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改革失敗的啟示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號半山，臨川(今江西撫州市臨川區)人，北宋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學家、改革家。以下是小編J.L分享的王安石改革失敗的歷史啟示，更多雜文閱讀請您繼續訪問(www.ruiwen.com/wenxue)。
一
王安石在宋神宗登基後的熙寧二年(1069)被神宗起用，召至汴京任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相當於副宰相)。熙寧四年至熙寧九年(1071—1076)，先後兩次擔任執政的宰相。他為挽救當時在內憂外患中積貧積弱的國家，在神宗皇帝的支援下，進行了一次涉及國家政治、經濟、軍事與文化教育的大改革。那次改革的性質、規模與其激烈程度，不僅在中國古代的封建王朝歷史上是空前的，就它的精神影響來說，它還一直延伸到近現代，其歷史聲譽，甚至超越了中國的國界。
可是，那一次改革，畢竟由於時代環境的不利因素太多，改革不能不從一開始就陷入步履艱難的困境。一則，宋朝當時所面對的問題，承襲了過於沉重的歷史負擔：兵弱而敵強，民窮而官冗。朝廷中複雜的朋黨關係與病態的封建官僚體制所難於克服的“窩裡鬥”內耗，也使得改革者的政令施為，不能不為之作無效的消磨與被陽奉陰違地扭曲。再則，由於朝廷中既得利益的權貴勢力過於強大，士大夫官僚階層的主流意識與社會上的民風習俗，也早已在象數迷信等的浸染下，形成了一種聽天由命、懈惰無為、因循守舊、苟安偷樂、麻木不仁、得過且過的精神狀態。因而，改革的程序，每一步都不能不在為克服守舊勢力阻礙的權力鬥爭中艱難地行進。而由於這樣的改革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不可能不有經驗不足與用人不當的失誤，也就不能不給反改革勢力的攻訐破壞留下了可乘之機。加之，一連幾年的旱蝗災害，使農業歉收，舊派把災害的出現，全都歸罪於“新法”，甚至認為災害是上天示警。後來，在改革遭到舊派的群起圍攻時，改革派內部也出現了意見不和，神宗也不能不有所猶豫。改革遇到了出乎王安石意料之外的困難，他只好採取“避位讓賢”的態度辭去相位。最後，這一次激進的改革，在王安石罷相和神宗皇帝三十八歲英年早逝以後，終於在幼主登基、太皇太后垂簾聽政的情況下，讓司馬光擔任了宰相，反改革的舊派官僚聲勢煊赫地相率還朝。這樣一來，在舊派對新派的反攻倒算與無所不用其極的攻訐誹謗聲中，王安石的改革運動便被顛倒黑白地斷送了。“新法”被全部廢除，“新人”被大量貶逐，神宗和王安石所任用的得力將領王韶等人，透過激戰，打敗吐蕃才奪回來的五個州、兩千多里的國土(是防衛西夏的軍事要地)，按司馬光的主張，也要全部拱手送還敵人。(後來，雖然明的沒有那樣送，但隨著王韶調職，主將易人，整個改革所取得的“富國強兵”的成果，連同“熙河大捷”所形成的“北宋中興”的形勢，等於是被全部砍掉了。)而在“新派”被貶“舊派”上臺以後，宋朝的政治日趨紊亂，兩派的黨爭日益糾結，在元祐、紹聖間的“黨禍”翻覆中，國勢日益衰敝。到哲宗去世徽宗即位之後，不到三十年，在金兵入寇、徽欽二宗被擄的靖康元年，北宋就被滅亡了。王安石的“改革”好像曇花一現，變成了一場留下無窮遺恨的歷史悲劇。
無論古今中外，一個國家的“改革”，總是在國家陷於極其嚴重的困難或危機四伏的時候，才會啟動的。如果一切都是順順暢暢的，大家都可以高唱太平歌或悶聲發大財，誰還會想到要“改”什麼“革”呢?可是，王安石所處的那個時代，卻又有一個詭秘得叫人嘆氣的特點：北宋的危機是潛伏在“澶淵之盟”後，所謂“宋遼約為兄弟”，“百年無事、承平日久”的表面現象之下，“改革者”曲高和寡，而“反改革勢力”則已經盤根錯節地在朝廷中結成了十分龐大的官僚朋黨。而且，這些反改革勢力的代表人物，不僅位高權重，對朝廷曾有過顯赫的功勞，在社會上也有很高的聲譽。比如，富弼、韓琦，都是朝廷重臣。尤其是司馬光，是《資治通鑑》的作者，著名的史學家，是當時朝廷反改革派的領軍人物。又如蘇軾、蘇轍兄弟，都是當時聲名遠播的文學家。還有程頤、程顥、邵雍那樣的道學大師和文彥博那樣在朝廷中名望極高賓從甚廣的官場核心人物。這些人，在當時，無論是在皇家貴族或平民百姓的眼裡，一向都被視為正人君子，並不能算壞人，可他們卻都是當時反改革的舊派代表人物。他們不僅全部廢除“新法”、抹殺王安石改革在當時所取得的“富國強兵”的成果，而且，在王安石被迫罷相、神宗皇帝英年早逝以後，他們竟然把依據王安石所記神宗朝歷史事件寫成的《實錄》材料完全刪掉，而把司馬光所記一面之詞的《實錄》作為依據，再摻雜一些在司馬光《涑水記聞》和邵雍的兒子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兩書中捏造的流言蜚語，把神宗朝歷史完全寫成了以誹謗王安石“新法”為目的的“謗書”。
這些書，當時雖然也起了一些“起爭議、樹正氣”的作用，但宋朝亡國以後，王安石關於神宗朝的《實錄》材料已經被譭棄無存，元朝依據反改革派和他們的後人所提供的材料所修成的《宋史》，就完全成了顛倒是非、把傳言誹謗當事實的“謬史”。其中，尤以把宋朝亡國的責任歸罪於王安石的改革，把追隨王安石之後力圖恢復新法的章惇等人列入“奸臣傳”，把推動最後一次北伐被內奸謀殺的南宋唯一主戰派宰相韓侂冑也列入“奸臣傳”，可算最荒謬絕倫的史筆。而這荒謬絕倫的史書所傳播的荒謬觀念，竟流傳了近一千年而無法改正。雖然在當時和後世都有陸佃、陸九淵、顏習齋、李紱等著名學者的公正辯駁，但由於史傳相沿已久，後世習非成是，反駁的意見，竟無法消除《宋史》謬誤觀念的流傳。由此可見，在習慣於守舊的中國，做一個從事於政治體制改革的政治家，不僅在他生前要經得起攻訐誹謗、造謠誣衊的種種中傷與陷害;在他死後，後人要想為他辨明是非爭一個公正的對待，留一個清白的名聲，都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王安石在宋神宗死後、哲宗登基的元祐元年(1086)去世。他親眼看到了自己推行的改革所取得的富國強兵的實際成效，也經受了新法被全部廢除的沉痛打擊。儘管在他執政的時候，遭到舊黨不遺餘力的攻訐，但是，他的人品與學識，卻是連他的政敵也無法完全抹殺的。他九年之中，兩為宰相，到罷相歸隱時，仍然沒有多少私人財產。他生活簡樸，一生不坐轎、不納妾，在古代的宰相中是極少見的。他辭官歸隱後雖然表面上寄情山水，淡化名利，但他內心中對改革失敗國家瀕於危亡的情勢，是深懷隱憂並感到異常傷慘的。這從他的《桂枝香·金陵懷古》歌曲的後半闋中可以看到：“念往昔、繁華競逐，嘆門外樓頭，悲恨相續，千古憑高，對此謾嗟榮辱。六朝舊事隨流水，但寒煙、芳草凝綠。至今商女，時時猶歌，後庭遺曲。”在這樣的句子裡，所表現的是，他分明感到，在他早年《上仁宗皇帝萬言書》裡面早已預見到的亡國危機，隨著他輔佐神宗皇帝的執政過程中，改革事業遭到權貴官僚們的破壞而陷於失敗，這國家的情勢，顯然也會像“六朝舊事”那樣“悲恨相續”地發展下去。面對著“至今商女，時時猶唱，後庭遺曲”的六朝亡國遺風，他不能不感到自己已經無法挽救國家危機、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國家衰敗下去的內心難以忍受的痛楚。這位大改革家的這種悽愴心境，在當時，可能只是他個人孤獨無助的傷懷，內心瀝血的自語，在他的周邊環境中，是無人理解他的。
二
我們在千秋之後來回望王安石的改革，也不能不為王安石感到難受。因為，他的那些改革主張，原本是不應該失敗、至少是不應該完全失敗的。如果與他同時代的北宋士大夫對國家危機略有與他相近的憂患意識，那麼，大家齊打鼓、齊敲鑼、齊心協力一起幹，誰也不給改革拆臺。即使王安石的“新法”有不夠完善的地方，大家在實踐中一步步地修正，便會使它逐漸完善起來，豈不既有利於國家，也免得在幾十年“窩裡鬥”的折騰中，舊黨新黨，你鬥我，我鬥你，鬥來鬥去，大家都被弄得灰頭土臉，甚至妻離子散、在長年的貶謫播遷中悽悽慘慘地死去，最後兒孫也都作了亡國的臣民。想想，神宗是那麼好的一個改革皇帝，王安石是那麼好的一個改革宰相，偏偏遇上滿朝的一大批反改革臣僚，到底是誰安排了這改革失敗的命運呢?難道真的是無法逆轉的“天數”和“天命”嗎?
王安石的那些改革主張原本不應該失敗、至少不應該完全失敗，這是有歷史事實依據的。因為北宋那些大臣，雖然對王安石的“新法”(包括“青苗”、“僱役”、“市易”、“均輸”、“農田水利”、“保甲”、“保馬”等十餘項)都持異議，但反王安石反得最瘋狂的，就是反他的“青苗法”。而“青苗法”，對應於封建時期小農經濟的情況，實際上應該是利國利民的上善之法。王安石是先在他當鄞縣令時，作了實驗，取得了實效，為農民所歡迎，然後，才在他當宰相時向全國推廣的。“青苗法”的用意其實非常簡單，就是在農村“青黃不接”的時候，給農民發放貸款，讓農民渡過難關，免得去受高額貸款的盤剝，更免得當田賣地，遭到大戶的兼併。這貸款似乎是以農民的“青苗”作抵押，故謂之“青苗錢”。到秋收時，農民收了糧食，歸還貸款，國家可以收到二分息，對國家財政是一筆不小的進賬，也是“青苗法”賴以持續施行的保障。這豈不是利國利民嗎?所不利的，只是不利於地主、大戶，使他們失去了用高額貸款盤剝農民，以及在逼債時可以兼併農民土地的機會。
宋朝的大臣們，其所以群起反對“青苗法”，就因為他們沒有哪一個不是大地主、大財東，“青苗法”把他們可以從農民身上盤剝的錢，轉到了國家的財政收入去了，他們當然要群起而攻之。對於這個秘密，神宗皇帝是做了調查的。據《宋史》說，神宗問文彥博：“新法於士大夫誠有不悅，然於百姓何所不便?”文彥博回答說：“陛下為與士大夫治天下，非與為百姓治天下也。”大概就由於神宗皇帝摸到了這個底，所以他始終相信王安石是為皇帝、也為百姓治天下，其他任何一位大臣反對“新法”、反對王安石，他就讓他走人。——在這一點上，神宗是非常堅決的，無論韓琦、富弼、司馬光、文彥博以及蘇東坡兄弟，凡是反對“新法”的，他一個不留地外遷或貶官下放，放出汴京，不讓他們干預朝廷大事。而對王安石則言聽計從，待以“師臣”之禮。一直到王安石再次請辭相位以後，仍然多次派人慰問、送湯藥，並迭贈舒國公、荊國公尊號。一直到神宗皇帝元豐八年晏駕，他對王安石的`情誼，是始終不渝的。像這樣的君臣關係，在中國古代那二千幾百年的歷史上，可以說是僅有的一例。如果丟開封建時代的君臣關係不說，他們實際上就是兩個志同道合的致力於改革的改革家。
王安石活著的時候，雖然一直受到反改革派群僚的攻訐，但後來那些反改革派也因此而倒了大黴。就因為他們既要不顧一切地攻訐王安石，便免不了涉及攻訐神宗。因而在神宗的兒子哲宗從太皇太后手裡接過權力“親政”以後，他立即把年號改元“紹聖”(紹，續也。紹聖，就是要“紹前聖之大業”，即要繼承他父親神宗皇帝的革新大業)，他重新起用改革派，重新把反改革派貶逐流放出去，北宋後期的“黨爭”就因此而更加變成了冤冤相報的孽結。而冤冤相報的結果，是使國家權力逐漸從“新黨”、“舊黨”士大夫的播弄，轉移到了長於投機倖進的蔡京等人的手裡。到哲宗去世(他十歲登基、十八歲親政、二十五歲去世，還沒有到而立之年，只能算是個夭殤了的短命主子)，在他母親(向太后)的主持下，傳位給他的弟弟徽宗(一個藝術上的天才，而政治上昏懦無能又荒淫奢靡的亡國之君)，北宋的朝廷便只能在“導君於惡”的蔡京等人的操縱下一步步走向滅亡了。
神宗皇帝的英年早逝，給朝政的改革造成了“天變”式的打擊，而哲宗的早死更使得遭到沉重打擊後的改革派，又一次面臨著“無力迴天”的情勢。這兩代皇帝的短壽，誰也說不清是不是“天命”或“氣數”。但王安石在太皇太后秉政的元祐元年就已經去世，哲宗朝的黨禍，以及後來徽宗朝的亂政，實際上都與王安石無關。而且，假如不是徽宗聽信讒言，把改革派宰相章惇貶出朝廷，朝政不致任憑蔡京播弄，北宋也許還不會亡得那樣快。
關於王安石被《宋史》埋沒的改革成果，以及蔡京得到朝廷重用與王安石有無關係，這兩個問題，在梁啟超《王荊公》一書及其所引用的蔡上翔《王荊公年譜考略》中，有非常明確的辨白。蔡氏不僅反駁了《宋史》對王安石的種種誣衊，而且具體地拆穿了舊派誣衊王安石的那些卑鄙手段。在《王荊公年譜考略》一書的後面，附錄了寫在楊時(字龜山)《論蔡京疏》後面的一段文字。這段文字極短極精粹：
“荊公之時，國家全盛。熙河之捷，拓地數千裡，宋朝百年以來所未有者。南渡以後，元祐諸賢之子孫，及蘇、程之門人故吏，發憤於黨之禍，以攻蔡京為未足，乃以敗亂之由推原於荊公，皆妄說也。其實，徽、欽之禍，由於蔡京;蔡京之用，由於溫公;而龜山之進，又由於蔡京;波瀾相推，全與荊公無涉。至於龜山在徽宗時，不攻蔡京而攻荊公，則感京之恩，畏京之勢，而欺荊公已死者為易與，故捨時政而追往事耳。……”
蔡上翔稱讚這一段文字“此高識宏論也”，算是用這一段當時人的揭秘文字，為沉埋了近千年的王安石被冤誣的原因，提供了一個透視歷史的顯微鏡。原來，把徽宗皇帝引向奢靡誤國以致亡國的蔡京，其所以當了宰相，正是司馬光(溫公)把他推上去的。因為他是元祐朝廷中，第一個積極執行司馬光廢除新法恢復舊法的積極分子。而把北宋靖康亡國之禍的原因，不歸罪於蔡京而要“推原”於王安石的變法，則是因為作出這種主張的楊時(龜山)，正是蔡京把他推上政治舞臺的。由此可見，《宋史》的顛倒是非、淆亂視聽，就因為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不僅用盡機謀反對變法，而且由廢除新法而導致北宋亡國以後，他們的門人故吏及其子孫後代，還企圖把亡國的罪責，推到王安石的頭上，而把他們自己應該承當的罪責，則湮沒在一大堆謊言妄語之中。正是他們在中國歷史傳承中，把董狐、司馬遷以及歷代史官追求“直筆”、“信史”的史學傳統，糟蹋到無以復加和掃地以盡的程度，才創造了扭曲歷史的種種魔法。而更可悲的是，這種種魔法，一直流傳到後世，雖然早已被大家識破甚至為大家所恥笑，卻仍然有人認為它是可以作為“進身之階”、可以靠它“牟名竊利”的非常有用的“貼面史學”。以謊言掩蓋歷史事實，以謊言欺騙子孫後代，這種“瞞與騙”的史學，衣缽相傳，宗祧不絕，至今貽害千秋，真使人不能不為之拊膺一嘆，放聲一哭。
三
不過，我們今天在千秋之後來回望王安石變法的失敗，除了新舊黨爭的是非之辨必須釐清訂正以外，對其深層的歷史原因，也必須有更進一步的新的探索。因為，歷史上的大事件其成敗得失往往是主客觀的多重因素互動作用演變而成的，並不只是單線性的起於一點終於一端，或成於一言而敗於一事。王安石在推行新法時，所依靠的是當朝皇帝的權威力量。他的行為方式，也是一種古典的“權威主義”方式。在中國漫長的古代歷史上，帝王的專制權力，是被公認的至高無上的權力。任何政治施為，沒有皇帝的權威認可，是不可能實行的。王安石雖然只是處於輔佐皇帝治理國家的“宰相”的位置上，但他對自己在這一改革運動中的權威地位，卻是下了功夫來精心塑造的。
首先，他透過奏議及召對時與皇帝的對話，把自己的改革主張與富國強兵的目的，向年輕的皇帝全面地講述了一遍，實際上就是使皇帝透過這樣一個學習過程，領會了改革的意義，堅定了改革的信念，從而在皇帝心中，轉化成為了他實行改革的意志與排除阻力的決心。——這一套作法，就是儒家所謂“為帝王師”的做法。也就是說服皇帝、影響皇帝乃至駕馭皇帝的“儒術”之第一法式。
其次，是建立新的集中權力的機構。他透過設立“制置三司條例司”，把原先與宰相分權並立的掌管鹽鐵、戶部、度支的“三司”權力，歸併於這一新機構的統領之下，由自己推薦的人掌管，實際上就是把國家的資源管理、財政稅收與國庫收支結算的大權集中起來，使之成為聽命於宰相的推進改革的權力機構。——這樣的集權措施，是王安石以前的那些宰相所不曾有過的。
再次，就是向皇帝推薦“新人”建立實行改革的“核心團隊”。王安石本來是謙謙君子，並不是政治野心家，他並沒有想要建立一個“新黨”。但是，當王安石被神宗越次啟用，一步登天地作了宰相的時候，面對滿朝中的守舊官僚，他若不採取“用新人、行新政”的方式，改革就根本無法進行。所以，他不能不透過自己的遴選識拔，把一些有才能的、有改革意志的人，安置到朝廷的重要位置上，任用他們來推進改革。這樣，在客觀上，也就不能不形成與朝廷舊的官僚朋黨相對立的“新黨”。
有了這樣的權威地位、權力機構和執行改革任務的新班子，王安石在朝廷中的發號施令，自然是可以力排眾議的。可是，他沒有料到他的這種“權威主義”工作方式，儘管在朝廷中樞決策層面上，可以依靠神宗的權威把反改革的阻力輕易地排除掉，可要把新法貫徹到全國各地的城鄉基層去，中下層官僚的阻力，是遠比朝廷議事複雜得多的。正如所謂“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一樣，中層官僚可以採取擱置、延宕、爭議、推諉等故意“不作為”的方式，一面對新法表示抵制，一面上書言事，說新法“違反祖制、侵官生事、徵利斂財、擾民招怨”等等，把新法說得處處“不便於民”，要求朝廷停用新法。下層的官僚則可以採取陽奉陰違、瞞天過海、以類似於“驅牛鬧市”、“引火燒房”等各式各樣“亂作為”的方式，故意把新法扭曲成“惡法”。例如把青苗錢由貧苦農民自願借貸，改成向包括富裕農戶在內的所有農戶強行攤派，或把二分息加成三分，加重農民的負擔;或遇上災害，收成不好，貧苦農戶一時還不起貸款的時候，就加以鞭撲逼迫，造成人為的民怨。然後向上司申報，說“青苗法”行不通，以此來製造出民間反對“青苗法”的輿論。類似這樣的不作為和亂作為，對“青苗法”的推行，其破壞作用是王安石原先根本沒有想到的。
在涉及國家全域性性的重大改革的程序中，王安石原先在作鄞縣令時，採取類似“摸著石頭過河”的謹慎態度實驗過的、被農民歡迎的良法，到這時候卻突然遇到了意外的困難。照說，青苗法在小農經濟中應該是可以普遍推行的上善之法，決不會產生“南橘北枳”的變異。那麼，青苗法在中下層所遇到的困難，便只能歸咎於中下層官僚的梗阻與破壞。為什麼王安石的“權威主義”工作方式，在順利衝破高層決策時的阻攔以後，在遭遇中下層的梗阻與搗亂時，“權威”的作用竟然會層層遞降，甚至在某些地方，會有些“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的意味呢?原因何在?現在客觀地看來，從上而下的“權威主義”工作方式，如果沒有獲得底層人民群體的熱情擁戴，便不能造成上下一心的大勢。在施政過程中，便反而會有因人民群體被中下層官僚欺騙綁架而一同來阻撓改革的可能。一旦形成了人民群體被官僚愚弄的這種局面，改革的困局便難於突破。而要獲得底層人民群體的擁戴，必須事先把“新法”於人民群體有利的政治經濟內涵，向人民群體作透明的宣示。使人民對改革的真實意義有透徹的瞭解，這樣，人民群體不致被中下層官僚所愚弄，中下層官僚的阻撓，便會因失去依據而容易被揭露和打破。可見，王安石在改革進行之初，單純依靠皇帝的權威而沒有把新法利國利民的宗旨，透過有志於改革的社會清流、廉明吏士，向底層人民作廣泛深入的宣傳解釋，以喚起人民對改革的呼應。這是這次改革倉促上馬、缺少了一個社會精神動員與政策公開化環節的失誤。
由此可見，王安石的“權威主義”工作方式，實際上潛在著的危機是非常嚴重的。一旦皇帝去世或皇帝失勢、或由於皇帝動搖、皇帝變心，圍繞在皇帝周邊的皇族和反改革舊派大臣，必然會立即內外合謀、促成領導改革的“權威集團”之解體，並立即“變天”，變成一個使改革派措手不及的全盤崩潰的結局，這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已經是一個昭昭在人耳目的客觀規律性現象。歷史上的改革家商鞅、王安石以及王安石之後的張居正、康有為和梁啟超，都沒有能打破這一規律的羈絆，這說明中國歷史上政治改革其所以不如民主革命運動之能躋於成功，就因為過去封建士大夫的政治改革，是沒有社會群眾基礎的。改革家的立足之地並不牢固，僅僅依靠皇帝的支援來進行改革，即使掌握了執政大權，也只是一種“幕燕危巢”式的處境，是經不起一場大風的。所以，王安石改革的失敗，可以說是，雖然“得其君矣”，卻並沒有能“全得其士、全得其民”，以致一旦皇家內部發生變異，“權威主義”的改革便無法持續下去。而且，這種中途變異，是王安石只能預料而不能預防的。它是一種潛在的危機，除非皇帝在位時能剪除皇族和朝廷內部的反改革勢力，這危機便無法避免。這是王安石改革失敗的另一個歷史教訓，同樣是最值得重視的。
連結閱讀:王安石誤遊桃花源?
《即事》王安石(宋)
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縱橫一川水，高下數家村。靜憩雞鳴午，荒尋犬吠昏。歸來向人說，疑是武陵源。
凡是詩人，都有山水情懷，因為山水田園蘊含了人類嚮往安寧、和平、愜意的審美需求，《桃花源記》裡的漁夫之所以走入桃花源，也是因為落英繽紛的景象符合了他嚮往恬靜生活的審美需求。
話說某年，北宋政治家、詩人王安石行走在春天的鄉野。這是一個春風沉醉的春日，走在暖和的鄉間小路上，綠草生得十分豐茂，踩上去感覺厚厚的，很紮實，而一路上的山花怒放，在春日的照耀下格外豔麗紛繁，令人目不暇接，“徑暖草如積，山晴花更繁”，呈現在眼前的是一副明麗而富有溫度的遊春圖卷。
別看王安石是個文藝男，可他是很有空間方位感的，其實，想要做好一個詩人，也得有幾何概念，例如王維的“大漠孤煙直，長河落日圓”，簡單幾個線條，就把大漠的輪廓勾勒清楚了，王安石當然也不例外。放目所及，首先看到是縱橫方向的河流，或南北，或東西，流淌而過，“縱橫一川水”。接下來就是上下的空間，王安石在這個空間裡安置了幾家村落，“高下數家村”，沿著河流，在山花掩映下，高高低低分佈著幾個村落。如此一來，經緯都有了，一橫一豎，畫面就出來了。而且，漫不經心地，帶出了人煙，讓春日圖有了人味。
王安石的心情也如同武陵人進入了桃花源，於是鏡頭對準了眼前的人家，詩人並沒有直接描述人家，而是描寫他們的家禽和動物，“靜憩雞鳴午，荒尋犬吠昏”。先是中午，整個村落都在懶洋洋的憩息當中，只有家裡的雞在鳴叫，然後到了黃昏，各家的狗到處晃盪，發出吠叫。這兩句詩的內容和風格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想起誰來著?對，想起了陶淵明老師的“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王安石可謂活學活用陶淵明的詩，既沒有抄襲，但意境又相似。
遊歷完這一處美麗的村莊，王安石回來對朋友說：不得了，了不得，今天我誤入陶淵明的桃花源，“歸來向人說，疑是武陵源”。真是王安石糊塗了嗎?不是，而是王安石用“桃花源記”昇華了眼前的美景，又用眼前的美景驗證了陶淵明筆下的桃花源，兩相映襯，美不勝收，可見寫出好作品，既要有文字積累，又要有實踐活動。