聖人非完人：民族英雄文天祥臨刑前曾動搖
引導語：《宋史·文天祥傳》上有一段記載，據說文天祥在死前曾經“動搖”了，是有是無?歡迎大家閱讀下文了解相關的資訊。
亂世保國
文天祥1236年生於江西廬陵(今江西吉安)，二十歲入吉州(今江西吉安)讀書，同年即中選吉州貢士，並隨父前往臨安(今杭州)應試。在殿試中，他作的“御試策”切中時弊，被主考官譽為“忠君愛國之心堅如鐵石”，由理宗皇帝親自定為六百零一名進士中的狀元。
開慶元年(1259)，蒙古人向南宋發動大規模的進攻，九月圍鄂州，朝野震動。宦官董宋臣勸宋理宗放棄臨安逃跑，文天祥挺身而出，指出遷都之議是小人誤國之言，應斬首以安民心。權相賈似道討厭他多事，便派他當了建昌軍(今江西南城)仙都觀的主管。仙都觀是道教宮觀，閒差，此時他才二十五歲。
1270年，權臣賈似道託言有病，要求離職以要挾度宗。文天祥為皇帝起草詔書，語多譏刺，直言臣下要以國事為重，不可“惜其身”而“違朕心”，又得罪了賈似道，竟被免去了所有職務，被迫致仕(即退休)，年僅三十七歲。
鹹淳九年(1273)，文天祥被朝廷起用，先任湖南提刑，後改任贛州知州。
鹹淳十年(1274)九月，元軍大舉南下，鄂州、黃州、蘄州、江州、德安、六安等相繼失守，危及京城臨安。當時度宗已死，恭帝年僅四歲，輔政的太皇太后謝氏下《哀痛詔》，籲請各地將領馳援朝廷。但此時的宋朝已呈“樹倒猢猻散”之勢，各地將領大都擁兵自保，觀望不前。
文天祥接到詔書後，立即捐賣家資充當軍費，組建了一支萬餘人的義軍，直奔臨安。但是，平江(今江蘇蘇州)、獨松關(今浙江餘杭)已先後失守，元軍屯兵於距臨安只有三十里的皋亭山下，兵分三路圍困臨安，宋朝的文官武將降的降、逃的逃，所剩無幾。
太皇太后也準備“奉表稱臣”、“乞存境土”、“封為小國”，但敵帥伯顏指定要南宋丞相親自去談判。左右丞相留夢炎、陳宜中害怕被扣留，先後南逃;不願投降的張世傑一怒之下，也帶兵乘船出海，朝廷上下亂作一團。
德祐二年(1276)正月，太皇太后命文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收拾殘局。文天祥見事已至此，不可推辭，答應出使元營，以便一窺虛實，見機行事。但他沒有料到對方手段險毒，一番唇槍舌劍之後，竟被伯顏無理拘留。
謝太后見大勢已去，只好帶著五歲的小皇帝恭帝投降。度宗的楊淑妃在國舅楊亮節的護衛下，帶著自己的兒子益王趙昰、廣王趙昺出逃。德祐二年五月初一，剛滿七歲的趙昰在福州登基，改元景炎，是為端宗。
南宋滅亡
元軍佔領了臨安，但兩淮、江南、閩廣等地還未被元軍完全控制和佔領。於是，伯顏企圖誘降文天祥，利用他的聲望來儘快收拾殘局。文天祥寧死不屈，伯顏只好將他押解北方。行至鎮江，文天祥與隨從杜滸等人冒險出逃，沿途艱難險阻，危疑百出，均見《指南錄後序》，不贅。途中作《揚子江》詩云：
幾日隨風北海遊，回從揚子大江頭。
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
景炎元年(1276)五月文天祥抵福州，被端宗任命為右丞相。
但是，文天祥與當時的掌權者陳宜中、張世傑等人意見不合，最後只能以都督身份在南劍州(今福建南平)、汀州(今福建長汀)及江西一帶組織軍民抗敵。景炎二年(1277)六月，雩都大捷，一時文天祥聲威頗盛。後失利，其妻女皆落敵手。祥興元年(1278)，轉戰於廣東一帶。十二月，在海豐縣五坡嶺方就飯時，敵軍掩至被俘。他吞下二兩“龍腦”自殺，但藥力失效，未能殉國。
左右押解他見元將張弘範，文天祥昂首不拜，張弘範不得不以客禮接見他。張弘範強令他招降宋廷。文天祥說：“我自己不能捍衛父母，怎麼可能教別人背叛父母呢?”張弘範不聽，一再追索，文天祥就將自己前些日子所寫的《過零丁洋》一詩抄錄給他。張弘範讀到“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兩句詩後，也就不再強逼文天祥寫信了。
祥興二年(1279)二月初六日厓山海戰，宋師大敗。四十三歲的陸秀夫揹著八歲的小皇帝趙昺蹈海殉難，隨行參戰的十多萬軍民亦相繼投海自殺。《宋史》載：七日後，十餘萬具屍體浮海，宋朝也隨之而滅亡。
厓山戰役後，張弘範對文天祥說：“宋朝滅亡，丞相忠孝已盡，如果能以事宋之心事元，一定會受到重用。”文天祥流著淚回答說：“國亡不能救，作為臣子，死有餘罪，怎能再懷二心?”
張弘範把文天祥的回答如實地報告元世祖，元世祖忽必烈說：“誰家無忠臣?”命令張弘範對文天祥以禮相待，派人把文天祥護送到大都(今北京)。
文天祥之死
北上途中，文天祥曾絕食八日，不死。後轉念，留身以俟異日，遂復食。
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文天祥抵大都，元朝以上賓之禮接待他。受元世祖指使，勸降者絡繹不絕。文天祥身著宋朝衣冠，南面而坐，表示決不向北朝屈服。
首先來勸降的是留夢炎。留夢炎是南宋淳祐四年(1244)狀元，德祐元年(1275)拜相，文天祥見到他怒不可遏，喝道：“你好歹也是個狀元宰相，有何面目再見江東父老?”留夢炎無趣，只好悻悻而退。
接著來勸降的是已經降元的宋恭帝趙，降元后他被封為瀛國公。文天祥請他坐下，自己面北而跪，痛哭流涕，對趙說：“聖駕請回!”趙無話可說，怏怏而去。
元世祖大怒，下令將文天祥的雙手捆綁，戴上木枷，關進了兵馬司的牢房。
一個月後，元朝丞相孛羅親自開堂審問文天祥。文天祥被押到樞密院大堂，昂首而立，對孛羅僅行了個拱手禮。左右強令文天祥跪下，文天祥竭力掙扎，坐在地上，始終不肯屈服。孛羅問：“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可說?”文天祥答：“天下事有興有衰。國亡受戮，歷代皆有。我為宋盡忠，只願早死!”孛羅大發雷霆，說：“你要死?我偏不讓你死!”
從此，文天祥在監獄中又度過了三年。在獄中，他曾收到女兒柳孃的來信，得知妻子歐陽夫人和兩個十四歲的女兒都在宮中為奴，過著囚徒般的生活。他們是文天祥僅存的骨肉。文天祥深知，女兒來信是元廷的暗示：只要投降，家人即可團聚。然而，儘管心如刀割，文天祥卻不願因妻子和女兒而喪失氣節。他沒有給女兒回信，只在寫給妹妹的信中說：“收柳女信，痛割腸胃。人誰無妻兒骨肉之情?但今日事已如此，於義當死，乃是命也。奈何!奈何!”又寫詩道：“痴兒莫問今生計，還種來生未了因。”
獄中的生活很苦，可是文天祥強忍痛苦，寫出了不少動人的詩篇。特別是在《正氣歌》中，高歌正氣，一連列舉了十二位名垂青史的節烈之士：
有直書“崔杼弒其君”，兄弟連續被崔杼殺掉的齊國太史;
有直書“趙盾弒其君”的晉國太史董狐;
有以鐵椎行刺秦始皇於博浪沙，誤中副車的張良;
有牧羊北海，持漢使者之節十九年不屈的蘇武;
有宣稱“蜀中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的嚴顏;
有為保衛皇帝而死，血濺帝衣的晉侍中嵇紹;
有督戰時罵敵，“嚼齒皆碎”的睢陽太守張巡;
有被執後罵敵不止，被割舌而死的常山太守顏杲卿;
有清操自勵，隱居遼東，連衣冠都為當世仿效的管寧;
有作《出師表》，甘願“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諸葛亮;
有中流擊楫、誓清中原的祖逖;
有取笏擊篡位者朱泚，致其頭破血出的段秀實。
這些先賢，或以道德傳世，或以功業立名，或以一死報國，文天祥自誓以他們為榜樣，以存人間浩然之氣。
至元十九年(1282)，元世祖接受以儒家思想治國的主張，問議事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誰最賢能?”群臣回答：“北人無如耶律楚材，南人無如文天祥。”
於是，元世祖表示，將授予文天祥高官顯位。文天祥的一些降元舊友立即向文天祥通報了此事，並以不為主子死難的管仲“相桓公，霸諸侯，一匡天下”相勸。文天祥回信說：“管仲不死，功名顯於天下;天祥不死，遺臭於萬年。”
當時，中山府(今河北定縣)爆發了千人以上的反元起義，有人自稱“宋主”，準備劫獄燕京救出文丞相。又有匿名書雲：“某日燒蓑城葦，率兩翼兵為亂，丞相可無憂。”
人心動盪。元世祖忽必烈決定親自提審，對文天祥作一次最後的勸降。文天祥長揖不跪，回答說：“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
面對著蠢動不安的形勢，被囚的文天祥如虎在柙，仍然威脅著元廷的安全，元世祖終於聽從了臣僚的勸告，下令立即處死文天祥。
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公元1283年1月9日)，是文天祥就義的日子。這一天，兵馬司監獄內外，佈滿了全副武裝的衛兵，戒備森嚴。上萬市民聽到文天祥行將就義的訊息，自動聚集在街道兩旁為他送行。從監獄到刑場，文天祥走得神態自若，舉止安詳。臨刑前，監斬官問：“丞相還有什麼話要說?回奏還能免死。”文天祥喝道：“死就死，還有什麼可說的!”他問監斬官：“哪邊是南方?”有人給他指了方向，文天祥向南方拜了兩拜，說：“我的事情辦完了，心中無愧了!”於是引頸就刑，從容就義。終年四十七歲。
死後，人們在他的衣袋裡發現了他留下的《絕命詞》。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唯其義盡，所以仁至。
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他用生命和詩作，為立國三百二十年的大宋王朝，塗抹了最後同時也是最亮麗的一筆。
行刑前“動搖”了麼?
然而，據《宋史·文天祥傳》載，行刑前，元世祖忽必烈曾派遣投降的南官王積翁到文天祥的牢房，傳達皇帝打算重用他的聖旨。
文天祥回答的原文是：“國亡，吾分一死矣。儻緣寬假，得以黃冠歸故鄉，他日以方外備顧問，可也。若遽官之，非直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舉其平生而盡棄之，將焉用我?”
這段話實際上有兩層意思：一是，如果能以道士身份歸隱故鄉，將來以方外之人的身份，可以給元朝朝廷出些主意(備顧問);二是，你們想用我，主要是看中我的名節，如果馬上要我當官，實際上是毀了我一生的名節，一個沒有名節的人，又有什麼價值?又怎麼可能為你們所用呢?
《宋史》上的記載是真是假?以民族英雄著稱的文天祥死前“動搖”是有是無?一時成為人們議論的熱點。
一種認識是，《宋史》上的記載不可能有假，至於文天祥為什麼這樣說，則可以有種種解釋。
第一種解釋是，《宋史》作者沒有必要給文天祥抹黑。其理由是：
首先，《宋史》寫成於元至正五年(1345)十月，至正六年(1346)在江浙行省刊刻，距宋之亡、天祥之死已六十多年。文天祥生前死後之時，大局欠安，元人也不曾對他詆譭、非議，幾十年之後，時過境遷，完全沒有必要再出此髒筆，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其次，《宋史·文天祥傳》的編寫者對文天祥甚為敬佩，讚譽有加，其傳後“論曰”中，除使用了仁人、志士等讚語外，竟稱其為宋三百餘年僅見之“偉人”，這一用詞，在《宋史》中絕無僅有。這樣的執筆者，不可能在文天祥身上抹黑。
再次，同清人修《明史》相比，《明史》從順治二年(1645)始修，到乾隆四年(1739)刻成，歷經四朝，稽核刪改，凡九十五年，可謂雕章琢句，用盡心機，而元人則無此心態。元順帝至正三年(1343)三月，下令遼、金、宋史同修。至正五年十月《宋史》成，只用了兩年半的時間。而其篇幅之浩繁(四百多萬字)，則為此前十九史之冠。編寫者大略只是就現有資料梳理綴集而成，他們既沒有時間，也沒有必要刻意地另編一些故事，來給文天祥抹黑。
第二種解釋是，這是文天祥放的煙幕彈，他可能另有圖謀。
論者認為，以文天祥之頑強，他決不甘心於引頸就戮，倘能逃出樊籠，登高一呼，應者自當雲集，他日之事，則未可料也。欺騙自己人叫說謊，欺騙敵人叫智慧，所謂“兵不厭詐”是也。為什麼他不向自己的故交舊友、方外僧道以及種種色色的勸降者透露這番“心事”，而偏偏向這個無恥的叛徒透露這番“心事”呢?因為其中有另一層用意：他的計劃一旦成功，傳話者將受到嚴懲。
王積翁從叛徒心理出發，他認為文天祥確乎動搖了，先當道士，再“備顧問”，豈不是曲線投降了麼?他大喜過望，立即向元世祖報告，並聯合謝昌元等十人上書，“請釋天祥為道士”。
另一個叛徒留夢炎則警惕性比較高，他反對說：“上次文天祥被抓，逃脫後就起兵反元;這次你把他放了，如果他再到江南起兵反元，那我們十人可就得吃不完兜著走了。”
忽必烈一想也對。他要的是奴才式全心全意的投降，不能容忍這樣模糊的態度，於是把文天祥又送回了監獄。
如果文天祥真的被釋，其結果將是不可預料的。
第三種解釋是，文天祥久有出世之心，以道士身份隱居是他的一種選擇，至於備不備顧問，說法而已。其根據是：
其一，文天祥很早就傾心道教，早年寫的《借道冠有賦》雲：
病中蕭散服黃冠，笑倒群兒指為彈。
秘監賀君曾道士，翰林蘇子亦祠官。
酒壺釣具有時樂，茶灶筆床隨處安。
幸有山陰深密處，他年煉就九還丹。
詩人病中借來道服、道冠，穿戴著非常得意。從字面上看，這首詩似乎是遊戲之作，實際上卻代表了作者對修道、煉丹等道家生活的嚮往。
其二，1280年中秋夜，被忽必烈賜為道士的汪元量挾琴至監獄為文天祥演奏《胡笳十八拍》。《胡笳十八拍》是漢末著名文學家、古琴家蔡邕的女兒蔡文姬的作品，亦詩亦曲，敘唱的.是她被匈奴擄獲後的悲苦生活和思鄉別子之情。文天祥聽後自然是感慨萬千，也寫了一首《胡笳曲》，值得注意的是，他序後的署名卻是“浮休道人文山”。“浮休”語出《莊子》“其生若浮，其死若休”，從文天祥自名“浮休”看來，他其後“得以黃冠歸故鄉”的言語，也並非沒有思想基礎。
其三，文天祥有二子，一名道生，一名佛生，可見他早就同佛道結了不解之緣。《續資治通鑑》作者畢沅在《敬題文文山先生遺像後》中也說：“黃冠遁世悲無地，白刃飛頭畢此身。”可見，這位後世著名史學家也相信，文天祥是有“黃冠遁世”之念的，可惜的是“白刃飛頭”，了卻了他英雄的一生。
其四，在文天祥看來，出世也是一種反抗，死節並不是唯一的選擇。最初，當他被押到廣州時，勸降的人嘲笑他說：“國亡矣，忠孝之事盡矣。正使殺身為忠孝，誰復書之?”文天祥回答說：“殷之亡也，夷、齊不食周粟，亦自盡其義耳，未聞以存亡易心也。”可見，在文天祥看來，出世也是一種反抗，只要能“自盡其義”，不易其心，並不一定就要“殺身”，就像古代的伯夷、叔齊，就像三百多年之後的王夫之。
其五，長期的牢獄生活，以及佛道思想的長期薰陶，或許使得他的價值觀有所變化。有個叫靈陽子的道士到監獄中來跟他談道，似乎讓他突然之間大徹大悟，對於功名、生死、忠孝等等，都有了一番全新的認識。他對靈陽子有一首贈詩，題名很古怪：《歲祝梨單閼、月赤奮若、日焉逢灘，遇異人，指示以大光明正法。於是，死生脫然若遺矣。作五言八句》。題中的歲、月、日，是古代的一種記時法，保留在道家及民間的一些秘密團體裡。這時，他既不像許多遺民那樣堅持用宋朝紀元，也不像許多投降者那樣用新朝紀元，定含有一定的密義。其詩云：
誰知真患難，忽悟大光明。日出雲俱靜，風消水自平。
功名幾滅性，忠孝大勞生。天下惟豪傑，神仙立地成。
這首贈詩，與文天祥《正氣歌》等正氣凜然的作品迥然有別。可見，在儒家殺身成仁、忠君守義的悲壯精神之外，確實還有一個在佛道之間徘徊、尋求解脫的文天祥。
汙水不掩光輝
另一種認識是，《宋史》上的記述純屬編造，其目的就在於詆譭這位以抗元為己任，不成，則決心以身殉國的民族英雄。其理由如下：
第一，一切“正史”都是勝利者寫的，儘管文天祥心昭日月，盡人皆知，但元人統治者決不願意在歷史中保留文天祥的完美形象，為後世反元者樹立一個完美的標本。因此，在文天祥身上潑灑些汙水勢屬必然。
而對於統治者的這些慣用伎倆，文天祥思想上已有準備。早年，他懷著“留取丹心照汗青”的信念戰鬥，他所指的“汗青”，是指勝利的宋朝為他寫的史冊，決沒有指望元人統治者為他樹碑立傳。他被押解到大都，拒不投降，被投入兵馬司監獄後，寫了一首《己卯十月一日至燕，越五日罹狴犴，有感而賦》的詩，其中即有“亡國大夫誰為傳，只饒野史與人看”之句，他知道即使捨生取義，元人在史書上也不會如實記述，因而也照不了“汗青”了，他的節烈、他的英雄事蹟，只可能在“野史”中流傳了。
有人把這兩句詩理解為文天祥的消沉與動搖，錯!
第二，文天祥從至元十六年十月抵達大都，到至元十九年十二月被殺，一共被囚禁了三年零兩個月。這段期間，元朝千方百計地對文天祥勸降、逼降、誘降，參與勸降的人數之多，威逼利誘的手段之毒，許諾條件之優厚，等待時間之長久，都出乎文天祥的意料。如果他有“動搖”之心，存求生之意，是有許多合適的場合可以表達的。如：
在許多共過患難的舊友來訪時，可以推心置腹地談;
在許多方外僧道來訪時，可以引為同道地談;
在許多元朝高官顯貴，如張弘範、孛羅勸降時，可以慷慨激昂地談(如：投降不可，願為僧道);
特別是在已經投降了的宋恭帝來勸降時，他完全可以以忠臣自居，在痛哭流涕中對趙表示：“皇帝在，臣不敢死。”或者表示：“願以餘生為帝扈從。”這樣，既保全了名節，又保全了生命，還為今後的入仕或入道保留了寬鬆的選擇餘地。
尤其是元世祖親自見他作最後懇談的時候，他完全可以說：“我已看破紅塵，願以黃冠終老。”或許忽必烈會慷慨答應。
偏偏是，他不可能推心置腹地向這個地道的叛徒王積翁談。
王積翁是什麼人?王積翁以蔭親入仕，文天祥以進士、狀元入仕，在仕途上屬於兩股互相擰勁的勢力;在仕宦生涯中，他們沒有交集點，因而也不可能成為朋友;元人兵臨臨安時，文天祥臨危受命，王積翁則南逃入閩;趙昰在福州登基，封王積翁為福建制置使，但元軍壓境時，王積翁竟獻閩圖籍降元為內應，活活地斷送了新王朝的根基。元兵他去時，在福州的淮軍欲殺王積翁以響應張世傑，竟為王積翁所滅。對於這個雙手沾滿宋人鮮血的叛徒，應為文天祥所不齒，文天祥怎麼可能向他推心置腹地談到黃冠、顧問之說呢?
要麼是王積翁自編自造、自娛自樂，以提高自己的身價;要麼，就是元廷與王積翁編演的雙簧，以詆譭文天祥的人格，破壞文天祥在大眾中的良好形象。
第三，最能說明問題的，是文天祥一貫的立場、一貫的言行，而不是他人轉述的立場或言行。因為，他人自有他人的目的。
文天祥被執後，降將呂師孟趁機嘲笑他，文天祥斥責他說：“你叔侄都做了叛賊，沒有殺死你們，是本朝失刑。你無恥苟活，有什麼面目見人?你要殺我很容易，正好成全了我當大宋忠臣的美名!”——答得尖銳，義正詞嚴。
敵帥張弘範設酒勸誘他，他說：“國亡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況敢逃其死而二其心乎?”——答得懇切，正義凜然。
其他如《過零丁洋》、《正氣歌》、《絕命詞》等傳誦千古，盡人皆知，這才是一個真實的文天祥，我們決不能讓那些夾藏在故紙堆中的私貨矇蔽了我們的眼睛。
第四，當時的實際情況是，宋朝已經滅亡，元朝已經立國，戰爭狀態已經結束。值此改朝換代之際，人們面臨種種可能的選擇，即使選擇了效忠新朝，也未可厚非。然而文天祥堅定不移地選擇了以身殉職，以身殉國。正因為他的選擇是真誠的，並非裝模作樣的;是理智的，並非一時衝動的：所以，我們不可以史書上的一段未能坐實的孤證來掩蓋他人格的光輝。
宋恭帝投降前，他起兵勤王，他是忠君的;宋恭帝投降後，他則以“社稷為重君為輕”，繼續抗元;兵敗被囚，元朝又利用宋恭帝勸他投降時，他很體諒恭帝的處境，只是痛哭流涕地說“聖駕請回!”，決不因皇帝的軟弱來改變自己的信念。“忠君”和“愛國”這兩個概念，文天祥是拿捏得非常準確的。
文天祥有兩個弟弟，二弟文璧在元軍猛攻惠州時開城投降了，三弟文璋終身不仕。文天祥認可他們的選擇。他不是那種為了清譽犧牲一切的道德狂，他自己盡忠殉國，並不要求別人也跟他一樣。1281年，他在寫給繼子文陞的信中說：“汝生父(文璧)與汝叔(文璋)，姑全身以全宗祀，惟忠惟孝，各行英志矣。”
好一個“惟忠惟孝，各行英志”!這一點，同明人方孝孺多麼不同!方孝孺為了成就自己的清譽，竟讓他的親友“十族”八百七十三人一一罹難。
有人感嘆地說：“國難之下，文天祥三兄弟，或殉國，或投降，或歸隱，做出了迥然不同的人生選擇。這可能更加反映出人性的複雜和真實。而文天祥的寬容體諒，更讓我們在他高高的道德聖像之外，看到了一顆有情有欲的柔軟的英雄心。”
當然，也有人認為，文天祥死前出現一絲猶豫，也是可能的。因為，在他們看來，世界上沒有不怕死的人，只有不向死亡屈服的人。真正的英雄決不是永無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罷了。即使文天祥在死亡前信仰鬆動，閃現出一絲求生的念頭，也合情合理，無損於文天祥形象光輝，而是更符合人性的真實，讓人更覺親近，更加感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