地域所有的政治家都要面對的問題，是一個需要不斷繼承和創新的課題。
范仲淹對政治文明的貢獻，主要體現在一個“憂”字上。《岳陽樓記》產生於我國封建社會成熟期之宋代，作者生於憂患，成於憂患，傾其一生和一個時代來解讀這個“憂”字。好像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到轉折時期，專門要找一個這樣的解讀人。
范仲淹的憂國思想，最憂之處有三，即憂民、憂君、憂政。也可以說是留給我們的三筆政治財富。
一是憂民。 他在文章中寫道“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就是說當官千萬不要忘了百姓，官位越高，越要注意這一點。
既然政治就是管理，官和民的關係就是政治運作中最基本的內容。憂民生的本質是官員的公心、服務心。是怎樣處理個人與群眾的關係。有的人為官，做民眾的牛，在服務和奉獻中享受快樂;有的人做官，騎在民眾的頭上作威作福，在取和佔有中滿足私慾。但人民永遠是第一性的，任何政權都是靠人民來支撐。一些進步的封建政治家也看到了這一點，強調“民為邦本”，唐太宗甚至提出水可載舟亦可覆舟。范仲淹繼承了這一思想並努力在實踐中貫徹。他認為君要“愛民”、“養民”，就像調養自己的身體，要十分小心，要輕徭役、重農耕。特別是地方官，如果壓榨百姓，就是自毀邦本。
范仲淹從1015年27歲中進士到1028年40歲進京任職前，已在基層為官13年。如果說27歲以前的“斷劃粥”，書院苦讀，使他熟悉了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論，堅定了他的憂國信念，這13年深入民間，調查研究，則煉就了他的憂民之心。這期間，他先後轉任廣德(今安廣德)、亳州(今安亳縣)、泰州(今江蘇泰州)、興化(今江蘇南通一帶)、楚州(今江蘇淮安)五地，任過一些掌管刑獄的幕僚小職，最後一任是管鹽倉的小吏。他表現出一個典型的有知識、有理想，又時時想著報國安民的青年官吏的所作所為。他按儒家經典的要求“達則兼濟天下”，但是卻揚棄了“窮則獨善其身”，只要有一點機會，就去用手中的權力為老百姓辦事，並時刻思考著只有百姓安康，政治才能穩定。
這期間他較突出的一件政績是修海堤。1021年，范仲淹調泰州，任一個管理鹽倉的小官。當時泰州、楚州、通州(今南通)位於淮水之南，東臨黃海，海堤年久失修，海水倒，沖毀鹽場，淹沒良田，不但政府鹽利受損，百姓亦流離失所，逃荒他鄉。范仲淹只是一個看鹽場的小吏，這些地方上的政務經濟本不歸他管，但他見民受其苦，國損其利，便一再建議復修海堤，政府就乾脆任他為災區中心興化縣的縣令。他制定規劃，親率幾萬民工日夜勞作在築堤工地。一次大浪淹來，百多人頓時被捲入海底。一時各種非議四起，要求停工罷修，範力排眾議，身先民工，親自督戰，前後三年，終使大堤告成。地方經濟恢復，國家增收鹽利，流離的百姓又回到故鄉。人們感謝范仲淹，將此堤稱為“範堤”，甚至有不少人改姓範，以之為榮。就是直到今天，能為范仲淹之後仍是一種光榮。全國為紀念他而建造的希望小學就有39所。
出身貧寒，起於基層的范仲淹一生不管地位怎麼變，憂民之心始終不變。1033年，全國蝗旱災害流行，山東、江淮地區尤甚。時範已調回朝中，他上書希望朝廷派員視察，卻遲遲得不到答覆，他又忍不住了，冒殺頭之禍，去當面質問仁宗：“我們在上面要時刻想著下面的百姓。要是您這宮裡的人半天沒有飯吃會是什麼樣子?今餓殍遍野，為君的怎能熟視無睹?”皇帝被他問得無言以對，就順水推舟說：“那就派你去賑災吧。”當年他以一個鹽吏因上書自討了一個修堤的苦差事，這次他這個諫官，又因言得差，自討了一份棘手難辦的賑災之事。但從這件事情上倒讓我們看到了他的辦事才幹。他一到災區就開倉濟民，組織生產自救。災後必有大疫，他遍設診所，甚至還親自研製出一種防疫的白藥丸。賑災結束回京後他還特意帶回災民吃的一種“鳥味草”，送給仁宗，並請傳示後宮，以戒宮中的奢侈浪費。我想，他的這個舉動肯定又引起宮中人的反感。你去賑災，完成任務回來交差就是，何苦又要藉機為宮裡人上一堂課呢?就你最愛表現，這怎能不招惹人嫉妒?正如他自己後來總結“一日登朝，則不知忌諱”。
范仲淹是一位行政能力極強的政要。他的憂民，絕不像其他官僚那樣空發議論，裝裝樣子。他每治一地，必有創造性的惠民政策。他在西北前線積極改革用兵制度。當時因戰事緊張，政府在陝西征農民當兵，士兵不願背井離鄉，便有逃兵。政府就規定在兵的臉上刺字，謂之“面”。一旦面，他永世，甚至子孫後代都不得脫離軍籍。範經調查後體恤民情，認為這“豈徒星霜之苦，極傷骨肉之恩”，就進行改革，邊寨大辦營田，將士可以帶家，又改刺面為刺手，罷兵後還可為民。深得百姓擁護。
宋代稅收常以實物繳納，以餘補缺，移此輸彼，謂之支移，但運輸費要納稅人出。範晚年知青州，百姓往200裡外的博州納稅，往返經月，路途勞苦，還誤農時，運費又多出稅額的二到三成。農民之苦，上面長期熟視無睹。範心裡十分不安，他改革徵稅方法，命將糧賦折成現金，派人到博州高於市價購糧，不出五天即完成任務，免了百姓運輸之苦，還有餘錢。一般地方官都是儘量超徵，討好朝廷。他卻多一斤不要，將餘錢退給青州百姓。
誠如他言：“求民疾於一方，分國憂於千里”。可以看出他的憂民是真憂，決不沽名，不作秀，甚至還要頂著上面的壓力，冒被處分的危險。像上面所舉之例，都是問題早就在那裡明擺著，為什麼前任那麼多官都不去解決呢?為什麼朝廷不管呢?關鍵是心中沒有裝著老百姓。所以“憂民”實際上是檢驗一個官好壞的試金石，也成了千百年來永遠的政治話題。這種以民為上的思想延續到共產黨就是徹底地為人民服務。毛澤東專門寫過一篇《為人民服務》。2004年是鄧小平百週年紀念。我受命寫一篇紀念文章，在收集資料時，我問研究鄧的專家：“有哪一句話最能體現鄧的思想?”對方思考片刻，答曰，鄧對家人說過一句話可作代表，他說：“我這個人沒有什麼大志，就是希望中國的老百姓都富起來，我做一個富裕國家的公民就行。”我聽後肅然起敬，細想從他1962年提出“白貓、黑貓”受批評，到文革後復出支援農村土地承包，其一生所憂全在百姓，可謂“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從范仲淹到鄧小平，凡真心把當官看做為民辦事的人，無不都時刻憂民。
范仲淹的第二憂是憂君。他說“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也就是說不論在什麼情況下，都想著“君”。而他所說的“君”則代表國家。
無論過去的皇帝還是現在的總統、主席，雖權在一人，但卻身系一國之安危。憂君便是憂國。於是，以“君”為核心的君民關係、君政關係、君臣關係便構成了一國政治的核心部分。明君賢臣、昏君奸臣，抑或懦君庸官就決定了一朝政府的工作質量。憂君不是阿諛奉承，而是從國家利益出發說真話，提意見，犯顏直諫，“直辭正色，面爭庭對”，“敢與天子爭是非”。封建社會伴君如伴虎，真正的憂君是要以生命作抵押的。范仲淹因為對君提意見，說真話，前後三次被貶出京城。
范仲淹1028年經晏殊推薦到京任秘閣校理——皇家圖書館的工作人員。這是一個可以常見到皇帝的近水樓臺。如果他會鑽營奉承，很快就可以飛黃騰達。中國歷史上有多少宦官、近臣如高、魏忠賢等都是這樣爬上高位的。但是范仲淹的“憂君”，卻招來了他京官生涯中的第一次謫貶。
原來，這時仁宗皇帝雖已經20歲，但劉太后還在垂簾聽政。朝中實際上是兩個“君”，一個名分上的君仁宗皇帝，一個實權之君劉太后。這個劉太后可不是一般人等，她本是仁宗的父親真宗的一位普通後宮，只有“修儀”名分，但她很會討真宗歡心。皇后去世，真宗無子，嬪妃們都爭著能為真宗生一個孩子，好榮登後位。劉修儀自己無能，便想出一計，將身邊的一位李姓侍女送給皇帝“伺寢”，果然生下一子。但她立即抱入宮中，作為己子，就是後來的宋仁宗，劉隨即因此封后。真宗死後她又當上太后，長期干預朝政，滿朝沒有一人敢有異議。範新入朝就趕上太后過生日，要皇帝率百官為之跪拜祝壽。范仲淹認為這有損君的尊嚴，君代表國家，朝廷是治理國家大事的地方，怎麼能在這裡玩起家庭遊戲。皇家雖然也有家庭私事，但家禮國禮不能混淆，便上書勸阻：“天子有事親之道，無為臣之禮;有南面之位，無北面之儀。”乾脆再上一章，請太后還政於帝。這一舉動震動了朝廷，那太后在當“修儀”時先奪人子，後挾子封后，又扶帝登位，從皇帝在襁袍之中到現在已20年，滿朝有誰敢置一喙?今天突然殺出了個程咬金，一個剛來的圖書校勘管理員就敢問帝后之間的事。封建王朝是家天下、私天下，大臣就是家奴，哪能容得下這種不懂家規的臣子?他即刻被貶到河中府(今山西永濟縣)任副長官——通判。他第一次進京。在最方便接近皇帝的秘閣只待了一年，就砸了自己的飯碗。
范仲淹百思不得其解，十三年身處江湖之遠，時時想著能伴君左右，為國分憂，現在終於進京，卻一張嘴就獲罪被趕出京城，這朝中到底是行的什麼規則?(他不知道一千年後，人們發明了一個詞，叫“潛規則”)一塊石頭沉沉地壓在他的心頭。
范仲淹第二次進京為官是三年之後，皇太后去世，也許是皇帝看中他敢說真話的長處，就召他回朝做評議朝事的言官——右司諫。我國封建社會的政府監察體制分兩部分。一是諫官，專門給皇帝提意見;二是臺官，專門彈劾百官，合稱臺諫。到宋真宗時，諫官權已擴大到可議論朝政，彈劾百官。中國封建社會長期穩定，臺諫制度有其一功，它強調權力制約，是中國封建制度中的積極部分，便是皇帝也要有人來監督，勿使放任而誤國事。中國歷史上從秦始皇到儀共334位皇帝，就曾有79位皇帝下罪己詔260次，作自我批評。這種對最高權力的監督和皇帝的自我批評是中國封建政治中積極的一面。範二次進京所授右司諫官的級別並不高，七品，但權大、責大、影響大。范仲淹的正直當時已很有名，他一上任立即受到朝野的歡迎。這時的當朝宰相是呂夷簡。呂靠太后起家，太后一死他就說太后壞話。郭皇后正直，揭穿其伎，相位被罷。呂也不是一般人等，他一面收買內侍，一面默而不言等待時機。時皇帝與楊、尚兩位美人熱戀。一日，楊自恃得寵，對郭皇后出言不遜，郭揮手一掌向她打去，仁宗一旁急忙拉架，這一掌正打在皇帝脖頸上。呂和內侍便乘機鼓動皇帝廢后
後與帝都是穩定封建政權的重要因素，看似家事，常關國運。就是現代社會，第一夫人也會影響政治，影響國事。以毛澤東那樣偉大的人，錯娶江青，對他個人、黨和國家都帶來惡果，不堪回首。范仲淹知道這種家事糾紛的背後是正邪之爭，皇后易位的結果是奸相專權。他聯合負責糾察的御史臺官數人上殿前求見仁宗。半日無人答理。司門官又出來將大門砰地一聲閉上。他的犟勁又上來了，就手執銅門環，敲擊大門，並高呼“皇后被廢，何不聽聽諫官的意見!”這真是有點不知高低，要捨命與皇帝辯論了。看看沒有人理，他們議定明天上朝當面再奏。
第二天，天不亮范仲淹就穿好朝服準備出門。妻子牽著他的衣服哭著說：“你已經被貶過一次了，不為別的，就為孩子著想，你也再不敢多說了。”他就把九歲的長子叫到面前正色說道“我今天上朝，如果回不來，你和弟弟好好讀書，一生不要做官。”說罷，頭也不回地向待漏院走去。“漏”是古代計時之器，待漏院是設在皇城門外，供百官暫歇等候皇帝召見的地方。范仲淹這次上朝是在1033年，比這早46年，公元987年，宋太宗朝的大臣王曾寫過一篇很有名的《待漏院記》，分忠臣、奸臣在見皇帝前的不同心理。他說，當大臣在這個地方靜等上朝時，心裡卻在各打各的算盤。賢相“憂心忡忡”。憂什麼，有8個方面：安民、扶夷、息兵、闢田、進賢、斥、(rang)災、措刑，等到宮門一開就向上直言，君王採納，“皇風於是乎清夷，蒼生以之富庶”。而奸相則“假寐而坐”“私心”，想的是怎樣報私仇、搜錢財，提拔黨羽，媚惑君王，“政柄於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他說，既然為官就要擔起責任，那種“無毀無譽，旅進旅退，竊位而苟祿，備員而全身”的態度最不可取。他還要求把這篇文章刻在待漏院的牆上，以戒後人。
不知范仲淹上朝時壁上是否真的刻有這篇文章。但范仲淹此時的確是憂心忡忡。他憂皇上不明事理，以私害公，因小亂大。這種家務之事，你要是一般百姓，愛誰、娶誰，休妻、納妾也沒有人管。你是一國之君啊，君行無私，君行無小。枕邊人的好壞，常關政事國運。歷史上因後賢而國安，後劣而國亂的事太多太多。同是一個唐朝，長孫皇后幫李世民出了不少好主意，甚至糾正他欲殺魏徵這樣的壞念頭;楊貴妃卻引進家族勢力，召來安史之亂。
他正盤算著怎樣進一步勸諫皇上，忽然傳他接旨，只聽宣旨官朗朗念道，貶他到睦州(今浙江桐廬附近)，接著朝中就派人趕到他家，催他當天動身離京。這果然不幸為妻子所言中，頓時全家老小，哭作一團。顯然這呂夷簡玩起權術來比他高明，事前已做過認真準備，三下五除二就乾淨利落地將他趕出京城。他 10333年4月回京，第二年五月被貶出京，第二次進京做官只有一年時間。
如果說范仲淹第一次遭貶，是性格使然，還有幾分書生氣，這二次遭貶，確是他更自覺地心憂君王，心憂國事。平心而論，仁宗不是昏君，更不是暴君，也曾想有所作為，君臣關係也曾出現過短時蜜月，但隨即就如肥皂泡一樣地破滅。范仲淹不明白，幾乎所有的忠臣都如諸葛亮那樣希望君王“親賢臣遠小人”，但幾乎所有的君王都離不開小人，喜歡用小人。他離京後漸行漸遠，憂君之心卻越來越重，正如後來在《岳陽樓記》裡說的：“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
在專制和權力高度集中的制度下，君既有代表國家的一面;又有權力私有的一面。這就帶來了“君”的兩重性和“臣”的兩重性。君有明、昏之分;臣有忠、奸之別。遇明君則宵衣食，如履薄冰，勤懇為國;遇昏君，則獨斷專行，為所欲為，翫忽國事。“憂君”的實質是憂君所代表的國事，而不是憂君個人的私事。一個領導集體，有君必有臣。忠臣憂君不媚君，總是想著怎麼勸君諫君，抑其私心而揚其公責，把國家治好。奸臣媚君不憂國，總在琢磨怎麼滿足君的私慾，把他拍得舒服一些。當然，奸臣這種行為總能得到個人的好處，而忠臣的行為則可能招來殺身之禍。范仲淹行的是忠臣之道，是透過憂君而憂國、憂民，所以，當這個 “君”與國、與民矛盾時，他就左右為難。這是一種矛盾，一種悲劇，但正是這種矛盾和悲劇考驗出忠臣、賢臣的人格，而這種犯言直諫的人格之美又超地域、超時代，成了一種可貴的政治品德、政治文明。時間過了近千年，到了1959年廬山發生了一場中共高層領導的爭論，當然有對形勢和方針方面的認識問題，但也有傳統的君臣政治理念和道德、人格上的問題。彭德懷當然是那個事件的一個主角，但在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身上卻更集中地體現出這種矛盾衝突，而別有一種悲劇色彩。田的身分有點類似范仲淹初入朝在秘閣的工作，是最高領袖的身邊人。他雖對毛主席敬之如父，但在外地調查回來卻如實反映了毛不願意聽的情況，7月23日那天他在廬山上聽了毛澤東批判彭德懷的講話，更是憂從心底生，既為他所敬重的領袖犯錯誤遺憾，又為黨和國家的前途擔憂。他和幾個朋友來到山頂的一個亭子裡，俯山下萬里山河，更加心事沉沉。有人說這空空的亭柱上怎麼沒有對聯，田即張口憤然吟道：“四面江山來眼底，萬家憂樂到心頭。”其憂國、憂民又憂君的矛盾和痛苦可見一斑。他後來在文革中自殺明志。正如范仲淹所說“士不死不為忠，言不逆不為諫”。於此例我們也可以看出憂君思想在中國政治長河中的影響。
范仲淹的第三憂是憂政，即政府機關的自身建設。
一個政權的腐敗總是先從吏治腐敗開始。當一個新政權誕生後，第一件事就是安排幹部。通常，官位成了勝利者的最高回報，和掌權者對親信、子女的最好賞賜。官吏既是這個政權的代表和既得利益者，也就成了最易被腐蝕的物件和最不情願改革的階層。只有其中的少數清醒者，能拋卻個人利益，看到歷史規律而想到改革。
1035年，范仲淹因知蘇州治水有功又被調回京，任尚書禮部員外郎，知京城開封府。他已兩次遭貶，這次能夠回京，在一般人定要接受教訓慎言敏行，明哲保身。但這卻讓范仲淹更深刻地看到國家的政治危機。他又渾身熱血沸騰，要指陳時弊了。
這次，范仲淹沒有像前兩次那樣挑“君”的毛病，他主要針對的是吏治之弊，幹部制度問題。也就是由盡“諫官”之責，轉而要盡“臺官”之責了。原來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趙匡胤得天下是利用帶兵之權，陰謀位當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學這一招來奪其子孫的皇位，就收買人心，凡高官的子孫後代都可蔭封官職。這樣累積到仁宗朝時，已官多為患，甚至騎竹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凡一個新政權大約到50年左右是一道坎，這就是當年黃炎培與毛澤東在延安討論的“週期率”。到范仲淹在朝時，宋朝開國已半個世紀，吏治腐敗，積重難返。再加上當朝宰相培植黨羽，各種關係盤根錯節。皇帝要保護官僚，官僚要鞏固個人的勢力，拼命擴大關係網，百姓養官越來越多，官的質量越來越低。這之前，範兩次遭貶，三次在地方為官，深知百姓賦稅之重，政府行政能力之低，民間冤獄之多，根子都在朝中吏治腐敗。他經調查研究，就將朝中官員的關係網繪了一張“百官圖”。1036年他拿著這圖去面見仁宗，說宰相統領百官，不替君分憂，為國盡忠，反廣開後門，大用私人，買官賣官，這樣的幹部路線，政府還能有什麼效率，朝廷還有什麼威信，百姓怎麼會擁護我們。範又連上四章，要求整頓吏治。你想，拔起一株苗，連起百條根，這一整頓要傷到多少人的利益，如歐陽修所說：“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怨，不免浮議之紛紛。”皇帝雖有改革之意，但他決不敢把這官僚班底兜，范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個討嫌的人。呂夷簡對他更是恨得牙根癢，就反誣他“越職言事，薦引朋黨，離間君臣”。那個仁宗是最怕大臣結黨的，呂很聰明，一下就說到了皇上的癢處，於是就把他貶到饒州(今江西鄱陽)。從他1035年3月進京，第三次被起用，到第二年五月被貶出京，又只有一年多一點。
這次，許多正直有為的臣子也都被劃入範黨，分別發配到邊遠僻地。朝中已徹底沒有人再敢就幹部問題說三道四了。這次范仲淹離京，幾乎沒有人再敢為他送行。只有一個叫王質的人扶病載酒而來，他舉杯道：“範君堅守自己的立場，此行比之前兩次更加光彩!”範笑道：“我已經前後‘三光’了。你看，來送行人也越來越少。下次如再送我，請準備一隻整羊，祭祀我吧。”他堅守自己的信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雖三次被貶而不改初衷。
從京城開封出來到饒州要經過十幾個州，除揚州外，一路上竟無一人出門接待范仲淹。他對這些都不介意，到饒州任後吟詩道：“三出青城如絲，齋中瀟灑過禪師”。“瀟灑過禪師”，這是無奈的自我解嘲，是一種無法排解的苦悶。讀中國歷史，我們經常會聽到這種懷才不遇、報國無門者的自嘲之聲。柳永屢試不中，就去為歌女寫歌詞，說自己是“奉旨填詞”;林則徐被謫貶新疆，說是：“謫居正是君恩厚，養拙剛於戍卒宜”;辛棄疾被免職閒居，說是“君思重，且教種芙蓉”。現在范仲淹也是：君恩厚重，讓你到湖邊去休息!饒州在鄱陽湖邊，風高浪大，範自幼多病這時又肺病復發。不久，那成天擔驚受怕，隨他四處奔波的妻子也病死在饒州。未幾，他又連調潤洲(今江蘇鎮江)、越州(今浙江紹興)。四年換了三個地方。他想起楚國被流放的屈原，漢代被放逐的賈誼，報國無門，不知路在何方。他說：“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輒不知忌諱，效賈生‘慟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情既齬，詞乃睽戾……天下指之為狂士。”
范仲淹已三進三出京城，從東海邊到北地大漠，來回調動已不下20次。他想，看來這一生只有在人們討嫌的目光中度過了。但是他堅持獨立的人格，決不與腐敗的吏治同流合汙。
但忠臣註定不得休閒。就像周恩來雖多次遭毛澤東的批評，寫檢討，甚至被迫準備辭職，但救火的時候還是要用他。范仲淹也是這樣，自1036年被貶外地4年後，西北戰事吃緊，皇帝又想起了他。1040年他被派往延州(今延安)前線指揮抗戰。1043年宋夏議和，戰事稍緩，國內矛盾又尖銳起來。賦稅增加，吏治黑暗，地方上暴動四起，仁宗束手無策。慶曆三年(1043年)四月仁宗又將他調回京城任為副相，又免了呂夷簡的官，請範主持改革。史稱“慶曆新政”。這是他第四次進京為官了。
這次他指出的要害仍然是吏治。前面說過，范仲淹第三次被貶就是因為上了一個“百官圖”，揭露吏治的腐敗。七年過去了，他連任了四任地方官，又和西夏打了一仗，但朝中的吏治腐敗不但沒有解決，反愈演愈烈。他立即上書《條陳十事》。他說，第一條，先要明確罷免升遷。現在無論功過，不問好壞，文官三年一升，武將五年一提，人人都在混日子。假如同僚中有一個憂國憂民，“思興利去害而有為”的，“眾皆指為生事，必嫉之，沮之，非之，笑之，稍有差失，隨而擠陷。故不有者素餐尸祿，安然而莫有為也。雖愚闇猥，人莫齒之，而三年一遷，坐至卿、監、丞、郎者，歷歷皆是。誰肯為陛下興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綱紀之壞哉?利而不興則國虛，病而不救則民怨，弊而不去則小人得志，壞而不葺，則王者失政”。你看“國虛”、“民怨”、“小人得志”、“王者失政”現在我們讀這篇《條陳》仍能感受到范仲淹那種深深的憂國憂民之心和急切的除弊救政之志。他條陳的第二條是抑制大官子弟世襲為官。現在朝中的大官每年都可自薦子弟當官，“每歲奏薦，積成冗官”，甚至有“一家兄弟子孫出京官二十人”。大官子弟“充塞曹，與孤寒爭路”。范仲淹是“孤寒”出身，深深痛恨這種排斥人才的門閥觀念和世襲制度。他條陳的第三條是貢舉選人，第四條是選好的地方官，“一方舒慘，百姓休慼，實系此人”。第五條是公田養廉。十條倒有五條有關吏治。後面還有厚農桑、修武備，減徭役等。我們聽著這些連珠炮似的言詞，和條分縷般的陳述，彷彿看到了一個痛心疾首，淚流滿面的臣子，上憂其君，下憂其民，恨不得國家一夜之間扭轉乾坤，來一個河清海宴，政通人和。
他不但上書，還實幹，派許多按察使到地方考察官員的政績，調查材料一到，他就從官名冊上勾掉一批贓官。有人勸道：“你這一勾，就有一家人要哭!”範說：“一家人哭總比一州縣的百姓哭好吧。”短短几個月，朝廷上下風氣為之一新。貪官收斂，行政效率提高。但是，由於新政首先對腐敗的幹部制度開刀，先得罪朝中的既得利益者，必然會有強大的阻力。
他的朋友歐陽修就最擔心這一點，專門向仁宗上書，希望能放心用范仲淹，並能保護他，不要聽信讒言。“凡小人怨怒，仲淹當自以身當，浮議奸讒，陛下亦須力拒。”但是皇帝沒有為他力拒小人之怨和紛紜的浮議。他一次又一次地無法“自以身當”，終於在朝中難以立足。慶曆四年(1044年)，保守派製造了一起謀逆大案，將改革派一網括進去。這回還是利用了仁宗疑心重，怕臣子結黨的弱點，把改革派打成“朋黨”。慶曆五年(1045年)初，失去了皇帝支援的改革已徹底失敗，范仲淹被調出京到州(今陝西彬縣)任職，這是他第四次被貶出京了。冬天，他又調鄧州(今河南南陽)，而他的慶曆新政的戰友們富弼貶青州(今山東益都)、歐陽修貶州(今安縣)、子京貶嶽州(今湖南嶽陽)，尹誅流放州(今江西高安)。這時還不像前三次那樣是范仲淹一人出京，而是正義勢力，忠節老臣全軍覆沒，掃地出門。范仲淹當年曾戲說，如再被貶就請準備一隻整羊來祭他，現在連祭他的朋友也沒有了。
毛澤東說：“政治路線確定之後幹部是決定的因素。”幹部制度向來是政權的核心問題。不管是憂君、憂國、憂民，最後總要落實在“憂政”上，即誰來施政，怎樣施政。治國先治吏，歷來的政治改革都把吏治作為重點。範之後神宗朝的王安石變法，仍然將吏治改革作為重點。范仲淹當年指陳的吏治弊病至今仍然有現實意義。他在《岳陽樓記》裡一再講的進亦憂，退亦憂，在朝也憂，在野也憂，正是一個政治家對治國實踐和歷史規律的深刻思考。
慶曆六年(1046年)，范仲淹在鄧州任上，這年他已57歲。自26歲中進士為官，四處奔波，三起三落，已31年。現在他可以靜靜地回顧一生的閱歷，思考為官為人的哲理。忽一天他的老朋友子京從岳陽送來一信，並一圖，畫得新落成的岳陽樓，希望他能為之寫一篇記。這子京是他同年中進士的年兄，又在泰州任上和西北前線共過事，是慶曆新政的積極推行者。就是因為他敢作敢為，總想幹一番事，就常招人忌，甚至被陷害。但子京總是這樣樂觀，這次貶岳陽，才兩年就政績顯著，還重修名樓。范仲淹看罷信，將圖掛在堂前，只見一樓高聳，萬頃碧波。胸中不由江倒海，那西北的風沙，東海的波濤，朝中的爭鬥，饑民的眼淚，金戈鐵馬，閣中書卷，嚴子陵隱身的釣臺，楔入西夏的孤城，仁宗皇帝忽而手詔親見，忽而揮袖逐他出京，還有妻子牽衣阻勸，長子隨他西北前線的衝殺……一起浮到眼前。他喊一聲：“研墨!”挑燈對圖，凝神靜思，片刻一篇368字的《岳陽樓記》就如珠落玉盤，風舒雲，標新立異，墨透紙背，洋洋灑灑，震大千而醒人智，承千古而啟後人。他將山水、政治、情感、理想、人格全都熔於一爐，用純青的火候為我們鑄煉了一面照史、照人的銅鏡。金代學者元好問評價范仲淹說：“范文正公，在布衣為名士，在州縣為能吏，在邊境為名將。其材、其量、其忠，一身而備數器。”我們還可以再加上一句：“在文壇為大家。其思想、其藝術，光照千年。”
這文章是對我國封建政治文明的藝術性總結。中國封建社會近三千年，政界人物多得數不清，歷朝皇帝334個，大臣官員更不知幾多。但能寫出《岳陽樓記》，並被後人所記住，學習和研究的只有范仲淹一人。現在我們知道要出一篇好文章是多麼不容易了。好文章是一個人在一定的時代為背景下全部知識和閱歷的結晶，是他生命的寫照。其中不知要經歷多少矛盾、衝突、坎坷、辛酸、成功與失敗。這非主觀意志可得，只可遇而不可求。因此一篇好的文章就如一個天才人物、一個歷史事件，甚或如一個太平盛世的出現，不是隨便就有的，它要綜天時地利之和，得歷史演變之機，靠作者的修煉之功，是積數十年甚或數百年才可能出現的一個思想和藝術的高峰。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千年易過，好文難有。
范仲淹為我們寫了一篇千古第一美文，留下一筆重要的藝術財富和政治財富，他也就以不朽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文學家載入史冊。
2008年6月29日
(摘自2008年10月上半月《美文》)
作者梁衡：
1946年出生，1968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歷任《內蒙古日報》《光明日報》記者、國家新聞出版署副署長，《人民日報》副總編輯、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博士生導師。主要作品有科學史上章回小說《數理化通俗演義》，新聞三部曲《沒有新聞的角落》《新聞綠葉的脈絡》《新聞原理的思考》;在散文創作方面，《晉祠》《覓渡，覓渡，渡何處》《夏感》等被選入教材，屬於被選入中學教材數量較多的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