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天祥四柱算命準確率百分之九十八
引導語：南宋傑出的愛國詩人、民族英雄文天祥有一句勵志的愛國名言“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除了會寫詩還會算命?而且算命準確率百分之九十八?我們一起來了解。
“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這是南宋傑出的愛國詩人、民族英雄文天祥留下的名言。狀元出身的文天祥官至丞相，封信國公，面對國家危亡，他臨危不俱、視死如歸，表現了堅貞不屈， 大義凜然的民族氣節。文天祥出生於江西廬陵。小時，文天祥的父親就開始精心培養他。《四書》、《五經》是文天祥從小必修之課。文天祥小時，尤其喜愛群經之首的《易經》。文天祥四柱算命準確率百分之九十八。
文天祥在《贈談命朱斗南序》中說：
“天下命書多矣，《五星》勿論，若《三命》之說，予大概病其泛，而可以意推出入，禍福特未可知也。
“惟《太乙統紀》，鉤索深遠，以論世之貴人，鮮有不合，然閭閻賤微，有時而適相似者，倉卒不可辨。
“予嘗謂：安得一書為之旁證，以窺風造化之庶幾哉!
“最後得朱斗南出《白顧山人秘傳》一卷，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豎，錯綜互動之中，論其屈伸。刑衝六害，察其變動，生旺官印空， 而為衰敗死絕破。祿馬不害為貧賤，孤劫未嘗不富貴。盈虛訊息，觀其所歸，和平者為福，反是為禍。其言親切而有證，予切愛之。獨其所著之文，可以意得，不可以辭解，乃循其本文，變其舊讀，概之以其凡，表之以其例，其不可臆見者闕疑焉。《統紀》十干，幹各一詩，其辭雖若專指一干而云，而十干取用，無不相通，古詩雖以百數，其大指數十而已，亦復如《白顧》之列，別為之篇，以附見其後，使兩書貫穿於一人之手，彼此以補其所不及，年月日時，雖相去一字之差，而於銖兩輕重，為不可誣矣。
“斗南，吉永人，拔起田間，談命皆自得之妙。
“予謂：初事《統紀》，失之者十之二三，繼得《白顧》書，失之者百之二三也。
“予觀斗南用二書奇中，所不在論，偶然而不中，則反求之吾書，書未嘗失，顧用書者或未盡耳，予又恨《白顧》書有闕疑也，天命之至矣，出於人之所俄度者，不可一言而盡也。吾所見斗南論命，就其一家，真白眉哉，是為序。”
文天祥把《太乙統紀》和《白顧山人秘傳》兩本書有機的統一起來，失算率由原來的十分之二三提高到百分之二三，也就是說四柱算命準確率百分之九十八。但文天祥似乎還對微小的推算誤差不滿意，以期精益求精。但是他寧願相信是天命之至，出於人之所俄度者。誠如紀曉嵐所說“不驗者天之微妙斯存”。
考劉基託名宋京圖撰《滴天髓》有十天干歌訣與全文風格迥異，或源於《太乙統紀》十干詩。從《白顧山人秘傳》“孤劫未嘗不富貴。盈虛訊息，觀其所歸，和平者為福，反是為禍”看，文天祥的八字推算已經以用神理論為綱了。“以十干，十二支，五行，二十七字，旁施午豎，錯綜互動之中，論其屈伸。刑衝六害，察其變動”，這說明當時的運算程式已經相當具邏輯性和數學性，完全具備科學的特徵。
實際上唐李虛中的四柱運算體系就已經是高階邏輯化與數學化的命理學了，只是過於繁雜，常人無法掌握。韓愈評價李虛中曰：“(虛中)年少長，喜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值日辰支幹(既時辰)，相生勝衰死相王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起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義，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錯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之校得失。”(《韓呂黎文集》)。
我認為元末明初劉基的《滴天髓》與南宋文天祥專攻的《太乙統紀》和《白顧山人秘傳》一定有嫡傳的關係，而《太乙統紀》和《白顧山人秘傳》則來源於李虛中的體系。
時下易學命學新派理論氾濫成災，對傳統學說幾乎全盤否定，這些標新立異的理論自相矛盾、不合邏輯，隨著實踐的深入大都會被淘汰。這也是民族虛無主義思潮在易學界的表現，由此導致國學衰微。
對待國學正確的態度是，首先要全面繼承，這需要很長時間。絕不會象某人說的“用三個月的時間”就“跨過了古人三五千年”。
全面繼承後能否有所創新呢?繼承不了，談何創新?以《黃帝內經》為例，五千年來有幾人通達?誠如梁漱溟先生所說，中國文化是人類的早熟文化。
梁漱溟一生主要研究兩個問題:一個是人生問題，一個是社會問題。他認為，人類生活有三大問題，即人對物、人對人和人對自身生命的問題。同時，人類生活有三種根本態度即意欲向前要求、意欲調和持中與意欲反身向後要求。近代“西洋文化”以第一種態度解決第一個問題，中國文化與印度文化分別以第二、三種態度解決第二、三個問題，於是人類文化演變為三大系。由於三大問題深淺不等，其出現時期應有先後。他認為，以近代“西洋文化”為代表的人類第一期文化尚未完成，而中國人不待走完第一期就直接進入了第二期。中國文化是人類文化的早熟，於是出現了短絀的一面，即幼稚、衰老、不落實。所以，“落於無發展前途的消極”。但人類文化終歸要進入第二期，那時中國的人生態度必將取代第一種。因此，未來的人類文化必將是中國文化的復興。
文天祥真情實錄 感人肺腑
千秋美文：文天祥“《指南錄》後序”。今譯如下：
宋恭帝德佑二年正月十九日，我(原作者文天祥自稱，以下同此)被任命為右丞相兼樞密使，統帥全國各路軍隊。當時，元兵已逼近都城臨安附近，應戰、守城、遷都都來不及進行。大小官員聚集在左丞相府，不知如何是好。時逢雙方使者往來頻繁，元人邀請宋朝當政者相見會談。眾人認為我去一趟，可以解除國家的禍患。國勢已到了如此地步，我不能只顧惜自己的生命，料想也可以用語言來打動元人，使他們改變主意。先前的使臣奉命往來，沒有被元人扣留不回的，我也想趁機觀察一下元人的情況，回來後，好尋求挽救國家危亡的辦法。於是，我辭去右丞相職務，第二天，以資政殿學士的身份，前往元人軍中。
剛到元人軍營時，由於我大膽陳辭，慷慨激昂，敵人從上到下都非常震驚，不敢貿然輕視我朝。不幸的是，呂師孟先前就和我結下怨仇，後來，賈餘慶又媚敵投降!我被軟禁起來，不能回朝。國家局勢更加不可收拾。我自知不能脫身，索性上前，責罵元軍統帥不講信用，列舉呂師孟叔侄背叛朝廷的罪行。我只求一死報國，不再考慮個人利害得失。元人表面上雖然尊敬我，實際上卻恨得要命。兩個元軍將領，名義上是在客館中陪伴我，夜裡卻派兵把寓所團團圍住，致使我無法回國。
不久，賈餘慶等人以祈請使的身份，北赴元京大都，元人強迫我和他們同行，但又不把我列在使者名單之中。按理，我應該自殺，但還是含垢忍辱同行了。前人說：“含垢忍辱的活著，是想要有所作為。”到鎮江時，我得到一個機會，逃往真州，立即把元人的軍情虛實，全部告訴了淮東、淮西制置使，和他們相約，聯合各軍大規模反擊敵人。恢復國家的機會，或許在此一舉。
停留了兩天，駐守揚州的淮東制置使，下達了殺我的命令。不得已，我改名換姓，隱蔽蹤跡，在草叢中行走，露宿野外。每天在淮東路一帶，為了避免元人騎兵追捕，元兵來時，我潛伏下來，元兵走後，我趕緊趕路。困窘飢餓，無依無靠，敵人追捕又急，天高地遠，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答，真是毫無辦法。後來，我弄到了一隻船，避開敵人佔據的沙州，出長江口以北的大海，然後渡長江，進蘇州洋，輾轉寧波、天台，到達溫州。
哎!我面臨死亡的威脅，不知有多少次了。斥責元軍統帥，當死;痛罵降賊，當死; 與敵將同居二十天，爭辯是非曲直，多次當死;離開鎮江時，懷藏匕首，以防不測，幾乎自殺而死;從元軍的戰船邊走了十多里，被巡邏船搜捕，幾乎投水而死;在真州，被守將趕出城外，幾乎走投無路而死;到揚州，經過瓜洲揚子橋時，如果碰上敵人哨兵，沒有不死的.;在揚州城下，進退不能自主，幾乎同送死一樣;坐在桂公塘的土圍中，幾千騎兵從門前經過，幾乎落入敵人手中而死;在賈家莊，幾乎被巡邏兵侮辱迫害而死;夜奔高郵，迷失道路，幾乎陷入迷途而死;天剛亮時，為了避開敵人哨兵，躲進竹林中，碰上幾十個巡邏兵，幾乎無處可逃而死;到了高郵，淮東制置使追捕的公文下來，幾乎被捉拿囚禁而死;船行城子河，在亂屍中出入，坐船和敵人的哨兵彼此或先或後，幾乎送掉性命;到泰州，和在高郵的遭遇一樣，常恐無緣無故而死;經過海安、如皋，共三百里路程，元軍和盜匪往來其間，沒有一天不遇到死亡的威脅;到通州，幾乎不被守將收留而死;乘小船在巨浪中航行，實在是出於無可奈何，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哎!生與死是晝夜之間的事，死了也就算了，我所遇到的險惡處境，反覆錯雜的出現，不是人所受得了的。痛定思痛，這種痛苦又是多麼深啊!
我在患難途中，有時寫詩來記述自己的遭遇，現在還儲存著這些詩稿，捨不得扔掉。在路上，我親手抄錄：出使元軍，被元人拘留在北門時，寫的詩是一卷;從北門外出發，經過蘇州、常州、渡瓜洲，再還鎮江，寫的詩是一卷;從鎮江逃脫，走真州、揚州、高郵、泰州、通州，寫的詩是一卷;從海上到溫州，來福州，寫的詩是一卷。我要把它們藏在家中，使後人讀到後，同情我的遭遇，明白我的心意。
哎!我能活著是僥倖的事。但這樣僥倖活下來，能有什麼作為呢!作為臣子，皇帝遭難受辱，死有餘辜;作為兒子，用受之於父母的身軀，去冒險而死，則要受到指責。我向君王請罪，君王不同意;我向母親請罪，母親不允許。在先人墳前請罪，活著沒有拯救國難，死後變成厲鬼，也要去殺敵，這才是義的表現。我要託上天之靈，賴祖宗之福，整修武器跟隨君王去作戰，並作為軍隊的先鋒衝鋒在前。雪洗國恥，恢復高祖天下。所謂誓不與敵共存亡，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這也是義的表現。哎!像我這樣的人，不管死在哪裡，都是死得其所。先前，如果我葬身草野，雖然自己光明磊落，無愧於心，但不能據此在君王和祖先面前掩飾自己的過失，否則，他們該怎樣看我啊!實在沒有想到，我逃回宋朝後，又重新穿上故國的衣服，重新見到宋朝皇帝，使自己早晚都能歸葬故鄉，我還有什麼遺憾呢?我還有什麼遺憾呢?
這一年夏季五月，改年號為景炎，廬陵文天祥為自己的詩集作序，詩集名叫《指南錄》。
【筆者附言】
《指南錄》詩集共四卷，是文天祥受命出使元軍、被扣押北行和中途脫險過程中所作。因其《揚子江》一詩中有“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誓不休”的句子，以表明他對南宋王朝的赤誠忠心，所以把詩集定名為《指南錄》。詩集有自序二篇，這是《後序》。此文追述作者與敵人作鬥爭以及逃出敵手、九死一生的歷險經過。它不僅是個人經歷的記敘，同時也是一篇真實的歷史文獻，是作者“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輝人格的具體寫照。
全文由三部份組成。第一部份，以前後串敘的方式，記述自己出使元營而被扣留和逃脫的經過;第二部份，以列舉事實的方式，集中敘寫歷經艱險、九死一生的遭遇;第三部份，以集中概括的方式，抒寫自己熱愛祖國的深厚感情。文章敘議結合，感情真摯。尤其寫逃歸途中所面臨的十八次幾乎死難的情景，一連用了二十一個“死”字，句子短促，節奏緊迫，形成動人心魄的藝術效果，慷慨悲壯，可歌可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